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道”制起源新论

战国时期,秦国在统一进程中,根据被征服地区的顺逆程度,对新征服的非秦族群地区采取置郡县直辖和设立附属臣邦两种模式。秦属臣邦在保留原有“王侯君长”的同时,设置官员进行监督导化,秦“道”制即起源于臣邦中的“道官”系统,并在臣邦秦制化的过程中得到完善,发展为管理非华夏族群地区的与县平级的地方行政机构。从秦简文与封泥材料看,“道”即“導”,“道”制本意就是导化蛮夷,与交通道路无关。臣邦与“道”的主官为“丞”,意为辅佐,隐含“導”义,与县、都官主官称呼有别。

程宏辉基于“证-维-态”理论辨治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经验介绍

程宏辉教授基于“心胃相关”及“形、气、神”三维同调理论,提出“证-维-态”理论,认为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的关键病机是肝郁脾虚、心神不宁,治疗上应疏肝解郁、宁心安神、气神同调。基于“证-维-态”理论辨治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取得了良好疗效。

秦法“真-夏”身分秩序与臣邦统属关系——兼析刘敬“和亲”策略中的“风谕以礼节”

三代以来,华夏形成了以婚姻方式缔结与异姓国家政治统属关系的传统。身居西戎的秦人也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并在经营巴蜀等臣邦的过程中采取了类似做法,通过塑造“真”与“夏”的身分秩序实现化夷为秦的目标。后来,刘敬也基于此种观念提出和亲匈奴。他十分清楚汉匈在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上的差异,所以格外强调对匈奴“风谕以礼节”,使之树立政治统属关系与宗法等级秩序同构的观念。长时段看,秦法中“真夏”的身分构建与刘敬的和亲政策都源于华夏文化中的“亲亲”“尊尊”意识,又是在新形势下对这一意识的创新性实践。特别是后者不仅在促使匈奴进入华夏天下秩序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成为后世王朝处理边疆问题的新范式。

从捐纳到荐举:三藩之乱中的制科事件与士人心态——兼论己未词科的诏试缘由

顺康之际,以吴三桂为代表的军事勋贵集团处于强势地位,随着三藩之乱的爆发,世乱重武的风气使得边缘心态在士林社会蔓延。为弥补战争带来的巨大财政消耗,清廷在康熙丁巳年为捐纳者增设乡试一场,这种唯“财”是举的选拔方式引发了士林社会的极大不满。郭棻《请选拔贡监生疏》在肯定捐纳供给军需的同时,主张关注绌于无赀者,明确提出选拔博学鸿才,以收士心的建议。继丁巳乡试之后出现的己未词科使一批才大身微的士人脱颖而出,通过颂扬武功、典试地方、参与外事等活动,可以彰显博学鸿儒这一群体在清廷由上到下、由内而外推行文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从丁巳乡试到己未词科,可以看出清廷在统治策略上的不断成熟,生动感知清初士人心态在科举语境下的嬗变轨迹。

加味大承气汤联合西药对急性胰腺炎患者疗效、微炎性反应状态、血清淀粉酶及血清钙影响

目的:探讨加味大承气汤联合西药对急性胰腺炎患者疗效、微炎性反应状态、血清淀粉酶及血清钙的影响。方法:急性胰腺炎患者98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观察组(n=49)与对照组(n=49)。观察组采用加味大承气汤联合西药治疗,对照组仅采用常规西药治疗。2组疗程均为10 d。比较2组患者治疗疗效,胃肠道功能恢复时间、WBC恢复时间和住院时间,治疗前后血浆IL-6、IL-8、TNF-α水平及血淀粉酶和血钙水平变化,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91.84%)高于对照组(75.51%)(P<0.05);观察组胃肠道功能恢复时间、WBC恢复时间和住院时间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治疗后血浆IL-6、IL-8、TNF-α水平降低(P<0.05);观察组治疗后血浆IL-6、IL-8、TNF-α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2组治疗后血淀粉酶增加,而血钙降低(P<0.05);观察组治疗后血淀粉酶高于对照组,血钙低于对照组(P<0.05);在用药期间均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结论:加味大承气汤联合西药治疗急性胰腺炎疗效显著,可明显改善患者微炎性反应状态,降低血钙水平,增加血淀粉酶水平,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近代以来坎巨提研究述评

