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颐的易学解释学探研

程颐是理学的奠基人,而理学主要是在《周易》等儒家经典解释的基础上完成建构的。《程氏易传》是《周易》解释学的集中体现。他对于《周易》的解释是在突出主体意念基础上的创造性解释,这与程颐之前的传统易学大相径庭。如重视易理的阐发、重视义理而不废象数、历史的解释法等等,而这些仅仅只是程颐解易的途径和桥梁,其精神实质最终是以一种超越时空、超越存在的视野,以此来揣度和体悟圣人的精神实质,与圣人展开精神的对话,并以此作出创造性的解释,所以程颐对《周易》解释的过程,就是对话的过程,一个创造的过程。

《程氏易传》中的君道思想

程颐在解释《周易》的过程中特别注意阐发其中所蕴含的政治思想,因此在《程氏易传》中关于君臣之道的表述屡见不鲜。借助于对《周易》中各卦居于五位之爻的注释,程颐充分阐发了其对于君主之道的思考,明确指出了作为君主所应该遵守或遵循的政治原则和行为准则。理解《程氏易传》中的君道观,将有助于了解程颐政治思想的某些特质。

杜诗引《易》辨证

杜甫的诗千四百余篇,范围广大,凡所征引,及于经史子集,融化其间,了然无痕。如古人所言"不读万卷书,不行万里路,不可与言杜诗"。杜诗中所引"六经",俯拾即是,仅《周易》一经,所引近百处之多,及于经、传,旁涉《易林》。考察杜诗对"六经"之一《易经》的征引,对于研究杜甫的儒家思想及科举考试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启示。

朱熹《家礼》祠堂礼制的宗法制思想

朱熹《家礼》祠堂礼制的宗法制思想突出,要义有三:第一,祭祖制度。《家礼》祭至高祖的四时祭法以及冬至、立春、季秋三祭的规定,与程颐的观点一致。《家礼》大宗与小宗的祭祀秩序及宗族结构,与《礼记》别子宗法类似。第二,宗子之法。“大夫不夺宗”可为《家礼》坚持选立嫡长子的宗子法提供理论支撑。受科举制影响,张载、程颐认为选立宗子更应偏重贤能、仕宦,并以“诸侯夺宗,圣庶夺嫡”作为礼制依据。宗子法的不同是其他人与《家礼》设想的宗族稳定社会秩序的不同作用方式的体现。第三,支子的祭祀权利。以王懋竑《家礼考误》为线索,《家礼》比《礼记》在重宗的前提下扩大了支子在代数、场所两个方面的祭祀权利。

王夫之的《易》学及其现代意义

本文结合西方哲学及自然科学，阐明了王夫之《易》学的渊源，指出其积极与消极的两个方面，并提出船山思想存在宏扬机体哲学万物相依性的部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张载、二程“京师论《易》”探析

"京师论《易》"是张载与二程第一次学术交流的主要事件。对这一事件的探析显示,《周易》在张载与二程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张、程受王弼《易》学影响较深,都注重对《易》道的践履。作为理学的创立者,张、程早年出入佛老,后又返归六经,原因是他们需要从佛道中汲取营养,且他们有着浓厚的儒家情怀。事实上,"京师论《易》"是张、程回归儒家正统,共同致力于道学建构的开始。

从《东坡易传》看苏轼的理想人格

从《东坡易传》中最主要的几个概念———“性”、“命”、“道”以及它们彼此之间关系,可以得出苏轼终其一生所追求的理想人格的内涵———具有终极视域的、与“道”相合的境界。这一境界是苏轼所创造的文化世界的出发点和归宿。

《钱注杜诗》王士禛部分评语著作权属邵长蘅之考论(上)

