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与宋代巴蜀《春秋》学

宋代理学兴起,对各区域学术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在《春秋》学领域中,理学《春秋》学对巴蜀文化的影响十分明显。宋初三先生中,孙复、石介的《春秋》学已被弟子传入蜀中,周敦颐、二程入蜀又使其《春秋》学在巴蜀传播开来。到南宋时期,理学《春秋》学已控制巴蜀《春秋》学的大局。现存南宋巴蜀《春秋》学著作,如李石、李明复、魏了翁、程公说、赵鹏飞、家铉翁的《春秋》学著作,均宗主理学。理学对巴蜀《春秋》学的贡献不言而喻。

程颐《春秋》诠释方法与思想探析

程颐是宋代理学的奠基人,他借助对传统儒家经学的解释来建构新的儒学体系———理学,这对后来的经学解释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他对于《春秋》的解释,就是一个突出的范例。程颐对于《春秋》的解释,具有自己的特色,如会通三传、义理解经、以四书说解《春秋》、注重"春秋笔法"、以理学解读等,这些都为后来理学家解释《春秋》,即理学化《春秋》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典范。可以说,程颐《春秋》学在宋代经学解释学史上具有突出的意义。

北宋《春秋》学“尊王”思潮下的程颐经权思想探析

自汉代至赵宋王朝建立,儒家探讨经权问题大多认同《春秋公羊传》“祭仲知权”的论断,并以“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作为经权关系的经典表述。北宋儒者在“尊王”思想指导下,对《公羊传》“祭仲知权”的判定大力批驳,否定《公羊传》的经典地位,动摇了自汉以降儒家探讨经权问题的经典依据。程颐顺应此潮流,明确反对“反经合道为权”这种观点,主张回归《论语》《孟子》,重新诠释经权理论,提出“权亦是经也”的观点。他的经权思想,是政治立场先于理论论争,改变了《论语》《孟子》以及汉儒探讨经权问题豫设的语境,回避了对《论语》当中记载的孔子行权之事及《孟子》书中涉及的行权之例的探讨,存在理论缺陷。

亂世哀音——程兆熊及其《春秋講義》

本文略述程兆熊其人其學,及其《春秋講義》之主旨。以爲程氏深悉中國歷代土地政策對型塑中國文化具關鍵影響力,故其討論中國文化,頗能從土地開發與心靈開發相對應的關係上進行論述,以爲歷代農政之實施,同時包含了王道教化之精神在内。而此一王道教化之精神,即是儒家的性情之教。程先生《春秋講義》講述的内容,亦不外是對此儒家性情之教的贊揚與維護。是書所揭護持人道大防、讚揚禮義之行、堅守民族(文化)大義諸論,振聾發聵,令人耳目一新。而後知不論就學術史的角度,或者就當代新儒家的研究視野而言,程兆熊都不應該是被忽視埋没的學者。尤其當風雨飄零之際,若研究傳統學問之人,其視野仍僅在考訂字句之是非、版本之)錯,而無視於天下家國之危,則經學之運晦而難明,亦自身之失誤有以招之。觀20世紀下葉,新儒家於海外之聲勢,對照經學傳統之落寞,得無慨乎.

程颐《春秋传》及其《春秋》诠释学

程颐乃《春秋》宋学之推助者,视《春秋》为“圣人之用”,以为学者只观《春秋》亦可尽道。其曾揭示治经之要领,如“《传》为案,《经》为断”“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伪”,凸显了《左传》解经之功能。晚年著《春秋传》,阐发正人伦、谨名分、尊周王、攘夷狄诸大义;且持天理、人道取代微辞隐义,进行创造性诠释。对于《春秋》或书或不书、或称或不称之笔削,与夺进退、褒贬劝惩之指义,抑纵、微显相反相成之笔法,事同则辞同、事同而辞异诸书法义例,观百物、聚众材与张本继末、系统宏观之比事属辞解经方法,程颐《春秋》学多有具体而微之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