坎巨提是清朝藩属,研究坎巨提及其与中国的关系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分三个时期对中国学界的坎巨提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评述。清代是起步阶段,清人对坎巨提的关注和研究发轫于嘉庆时期,是西北舆地学影响的产物,并于清后期获得一定发展。民国时期的坎巨提研究兼顾历史与现实,研究内容丰富和深化,著述数量大增,达到较高水平。当代坎巨提研究虽兴起较晚,但发展迅速,注重挖掘原始档案和外文文献,不断深入,取得众多成果。整体上而言,中国的坎巨提研究在资料、内容和视角等方面仍有值得拓展之处。

罗马帝国的地方政府——以不列颠为例

本文通过分析罗马政府在不列颠的运作以揭示元首制时期罗马行省体系的运作机制。对总督及代理官任命之考察表明，罗马官员具有非职业性，他们生活在相对固定的晋升体系中，一生需要出任诸多不同职位，并没有为出任某个职位接受专门训练，所以无法发展出专业行政知识。此外，元首制时期官僚机构尚未增生，行省中罗马官员的数量屈指可数。这些都为地方自治开辟了空间。在某些罗马势力不易渗透的地方，地方自治政府在征服初期以藩属国的形式出现。随着时机成熟，藩属国作为一种权宜之计逐渐被具有高度自治权的城市所代替。城市里的地方官员在刑事案件之审理和直接税之征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尽可能把行政负担转嫁到地方政府身上是罗马帝国正常运转的奥秘所在。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中《容成氏》九州柬释

先秦文献中,《禹贡》九州独有梁州,《尔雅》独有营州,《周礼·职方氏》独有并州,《容成氏》九州不同于任何传世文献,而较接近《职方氏》,简文九州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其南、北、西三方边地的四州与传世文献较为相合,而处于黄淮平原及山东半岛的五州则与传世文献差别较大。《容成氏》九州约形成于两周之际或春秋前期。

商代的王畿与四土

依据《战国策·魏策》等文献可以确定晚商时期的王畿范围,而依据一度并存的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则可以推定早商时期的王畿范围。商代王畿与四土的关系即《尚书·酒诰》所说的"内服"与"外服"的关系,亦即由"王邦"与众"属邦"组成的"复合型"国家的关系。

对封贡体系内属国与藩部界定标准的探讨

长期以来,学界对封贡体系内属国与藩部的界定并无统一的标准,不能不说是我国中外关系史和边疆史研究中的一个缺憾。中国东北、西北、西南固然历史发展情形各异,但异中亦可见同。纵观中原王朝封贡体系的历史发展脉络,属国与藩部(属部)在封贡体制、边界意识与边务处理方式上均存在明显差异,而中原王朝作为受贡者在危机处理中对作为被封者的属国和藩部的处理政策与处置程序也存在明显差异,邦交与主权可谓泾渭分明。综合审视、利用这些差别为我们准确界定封贡体系内的属国、藩部和一般交往者提供了一把钥匙。

中国古代学派史上的绝代奇峰——淮南王刘安与汉代“淮南学派”综论

在汉代学术史上,以淮南王刘安为领袖、淮南宾客为组成的"淮南学派",是特色鲜明、成就突出的著名学术群体。"淮南学派"的产生发展经历了文、景、武时期酝酿形成、成熟发展、盛极而衰等三个阶段,其成因既有汉初以来黄老政治勃兴、诸侯王国学术文化繁荣、以及淮南国都寿春的人文地理优势等客观因素,也有淮南王刘安的家世背景、才识习尚的主观因素,是二者综合作用的历史产物。从《汉书·艺文志》着眼,"淮南学派"的著述成果几乎遍及汉代学术知识体系的所有领域,并且都取得较为突出的成就。与其同时代著名的吴、梁、楚、河间等藩国文化比较,刘安时期的淮南藩国文化,表现出十分显著的黄老道学化的历史内涵及特点,其历史存在对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和国际关系

