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门之学:两宋永嘉学脉接受程朱理学的历史语境

在复杂的学术、科举与政治局面中,北宋的周行己、许景衡以“专门之学”的方式对洛学形成了既承认其义理之学又排斥其政治应用价值的独特态度。薛季宣和陈傅良的制度之学的实践,是要修正二程理学存在的不足。叶适主张重新阐明“道之本统”,表现出与理学争道统的姿态,即全盘地论证自己的主张是儒学的正统。然而程朱理学在南宋仍长期被视为“专门之学”,这也为永嘉学派在承认程朱理学价值的同时又与之互争正统提供了条件。道学集团坚持“一道德”的普遍主义立场,绝不容忍对其“专门之学”的定位,结果永嘉学派在回应道学指责的过程中被动地通过“道”为“事功主义”构建了一套哲学本体基础。

元代“读书工程”的设计、实施及其传承——以《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为例

自古读书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以元代程端礼著述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为例,探讨与读书行为直接相关的三个问题:一是阐明元代教育背景下的儒生必须要读的书虽为儒家经典,但解经必须遵照朱子集解;二是考察元代儒生读书以“朱子读书法”为指导纲领,既要求必须读到“烂熟”“明透”的程度,还要求终有所习得;三是探析元代儒生读书目的主要有济世和治学两种途径。由此进一步揭示《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中呈现的“读书工程”,秉承着朱子的理学教育思想,不但整体设计的思路清晰明了,而且实施过程的可操作性很强。

百年来吴澄及草庐学派研究述评

元代由吴澄创立的草庐学派,向来被认为是在接武朱子学的同时,对陆九渊心学也有所吸收。百年来关于吴澄及草庐学派的研究,多立足于此重点分析学派思想中的朱陆关系。按时段与进度,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民国时期,多以哲学史书写的视角,简要辨析吴澄思想中的朱陆成分;第二阶段为1949年至1980年,主要以我国台湾地区及海外讨论吴澄在元代的身份问题为主;第三阶段为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在研究深度、广度方面,均取得了超越前代的成绩;第四阶段为21世纪以来,突出了去“朱陆”化、重群体的新变。百年来吴澄及草庐学派的研究呈现出从无到有、从个人到学派、从思想单一到多元面向的发展趋势。

清代中晚期程朱陆王论争问题的历史发展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朱子升配十哲之列,朱子学备受尊崇。及至清中晚期,理学内部的道统问题基本解决,程朱陆王之学乃以调和的姿态共同对付来自理学之外的学术冲击成为主流。随着清中晚期乾嘉汉学的兴起与消长、西学的渗透与冲击,理学士人更是会通汉学与宋学,程朱陆王学术融合成为主流。不过,这种“融合”却多从形式上会通,而少有理论内涵上的创新。程朱陆王论争问题的重点已不再以是否“正统”为主要内容,而是转变成了纯学术方法论的问题,注重以不同的方法、范式来表达自我,回归朱陆文本元典。同样的,在十九世纪后期以至近现代朱子学时期,虽然程朱陆王论争问题成为学界一再提及的话题,但这时对于程朱陆王学术思想的辨析基本都与方法之变有关,并没有太多关于其学术内涵本质性差异的讨论。

方宗诚与柏堂学

方宗诚是晚清时期的理学名儒,著述丰富。其学术思想主要表现在恪尊程朱理学,讲究为学之道;排斥汉学、心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实体力行三个方面。他在理学方面虽无大的创见,但却较为系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清时期程朱理学的理论水平和时代特点。

论桐城派与清代政治、文化的关系

桐城派的文运虽然与清王朝的国运相始终 ,但是不能因此认定桐城派为清王朝的御用文人。在思想内容、文学体裁和文学风格等方面 ,桐城派的文章与清王朝所提倡的都有所不同。对于程朱理学 ,桐城派主要是从学术研究和高尚人格方面来提倡的 ,与清王朝提倡程朱理学的目的、内容也有所不同。桐城派作家多生活于社会的中下层 ,他们是在对当时的政治失望以后 。

李塨与方苞之交游及其学术意义

李塨与方苞都是清代著名学者,二人往来密切,彼此推崇,也相互辩难。他们关于《南山集序》说法的矛盾,揭示其背后隐藏着真相。他们关于格物及虚实之学的争论,展现程朱理学与颜李学派之异同。他们对于礼义的探讨和礼俗的践履,可以窥见清初礼学兴起及其重视践履的时代特征。

从“三纲五常”看程朱理学对孔孟儒学的背叛

“三纲五常”并非起源于孔孟,而是对孔孟儒学平等和民主精神的背叛和践踏。程朱理学把“三纲五常”说成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万古长存的天理,就是要维护封建皇权专制主义的等级制度和纲常秩序。

吕柟与阳明心学之间的论学交往考

吕柟是明代中期关中地区的著名理学家,在阳明心学昌盛之时,他坚持程朱理学的基本立场,同时通过与心学学者的论学交往,反思了程朱理学的不足,修正了自己的部分观点,以争取与心学更大的对话空间。吕柟的这种学术取向客观上促进了理学与心学在关中地区的共同发展。

李睟光性理学思想内涵

李睟光将他所接受的程朱性理学称之为"道学",所以现以中国"道学"的名称、体系及其思想内容为依据,揭示李睟光"道学"思想的蕴涵,建构李睟光"性理学"的哲学思想体系。