王士禛评点《钱注杜诗》的杜诗评语与邵长蘅的杜诗评语基本相同,将二人杜诗评语全部辑录进行比较,根据《钱注杜诗》卷十一末朱笔书曰"乙未二月望月系毕"一语以及邵长蘅与宋荦的密切关系,对王士禛杜诗评语进行厘定考证,得出了《钱注杜诗》中王士禛的杜诗评语是佚名所录而成,且归属权实属邵长蘅的结论。杜诗评点出现文献混淆的原因,首先在于杜诗评点发展到清代,评点家甚多,集评本辑录数名家之评语,难免混淆;各种杜诗评点版本的评语本身常被借来借去,便出现了假冒现象。其次是邵长蘅杜诗评点具有独到之处,评点本又未刊刻示于公众,故会邵冠王戴。此外,评点者以王士禛之名势来提升《钱注杜诗》版本的传播价值。

《易序》作者问题的回顾与再考察——从白寿彝先生的考辨谈起

通行本《周易本义》(以下简称《本义》)和《周易程氏传》(下文简称《程传》)前各有一篇文字相同的序文,且均无署名,同时《二程集》中也收有此文,这就引发了此序作者究竟是谁以及它何以同时出现在不同著作中这两个疑问。白寿彝先生通过考辨指出此序作者既非程颐也非朱熹,并通过文献流传考察了此文被置于《程传》和《本义》卷首的原因。后来的研究者没有注意到白先生的成果,并且由于在周行己的《浮沚集》中发现了与此序基本相同的一篇文章,因此,后来研究的关注点多在考论此序与程颐及周行己的关系以及进入程集的时间,而未涉及它何以出现在《程传》及《本义》中的原因。回顾白寿彝先生及后来研究者的考辨可以看出,只有同时解决了此序作者是谁以及它何以出现在程集、《程传》和《本义》中这两层疑问,对《易序》作者问题的回答才是周全的。考察清《易序》从妄署、误收到误植的来龙去脉,才能更有效地说明此序作者并非程颐亦非朱熹而是周行己。同时,本问题的考辨方法也揭示出文献考察在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周易程氏传》中的君民关系思想探析

君民关系思想是古代政治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周易程氏传》从易学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读,体现了程颐作为士大夫所具有的政治关怀。从民本思想、君道思想以及君臣关系三个方面,可探析其中的君民关系思想,并彰显其中对民的关怀、对君的规劝以及其尊君的本质。

汲取程氏理学精华 促进易学大用转化

程氏理学内容丰富,是中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它无疑构成中原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程氏易传》是程颐研究《周易》的主要著作,为陆王心学及程朱理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宋代以后的封建统治者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奉为正宗。通过深入挖掘其精神内涵,可以彰显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意义。

“蒙以养正”辨

通过字源探究与文本辨析揭示"蒙以养正"之本义。"蒙以养正"即"童蒙"长养本有之道心,其包括存体起用两个方面。存体之关键在发明纯一之道心;起用的根本在践行天地之"生"德。辨析"蒙以养正"本义,旨在去伪存真,很好地传承中华传统教育思想精华。

从程氏《易传序》看程颐的易学观

程氏《易传序》是程颐在完成对《周易》的注释之后所写的序文,是其对《周易》诠释的方法论和思想内容的深入总结和高度概括,可以看作是他整个易学思想体系的精华所在。此文虽仅短短三百多字,但其所涉及的内容却十分广泛,在程颐看来,《周易》是一部教导后世之人如何随着境遇而改变自身行为以使其符合(天或圣人之)道的经典。从《周易》的传承上来看,历代圣人的目标是一致的,至孔子而后大成。而程颐自己则是要接续自孔子之后所丧失的易学传统,让易理重现于世。为此,程颐确立了以释"辞"为路径的解释基础,其特点是:在诠释文本时,首先关注的并不是如何解释《周易》的卦爻辞,而是把握和揭示出孔子所作之《彖传》、《象传》等文本解释《周易》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周易程氏传》无妄卦思想发微——以德福关系为中心