关于春秋战国时期是否存在主权国家和国际关系的论争,一些学者已经发表相关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春秋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趋于崩溃的时期①,周王室的地位和诸侯国的性质已经开始发生变化;战国时期经过各诸侯国的法家改革和兼并战争,诸侯国实现向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的转变。首先,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的诸侯国的性质存在很大的差异:春秋时期的诸侯国并不具备独立主权国家的要素而属于分封制的地方行政单位,而战国时期的列国是独立的脱离地方行政单位性质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其次,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之间关系与近代民族主权国家的关系存在很大的差别:春秋时期的诸侯国的争斗是封建割据而不是地区性的国际体系;战国时期是从封建割据状态向大一统国家过渡的阶段,即从局部统一走向最终统一的阶段。

多民族国家建构视角下游牧与农耕族群的互动

游牧和农耕是东亚地区两种不同的经济形态,由此而形成了游牧和农耕两大族群,而这两大族群之间的互动是推动多民族国家的中国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动力。单一民族国家理论不能够对这两大族群的互动给予科学的解释,将其纳入到多民族国家构建的大背景下进行探讨似乎更客观。

从“球案”看近代初期中日外交理念的差异

"球案"是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围绕琉球的归属权的争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看到亚洲古老的宗藩关系势必被时代所淘汰,处心积虑地要确立对中国的藩属国琉球的领土主权。这是日本对国际形势加以分析以及对近代国家观念有一定认识的情况下采取的行动。而中国清政府依然固守着宗藩关系的陈规,寄希望于西方国家体谅自己保卫属国的责任而干涉日本吞并琉球的行为。"球案"折射出近代初期中日外交理念的重大差异,这种外交理念的差异实质上反映了中日两国面对西方国际体系的冲击所做出的不同反应及其迥异选择。

学者朱权——纪念朱权诞辰630周年逝世560周年

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七子宁王朱权,在由大宁到南昌后,受到永乐至正统几代皇帝政治上的压制。但他数十年间积极从事学术研究,写出大量著作,涉及多个领域,其中不少明清以来一直有着很大影响,至今还有应用价值。朱权的学术个性也很鲜明。朱权其人和他的学术成果值得当代人重视并加强研究。

李鸿章对朝鲜的国际均衡政策(1879—1882)

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进而威胁到朝鲜的安全和清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而此时美国想借助日本打开与朝鲜通商之路,李鸿章为防止日本与美国在对朝鲜政策上勾结,想利用列强间的矛盾,维持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对朝鲜采取了国际均衡新政策。

论宗藩体系下元丽文学交流的新格局

元帝国与高丽建立了不同于辽宋金诸朝的政治关系,以朝贡为形式,而以宗藩体系为实质。通过使臣交聘、王室交流、赴元应举、文人游历及典籍传播等途径,元丽文学交流的渠道得到了大规模拓展。稳定的宗藩体系促进了高丽文学在中原文学影响下的繁盛,表现为高丽后期文人专集、作品的爆发性增长和优秀作家的涌现。而高丽文学风气由效仿晚唐诗风的华靡,转变为模仿白居易晚年诗歌的闲适,再到苏轼成为海东文人仰慕的典范,这一由唐风到宋韵的嬗递过程,亦是元丽宗藩体系建构过程的折射。

再论美国第一次退还部分庚款的决策过程

美国决定退还部分庚款,与当时的清廷驻美公使梁诚的积极推动两国政府之间的正式交涉分不开,但其中美国政府在此问题上的积极主动性不容忽视,若没有美国政府本身的主动性,梁诚的劝说努力难以成功.美国退还庚款的决策是梁诚的努力推动和美国国内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两国之所以能在此问题上达成一致,是因为它不仅仅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且也符合中国的利益.

清代前期对藩属国的封赏与朝贡贸易

对藩属国的册封、赏赐 ,是朝贡制度的主要内容之一。清初对藩属国的赏赐 ,并未秉承明代“厚往薄来”的传统 ,康熙末年以后 ,这一传统的对外交往原则才逐渐有所体现。随着时间的推移 。

略论汉代天水郡的民族管理建置

汉代天水郡是一郡三种建置并存,即管理普通民众的县、管理归降民族的属国和管理聚居民族的道。属国和道不同于郡县制,其民众"因其故俗",享有一定的自治权,这种民族管理建置适应了汉代天水郡多民族聚居、民族成份复杂的形势,体现了汉代民族政策的包容性和灵活性,有利于当地民族融合的发展和边郡的稳定。东汉时天水属国停设,在此地恢复了县的建置,道的数目也大为减少,这说明了东汉中央集权制的进一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