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门之学:两宋永嘉学脉接受程朱理学的历史语境

在复杂的学术、科举与政治局面中,北宋的周行己、许景衡以“专门之学”的方式对洛学形成了既承认其义理之学又排斥其政治应用价值的独特态度。薛季宣和陈傅良的制度之学的实践,是要修正二程理学存在的不足。叶适主张重新阐明“道之本统”,表现出与理学争道统的姿态,即全盘地论证自己的主张是儒学的正统。然而程朱理学在南宋仍长期被视为“专门之学”,这也为永嘉学派在承认程朱理学价值的同时又与之互争正统提供了条件。道学集团坚持“一道德”的普遍主义立场,绝不容忍对其“专门之学”的定位,结果永嘉学派在回应道学指责的过程中被动地通过“道”为“事功主义”构建了一套哲学本体基础。

程朱的超越境界

宋明理学发明内在超越理论,取代了佛教的外在超越理论,将其挤到后排。程颢、程颐、朱熹是内在超越理论的主要创造者。二程依据天理论,弘扬价值理性,搭建儒家的精神世界,视儒家伦理规范为天理的直接体现。朱熹以二程天理本体论为根基,把张载、周敦颐、邵雍的学说都纳入理学体系之中,成为集大成者,与二程连称为程朱理学。

朱熹对白鹿洞书院的重修与道学思想的复兴

重修白鹿洞书院是朱熹道学思想的具体实践与展开,朱熹借此以官方力量宣扬周程道学,建立道学思想的根据地,对此后道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意义。朱熹力主周程道学,批判佛老之学与儒门内部王学、苏学,以扭转道学的弱势地位。朱熹复活书院的活动与其弘扬道学的目的紧密结合,他采取了请求朝廷支持、刊刻道学文字、撰写诗文、开展讲学、确定学规等多种形式。朱熹竭力树立周敦颐在理学道统中的开创地位,确立了白鹿洞书院作为道学重镇的意义。

程朱理学对明代医家治学理念影响探析

程朱理学作为明代官方哲学,对有明一代的医家治学理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理学“格致穷理”思想带动医学界探求医理、详察药理,从而促进了辨证施治诊疗观的完善及对药物功效认识的深化。医家受理学博约观影响并借鉴朱熹所创纲目体,编著内容广博的医学类书。理学“下学而上达”的治学路径促进医学入门类书籍编撰,从而一定程度上推动医学的普及化。通过梳理程朱理学对明代医家治学理念的影响,提示我们对医学发展的认识应参考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从多角度进行透视研究。

论“写实”在徐悲鸿绘画中的道德意涵

徐悲鸿将美术看作在造物形态方面追求“真理”的学问,认为须以“诚笃”的道德态度,“致广大,尽精微”的追求来写实,否则即是“不爱真理”和“道德败坏”。徐悲鸿多次引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来诠释以上这种科学主义态度,即是程朱理学式格致思维的体现。徐悲鸿将美术上追求“科学的写实”的行为视为“新天道”,其主张“写实”为体“写意”为用的艺术观,也源自程朱理学式的思考。

理学视域下的为政之道:以丘濬政治观为中心的解读

丘濬作为明代著名的“理学名臣”,其一生致力于实现程朱理学所描绘的政治理想。他的政治观具有鲜明的程朱理学色彩,而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君臣之道、礼治以及国家教育三个方面。丘濬认为,国家的政治建设乃顺应天命之举,无论是君臣之道的维系还是礼乐制度的推行,都要始终与程朱理学的价值取向保持一致。与此同时,丘濬的教育思想也是其政治观的延伸和体现。他强调国家教育的开展必须坚持以程朱理学作为指导思想。丘濬的政治观不仅彰显了其本人对程朱理学正统地位的捍卫,更反映了明代前、中期思想界的暗流涌动,即冉冉兴起的心学思潮与日渐腐朽的程朱理学之间所产生的微妙碰撞。

嘉靖《宁波府志》理学人物传的编纂理念

嘉靖《宁波府志》成书于明代中后期,其时王阳明心学在浙东地区大兴,是志辟设“理学”一门,实属旧志篇目设置的创新之举,也为后代志书所效法。该志人物传理学卷在立传标准和内容裁选上主要遵循三点:一是扬“陆王”抑“程朱”;二是详“学行”略“仕宦”;三是显“师承”隐“自得”。以此也可以看出理学思潮对地方志书编纂的渗透和影响。