三原学派的理学思想

本文从学术史的角度指出三原学派是关学在明代的重要理论代表 ,分析了该学派的思想渊源和会通求实的理论特色 ,通过对程朱理学的继承和改造 ,他们发展出性理不二、尽心穷究的本体论体系和躬行义理、本于慎独的道德修养论 ,在实学思维方式中包含着明清之际“走出理学”的可贵萌芽。

有间和无间——宋明时期理学和心学在“天人合一”观上的差异

儒家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在宋明时期经过理学和心学在道德形上学层面的发展而达到了顶峰。同是为了实现"天人合一"的圣人之境,理学和心学在这个"大同"的目标之外,又存在诸多"小异":理学以"天道"为核心,以"格物致知"为方法,将天道人道化,把天道和人道糅合在一起;心学以"人道"为核心,以"致知格物"为方法,以内在性为出发点,将人道天道化,化内在为超越。这些差异也导致了他们所理解"天人合一"境界在终极存在状态上的差异:理学派的"天人合一"是"有间"的,即是以主客二分,形上形下相分离作为理论前提的;而心学则强调了"无间"即主客未分的"天人合一"。

10-14世纪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经学

宋元时期，北方各少数民族在黄河流域建立政权以后，即开始自觉地学习和吸纳汉文化，实行崇儒尊经的文教政策，并开始了对经学的研习和传播。由于北方与南方的文化环境不同，因而经学研究也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北方长达４００年处于游牧民族的统治之下，杂染胡风，重实际，轻玄想，故其经学研究以六经为主，注重经史结合，从中寻求治国的道理；虽然倡扬程朱理学，但仍不废汉唐注疏，具有经世致用、平实质朴的特点。

清初文化变革与桐城派

清初的文化政策的变化是文学复苏的重要原因,桐城派便是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方苞为桐城派的开派首领,在江南日益平静之后,"学行继程朱"成为为文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祈向,再加上从明代尚先秦秦汉古文到尚唐宋八家的文学宗趣转变,复以桐城地域的人文风尚,一个勃勃生机的文学流派桐城派便呼之欲出了。

论程朱重智主义特征及其流弊

程朱理学功夫论的宗旨是格物致知,而格物致知的功夫论则强调泛观博览,即重视通过知识的学习来达到道德培养的目的。但程朱理学的这种重智主义特征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当程朱理学官学化后,其理论的各种流弊也显露出来,主要表现为在道德修养上的知行分离、知识学习上的泛滥无归以及重视科举功名的不良世风。

程朱学脉中朱子的自我身份认同

朱子为二程三传弟子,这是历史的事实,但朱子晚年建构道统谱系时以二程"私淑"自处。回顾朱子早年求索的历程,可以了解"私淑"二字背后所隐藏的深意:朱子最早受学于韦斋和三先生,但他们含混儒释疆域的学风在延平那里被否定,以朱子后来对儒释之辩的敏感,自不能承认由韦斋及三先生可以上通二程之真精神;延平虽严辨儒释之分,但工夫入路偏于主静,推而至极亦会流入禅学,当然也不能说传二程之真血脉;朱子强探力索,出入佛老、师友之间,先辨明儒释疆域,又通过对延平之学和湖湘之学的反思,才最终接上了二程的传统。

清初学术思潮转换刍议

明清之际,学术思潮出现了新的历史转换。清初,经历过明清鼎革之变的宿儒遗民思想影响在学术界依然很大,他们在继续晚明学术风气的基础上,深沉反思现实与历史,积极探索新的学术出路,为清初学术发展开出新格局,展示出明清之际学风发展的时代特征。

晚清的理学复兴与唐鉴的道统论——以《国朝学案小识》为中心

清代理学的总体走势是趋向没落,然而理学者们并没有放弃为弘扬理学而努力。至嘉庆、道光时期,社会危机和学术困境为理学的复兴提供了契机。作为嘉、道年间理学大师的唐鉴应运而生,为理学在清代的复兴而力倡道统论。唐鉴富有特色的道统论在当时的理学界反响很大,对晚清政局也有一定的影响。

创新与宇宙论:“(Neo-)Confucianism”一词早期的用法

宋代“道学”的成员,历代有不同的称呼,如中文“程朱学派”“理学家”“今儒”“新儒家”,或外文“Neo-Confucians”,但是都与“道学”原义有所不同。文章探讨西方“Confucian”“Confucianism”“Neoconfucian”“Neoconfucianism”等用语在17到19世纪文献的发展,包括其学术背景与原先的用意。这些用语大部分可以找出比目前所知更早的出处,有时候超过一百年。另外可以看到这些术语刚开始有着比较负面的涵义,而后来才成为正面的用语。同时可以从中探究欧洲学者从17到19世纪对宋明道学家的看法及其变化,以此反思这些用词在现代的意义与使用的恰当性。

实体形上本体的建构——阳明心学“心”本体的意义

程朱理学建构起以“理”为本体的道德形上学,使得原始儒学对实存道德描述的形态实现了形而上的跨越。但“理”本体只在道德的范阈内打转,对于道德之外的现实生活并不具备理论解释力。王阳明从儒学的道统意识出发,将儒学的形上本体从道德范阈内超拔出来,建构起以“心”为本体的形上学。王阳明的“心”本体具备“超道德性”,既是“有”,又是“无”,是不同于“理”等表征关系概念的“实体”概念,故,“心”本体与“理”本体在先验结构方面存在着差别。正因为如此,阳明心学的出现导扭转了儒学在三教竞争中的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