中共中央早期机关报《前锋》与陈独秀关系述论

中共三大后出版的《前锋》月刊是中共中央理论机关报。目前涉及该刊的各类著述,多侧重其与主编瞿秋白的关系,而实际上,时任中共中央负责人陈独秀是该刊性质、定位的主要设计者。中共二大后陈独秀已计划创办类似于《前锋》这一讨论“国内外政治经济问题”的理论刊物,体现了他在共产国际影响下对中央党报宣传体系化运作的构想。在《前锋》出版过程中,陈独秀是重要撰稿人,亦参与了编辑、出版工作。该刊致力于从政治、经济层面阐发国民革命的同时,陈独秀等亦对思想文化界动向予以关注,他提出“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表明其在政治革命的论政场域,仍力图在思想文化运动中有所建树。

左翼国际主义运动与中共早期革命者的关系钩沉——以1922年巴比塞致陈独秀的信为线索

1920年法国作家巴比塞联合进步知识分子在巴黎成立光明社,标志着一战后欧洲左翼国际主义运动的兴起。该运动关注文艺领域,以宣扬反战、人类平等和人道主义为宗旨,有别于以政治革命为中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光明社的刊物和沙龙等活动聚焦于文学革命本身,却为第三国际的宣传提供了载体,扩大了国际共运和苏俄革命在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群体中的影响。在与中国学生的接触中,巴比塞开始将目光投向东方。1922年巴比塞致信陈独秀试图在中国建立光明社分社,但无果而终。彼时中国的左翼文化尚不成气候,新生的中共也缺乏引领左翼文化建设的意识。就巴比塞组建左翼知识分子“国际”的理想而言,欧洲和中国的“时差”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

双重身份视域下的陈独秀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1917年陈独秀成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身份给陈独秀带来了新的资源。首先,陈独秀能够以北京大学同人为基础组建《新青年》杂志的核心编辑与作者。其次,陈独秀的个人影响力得到了空前的提升,成为时人眼中的新文化“钜子”。但在新文化运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新旧冲突加剧的情况下,陈独秀的文科学长与思想领袖双重身份之间发生了冲突。面对北洋政府的压力,蔡元培通过解除陈独秀的官方身份作为回应。官方身份的解除加速了陈独秀由思想领袖向革命领袖的转变,其个人身份的转换也为中国革命开辟了崭新的历史篇章。

《新青年》时期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阐释

在中国近代史上,《新青年》作为文化启蒙的重要平台,掀起了一场思想革命,推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青年》时期,陈独秀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传统道德进行了深刻批判和重新解读,主张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为目标指向,构建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新道德体系。陈独秀不仅在理论上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道德本质等一系列问题,还通过具体的革命活动展示了唯物史观的实践价值。他高度重视工人阶级的力量,将马克思主义道德观运用于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中,积极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号召工人觉醒与争取自身权利,为中国工人阶级的解放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指南。《新青年》时期陈独秀对道德问题的思考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为当前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

中共成立前后《广东群报》与广州地方政治生态

中共成立前后的《广东群报》与广州地方社会互动,呈现出地方党报在复杂政治生态下的多重面相。创刊初期,《广东群报》与陈独秀、陈炯明、广州无政府主义者等形成了复杂的人际网络关系。陈独秀赴粤后,《广东群报》与广东工人运动、广州无政府主义、《广州晨报》的互动关系,对于形塑广州地方政治生态发挥了重要作用。陈炯明兵变后,《广东群报》被迫卷入中共中央、陈炯明派和孙中山派三方政治力量博弈中,因其在陈炯明问题上政治立场不明确,加之陈炯明的政治压迫,被迫停刊。通过对《广东群报》的研究,不仅可以呈现出中共成立前后地方政治社会的复杂格局,还展现了报刊对于地方政治生态的形塑与建构。