元代“读书工程”的设计、实施及其传承——以《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为例

自古读书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以元代程端礼著述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为例,探讨与读书行为直接相关的三个问题:一是阐明元代教育背景下的儒生必须要读的书虽为儒家经典,但解经必须遵照朱子集解;二是考察元代儒生读书以“朱子读书法”为指导纲领,既要求必须读到“烂熟”“明透”的程度,还要求终有所习得;三是探析元代儒生读书目的主要有济世和治学两种途径。由此进一步揭示《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中呈现的“读书工程”,秉承着朱子的理学教育思想,不但整体设计的思路清晰明了,而且实施过程的可操作性很强。

朱熹对程颢及程门弟子“万物一体”的理解和修正

阐述程颢与程门弟子的“万物一体”,自程颢提出“万物一体”后,这种思想便为其弟子所继承,并不断发扬光大,程颢及程门弟子以“万物一体”为仁体;论述朱熹对“万物一体”的理解,他认为“万物一体”并不是仁,而是仁之后的结果,是仁爱之后所达到的境界和状态,在施以仁爱实现“万物一体”的过程中,离不开公与恕;认为朱熹使“万物一体”从抽象的形上玄思走向实践性的仁民爱物,充分体现了儒家的实践理性和人文精神。

百年来吴澄及草庐学派研究述评

元代由吴澄创立的草庐学派,向来被认为是在接武朱子学的同时,对陆九渊心学也有所吸收。百年来关于吴澄及草庐学派的研究,多立足于此重点分析学派思想中的朱陆关系。按时段与进度,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民国时期,多以哲学史书写的视角,简要辨析吴澄思想中的朱陆成分;第二阶段为1949年至1980年,主要以我国台湾地区及海外讨论吴澄在元代的身份问题为主;第三阶段为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在研究深度、广度方面,均取得了超越前代的成绩;第四阶段为21世纪以来,突出了去“朱陆”化、重群体的新变。百年来吴澄及草庐学派的研究呈现出从无到有、从个人到学派、从思想单一到多元面向的发展趋势。

程朱理学影响下的宋代文人家具造物思想

本文旨在探讨程朱理学对宋代文人家具造物观的影响。依据程朱理学万物皆有“理”的礼制思想和“格物穷理”的求知观念,从宋代文人家具的形制、装饰、选材和造物观等方面进行研究。进而得知在“程朱理学”的影响下宋代文人家具由汉唐“雍容华贵”之风转为“寂静典雅”之美,充分表现出简约素雅且平和内敛的设计风格。程朱理学背景下的宋代文人家具产生了“理性而谦和”的内在风格与“简寂而典雅”的外在形式,其所引领的时代造物风貌,推动了文人家具造物观的不断发展。

清代中晚期程朱陆王论争问题的历史发展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朱子升配十哲之列,朱子学备受尊崇。及至清中晚期,理学内部的道统问题基本解决,程朱陆王之学乃以调和的姿态共同对付来自理学之外的学术冲击成为主流。随着清中晚期乾嘉汉学的兴起与消长、西学的渗透与冲击,理学士人更是会通汉学与宋学,程朱陆王学术融合成为主流。不过,这种“融合”却多从形式上会通,而少有理论内涵上的创新。程朱陆王论争问题的重点已不再以是否“正统”为主要内容,而是转变成了纯学术方法论的问题,注重以不同的方法、范式来表达自我,回归朱陆文本元典。同样的,在十九世纪后期以至近现代朱子学时期,虽然程朱陆王论争问题成为学界一再提及的话题,但这时对于程朱陆王学术思想的辨析基本都与方法之变有关,并没有太多关于其学术内涵本质性差异的讨论。

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篇名考辨

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篇目名有称之为“白鹿洞书院揭示”者,当属不妥;有称之为“白鹿洞书院教条”者,当属最为合理、最为接近其本真。然而依据现有各方面的情况来看,理应称之为“学规”,才是尊重史实。其主要理由有三点:一是“学规”见称于现存朱熹文集宋淳熙本,应属于最早的版本;二是“学规”当以史册所载最为信实可靠,也应以此最称著;三是其原本内容所具有的性质、适用的范围、发挥的作用以及产生的影响,完全与教育类学规的基本特点相切合。