本文通过探讨程颐对无妄卦的解读,挖掘其中有助于讨论德福关系问题的思想资源,展现《周易程氏传》的伦理关怀和现实诉求。程颐认为,无妄卦体现了诚、正、天理等理学中的最高价值范畴,善恶的道德行为与福祸的现实遭遇之间存在着如影随形的因果关系。一方面,程颐严守义利之辨在动机论上的细微分野,维护道德的纯洁性。另一方面,程颐采用了"以大目观之"重组因果链、"致命遂志"安顿道德情感、为命正名引导舆论评价等方式,解释说明了德福不一致的日常经验,捍卫了孟子"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的立场。程颐的德福观既能够保证道德的纯粹,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坚定人们德福一致的信念、促进善的实现,表现出了深刻性和实践性的特点。

《周易程氏传》“时”论的人道关切

《周易程氏传》对“时”这一概念有深入的考察。“随时变易以从道”是天地万物与人事活动的共同法则,它既是对宇宙秩序的描述,又是对价值规范的揭示。在程颐那里,“时”是“理”的具体化,“时”构成了必然的存在秩序和应然的价值准则。与此同时,“时”包含了不同的可能性,为人的自主抉择留下了一定空间。面对“时”,人们应该关注的并非其所规定之“命”,而是如何在其中践行“义”。人的努力虽不能扭转“时”之发展趋向,但可以调节“时”的具体进程,并由此为“理”在人类社会中的实现创造可能。

程颐《易传》成书流传新论

元祐年间是程颐注《易》的活跃期,其《易传》在元祐二年(1087)以前已成书,但未完善。程颐生平二次入蜀,闻成都隐者说未济卦是程颐早年之事。程颐晚年不轻传《易传》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无关,主要是出于谨慎、严肃的著述态度,门人的讨论意见是《易传》修改的助力。程颐临终前仅把《易传》手稿托付给张绎一人,朱熹《伊川先生年谱》的相关记载有误。尹焞在校对《易传》文字、澄清《易传》真伪等方面有极大贡献,不仅吸收了张绎、高闶的成果,还纠正了吕本中、谢良佐等人怀疑《易传》非全书的错误。

《程氏易传》“诚”“敬”关系再探讨

"诚""敬"是程颐学术的核心范畴,程氏赋予其超越前人的新诠释,从而使其具有新内涵和新功能。在此基础上,程颐对"诚""敬"二者的逻辑关系进行了讨论。在"诚"作为本体境界的层面,程颐将"诚"视为本然的"诚者",将"敬"视为应然的"诚之者",由"敬"的工夫才能抵达"诚"的境界;在"诚"作为道德修养工夫的层面,程颐认为"诚"是比"敬"更高明、更究竟的工夫,在具体践履上是德性修持不可偏废、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程颐的"诚""敬"思想既具有深刻的理论性,又使易学精义得以积极入世,具有强烈的实践性。

《周易程氏传》礼法思想简论

《周易程氏传》礼法思想的核心是以天理与人性重构正统法律思想的理论基础。二程继承了先秦以来以礼治国的思想,并把"礼"由有形的天地作为其直观依据提升为把至高至善的"天理"作为"礼"的终极依据,使"礼"具有了终极意义上的本体论意义。同时程颐也非常重视法的作用,但程颐重"刑"重"法",为刑重新定位,重点讲的是刑罚对维护天理五常、伦理礼法所起的作用。在德礼和政刑之间,德礼是政刑之本,而政刑有着平治天下的重要功能,刑罚的使用是为了去恶扬善,有益于道德的张扬。程颐礼法思想的基础是其通过性、理、气关系提出的人性论观点。对于程颐来说,礼法思想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当维护则维护,当损益则损益,随时变易以从道。

随时变易以从道——论《周易程氏传》的格局与思路

程颐仅有一部学术专著传世,即《周易程氏传》。综观易学史之纵横,《周易程氏传》承载着程颐的忧思,有着自己的谱系。程颐在《易传序》中用言辞构建自己解《易》的格局,将《序卦》分置于诸卦之首,将六十四卦本身的秩序明确起来。他解《易》沿着《易传》的思路,提倡"随时变易以从道"。通过对"时"的把握,明确变易的限制是"随时"。此处的"时"不仅指时间,更确切地说是万物所处之环境及变易之条件。思接千载,变易的目的是"从道",在观象玩辞间体贴圣人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