《中国共产党宣言》起草者再辨析——以陈独秀、李大钊对“社会”概念的使用为中心的考察

对于1920年11月形成的《中国共产党宣言》这一文件的起草者,学界众说纷纭,现有研究一般认为文件起草者应非陈独秀。不过,从陈独秀、李大钊对“社会”概念的使用来看,陈独秀不仅很早便将革命的目标确定为建立一个“新社会”,在一般语境中更既使用指向宏观整体,包含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社会”,又不排斥同时使用与政治、经济并列的“社会”。李大钊则将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创造“新生活”,且惯于使用与经济、政治、文化等并列的具体“社会”,指向宏观时则或用它词,或用社会生活、社会组织、社会制度等。陈独秀对“社会”的认识与《中国共产党宣言》的逻辑架构更为贴合,相较而言更可能是文件起草者。

奠基:中共建党先驱与国民党人的早期合作

中共二大是党倡导统一战线的伟大开端,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建党前夕,即陈独秀、李大钊等建党先驱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之间的早期合作。李大钊最早认识到统一战线的重要性,陈独秀最早将统一战线付诸实践,与其他革命政党合作革命,这成为中共建党先驱们的共同理想。但由于陈独秀、李大钊均缺席了中共一大,致使中共一大作出了“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这一较为极端的规定。根据列宁的殖民地和民族革命思想,在陈独秀主持下,中共二大决定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最终确定了统一战线方针,党的政治主张发生了重大改变。因此,可以说陈独秀、李大钊等建党先驱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人之间的早期合作,为党的二大制订统一战线战略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建党前后马克思主义文献的译介与传播研究——以陈独秀赞助人身份为线索

建党前后,陈独秀以多重身份鼎力支持马克思主义文献的译介、阐释和传播。作为马克思主义翻译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陈独秀组织策划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介出版活动;作为马克思主义媒体人和出版家,陈独秀构建了以《新青年》为中心的红色舆论阵地以及新青年社和人民出版社等机构,为马克思主义译文提供了理想的刊载平台和发行渠道;作为马克思主义撰稿人、评论家和演说家,陈独秀发表了《马克思学说》《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等评论文章或演说,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陈独秀鼎力支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译介和传播活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党的早期革命活动提供了丰厚的理论滋养,也为党百余年来的马克思主义编译出版事业打下了良好基础。

建党过程中陈独秀赞助马克思主义文献的译介和传播活动探析

在建党过程中,陈独秀采取了多元并举的方式赞助了马克思主义文献的翻译和传播活动,主要包括构建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红色报刊传媒平台,为马克思主义文献的译文提供了理想的刊载场所;创建社会主义研究社、新青年社和人民出版社,为《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译著创设了流通发行渠道;通过发表《谈政治》等评论文章,开展《社会主义批评》等演讲,并与无政府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战,以译述的形式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陈独秀赞助马克思主义文献的翻译和传播活动塑造了早期党员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论陈独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陈独秀倡导的伦理革命以变革国民性为宗旨,试图通过人的现代化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走的文化决定论老路,未能突破伦理上的局限。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新制度,陈独秀将经济与革命的关系相结合,旨在消解社会矛盾,完成社会革命,走历史唯物主义新道路。从早期伦理革命过渡至无产阶级革命,陈独秀传领唯物史观的核心要义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他通过参与三次大论战深化了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依据本土情况解释与发展唯物史观,不断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中国化。

论陈独秀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

早期陈独秀倡导妇女解放的伦理思想,力主排除封建礼教的精神束缚,重塑妇女的自我意志与社会的道德风气。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陈独秀以唯物史观的视角关照妇女运动,提出妇女解放要从教育、职业和经济独立三方面的具体实践出发,拓展妇女解放的实践路径。妇女运动要进阶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从社会制度的根源上彻底解决妇女受压迫的困境。只有社会主义制度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妇女事业,使妇女权益得到保障,重构女性伦理观,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妇女的独立与解放。

“南陈北李”的建党逻辑:中国共产党对旧政党的超越

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建党过程中完成了一次逻辑嬗变,即中国共产党对旧政党的本质性超越。在逻辑起点上,“五四”前后国内外革命大势的巨变推动他们从崇仰资产阶级政党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探索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逻辑展开上,他们从解剖由政客召唤的钻营谋私且粗劣羸弱的旧政党,到建构由科学社会主义凝筑、以改造社会且造福人民为己任的强固精密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逻辑旨归上,他们摒弃了缺乏思想建党且组织混乱的旧政党,致力于在思想上、组织上和作风上创建“里外都红”的中国共产党。