程晋芳治《诗》路向探析——以《毛郑异同考》为例

清儒程晋芳治《诗》不迷信权威,不专执一家,能平心评议《诗经》毛《传》、郑《笺》之异同得失。对于“诗经宋学”之权威朱熹的《诗》学观,也能公正地进行评议,既能尊崇朱学,也揭其之失。在治《诗》实践中,程晋芳贯穿汉宋,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择善而从,显示了治《诗》态度的谨慎与严谨。程晋芳致力于考辨毛郑之异同得失,阐幽发微,言简意赅,目的在于试图探明《诗经》之古义。程晋芳比较毛《传》、郑《笺》之异同,并对此展开梳理与研究,对清代乾嘉年间《毛诗》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理学正宗》编纂与清初朱学道统的建构

窦克勤的《理学正宗》是清初学术史上一部独具特色的思想文献,其编纂有三方面特征:一是人物选择以朱熹为中心,通过为朱熹师承及后学立案的方式展现宋明朱子学发展面貌;二是文献摘录取先儒切要处,在编排中遵循朱熹拟定的著作次序,注重先儒对经的注解,体现出与清初经学转向的互动;三是按语选择上以朱熹及程朱理学者为中心,又引心学学者之语以佐其评价的客观性。总之,《理学正宗》是清初“尊朱黜王”社会思潮影响下的产物,鲜明地表现了为程朱理学争正统的道统宗派意识。

清代名医朱世扬治疗小儿疳证的经验探析

文章以《诚求集》中所记载的小儿疳证理法方药以及病案进行整理分析,探析其作者朱世扬对小儿疳证的病因、病机以及兼证的诊治经验。《诚求集》是清代名医朱世扬综合历代著名医家对于疳证的记载,对其进行总结,并结合临床医案进行分析,病因病机上认为疳证主要由于饮食不节致为受损、或病久耗伤气血所致;辨证上继承了古人五脏疳的分型;治疗上以健脾消疳为主,兼以消积导滞、清心除烦、清热泻火等法,对于现代临床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与借鉴意义。

儒家文化中的共情观

共情是个体设身处地地共享并理解他人的情绪情感的心理现象,是道德与利他行为的动机源泉。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蕴含着具有深远理论意义和生动实践意义的共情观。本文将共情的情绪与认知两种成分作为视角,对儒家经典文本中的共情观进行梳理、分析与比较,发现儒家文化中的"恻隐之心"、"一体之仁"、"忠恕之道"、"絜矩之道"等思想观点在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接物待人道德伦理观的同时,在社会交往、理解他人等方面与共情具有相同的心理机制以及心理学原理。基于此发现,未来在继续探究儒家核心观念"仁"等文本与共情的联系与区别的同时,还可以针对儒式文化中的共情观,进一步尝试实证性研究。

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所见唐代城主新议

关于城主一词的含义,学术界众说纷纭。目前所知有关城主材料多见于唐西州。本文主要从吐鲁番地区旧有和新出的唐西州文书、墓志出发,考辨出唐西州存在着县以下、里以上,乡一级的城主。在此基础上结合对唐代乡里运作机制的考察,进一步讨论了城主的职掌。本文认为敦煌吐鲁番出土唐代文献所见城主并非传统认为的乡长,而主要是在乡城中负责守城、防御和城内治安等事务的下级官吏,具有一定的权力,又形同色役,是敦煌、西州两地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与唐代乡里制度相交融的产物。

以道论诗与以诗言道:宋代理学家诗学观原论——兼论“洛学兴而文字坏”

宋代理学家以道论诗,曾用"自成文"、"人心感物"或"天机自动,天籁自鸣"等说法,建构起一套诗学观,包括诗歌生成论、诗歌价值观及诗无工拙论等,认为最好的诗是圣贤摅发胸中所蕴,自然而然,非人力所可为。他们又以诗言道,诗就是道,不能载道的诗应当删去。总之,理学家所论并非文学意义上的诗。这些论调对传统诗学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并导致宋诗的急遽衰落。

姚鼐辞官原因新探

姚鼐辞官是其一生中经历的一次重大事件。关于他辞官的真正原因,历来众说纷纭。联系到姚鼐辞官前后的学术思想、言行以及在诗文作品中流露的心迹,可以认为,姚鼐辞官的主要原因是鉴于当时学术界和文坛的实际状况,决心自立门派,振兴古文,弘扬程朱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