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探源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首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者,晚年对民主问题提出了许多可贵的见解。虽然导致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飞跃的因由是多方面的,但具体说来可约略归纳为以下五点,即共产国际对国民革命失败不负责任的推诿,使其内心极度失望;托洛茨基思想的启发,促进了个人意识的觉醒;中国共产党组织内部的专权,唤起他对民主的渴望;对苏联国家性质、内外政策的深入分析,坚定了民主的信念;个人良好的理论素养及独立思考的秉赋成就了晚年的民主思想。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与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起源

以往若干史著记载了李大钊曾于 1918年在北京发起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但由于史料缺乏 ,近来多被学者否认。笔者根据当时的报载文章、早年俄国顾问撰写的《中共简史》 ,并参以当事者的回忆 ,认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确曾于 1918年底至 1919年上半年存在过。这个研究会的产生涉及苏俄人士与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初期联系与活动。虽然该会的参加人员、活动时间、组织形式都不怎么固定 ,是一个十分松散的非正式学会 ,却在中国开启了组织马克思主义团体的先河 。

陈独秀的救贫观论析

爱国情殷的陈独秀自青年时代起就对民贫国弱的社会病象兹兹为念,为解决此"第一个大问题",他从多维度剖析致贫苦源,矛头直指旧的伦理道德、帝国主义、军阀官僚等恶势力,并指出中国经济处于落后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其一大成因。"五四"前,陈独秀呼吁从伦理、教育和发展实业方面救贫扶弱,"五四"起他开始"介入政治",主张以"马克思社会主义"来昭苏贫民的生计。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独秀吁请抗战必须首先解除民众的痛苦。陈独秀的救贫观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早期反贫困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

五四时期社会主义论战的思想资源——以《社会主义讨论集》为例

从《社会主义讨论集》来看,五四时期社会主义论战的思想资源包括罗素、马克思、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其中,马克思的思想始终在论战中发挥作用。论战各方都致力于从某种思想资源出发,观照当时的中国社会;与此同时,又从当时的中国社会出发,对其所运用的思想资源予以阐释和汲取。今天重读《社会主义讨论集》,旨在释放当年的译介所蕴含的能量,促使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想象力充分拓展开来。

陈独秀道德教育观与进化论

陈独秀是近代革命的先驱。在他的革命纲领中,道德革命是近代中国最根本也是最后的革命。他运用进化论理论分析指出:道德随社会进化而进化,道德进化就意味着道德革命。近代道德革命的历史任务在于革故更新、积极进取和不断创造。实现道德革命的根本途径在于教育。他提出的现实主义、唯民主义、职业主义和兽性主义教育方针,就是他的道德革命及道德教育思想的具体体现。陈独秀道德教育思想以进化论学说为基础,不但突破了传统的循环史观,而且赋予了崭新的内容,表现出革命性的一面。但他在传播与运用进化论学说时,对传统道德一概拒斥所表现出的简单化倾向,又暴露出了其局限性。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女权思想——从陈独秀到毛泽东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自接触马克思主义始就接受了其中的妇女观并立即运用于实现中国妇女解放的伟大征程中,而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女权思想正是这一征程的理论基奠。其中,陈独秀批判封建礼教,李大钊用马克思主义经济观分析女性问题,向警予强调女性受教育权,毛泽东主张立法改革封建婚姻制度。他们的女权思想沿着一条"破旧—立新—实践—立法保障"的线路,层层递进。这一进路发挥了思想启蒙作用并引领了当时妇女运动的新风尚。

陈独秀对义和团的认识变化及其政治意涵

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提倡科学,批判传统,认为义和团是拳匪作乱,是迷信、宗教的产物。1924年以后,陈独秀运用唯物史观,对义和团重新评价,充分肯定其反帝国主义性质。陈独秀认识转变的主要原因是1924年兴起的废约运动。

图书馆学就是关于图书馆的科学——谨以此文纪念李大钊130周年诞辰刘国钧120周年诞辰

文章回顾了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毛泽东立足北京大学图书馆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以杜定友和刘国钧的图书馆人生为观照,阐述图书馆的学的致用性,认为图书馆学就是关于图书馆的科学,致力于图书馆的发展是最基本的图书馆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