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鼐与汉学

本文试对姚鼐的学术思想作出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评价。姚鼐对汉学有批判有吸收;姚鼐与戴震的关系既有“交相师”的一面,也有学术交锋、敌对诋毁的一面;姚鼐中年告退的深层原因是为了捍卫所守之道,为了心中所安。

戴震反理学的“实学”方法论与其“权”论取向

戴震是清代批判程朱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思想的内在发展脉络始终以解构和批判程朱理学为基本取向和最终旨归。戴震通过对文辞的训诂考据、历史事实的勾稽、社会实践批判之"实学化"的方法择向,对程朱理学进行了全方位多层面的解构和抨击。《孟子字义疏证》末尾处"权"论的展开,乃是其反理学"实学"方法论的必然走向。这一过程,也反映了戴震重视知行的"智识"主义和行为主义思想特质。

清初程朱理学“复兴”标志论略

程朱理学推动了清初伦理道德体系和社会秩序的重建,也在这一过程中于康熙中叶前后实现了自身"复兴"。其标志主要包括:在意识形态领域独尊地位的重新确立,在社会观念上获得广泛接受,以及编纂理学学术史著作热潮的兴起。

精巧圆滑的双重形态——程朱理学的神学色彩和无神论意味探析

论文提出,程朱理学作为一个唯心主义体系却蕴含了一定的唯物颗粒,构成既有神学色彩又有无神论意味的精巧圆滑的双重形态。论文除了梳理和论证这种双重形态外,还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形成这种双重形态的原因或必然性作了进一步的分析。

“元承金学”及程朱之学的北传

元代是我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朝代,它以漠北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并最终建立了一个大一统帝国。为了巩固大一统帝国,蒙元统治者尤其是忽必烈主动认同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推行汉化政策,由此赢得了中原地区民众对其政权的认同。蒙元对儒学的重视,主要是推崇南宋地区所流行的程朱理学,而摒弃辽、西夏、金所推崇的章句注疏之学。蒙元将程朱理学作为官学,借助金朝儒士向以元大都为核心的北方地区传播,最终确立了理学在学术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

左宗棠与湖湘文化

近代湖湘文化与程朱理学有着深厚的渊源。左宗棠作为一代伟人,其家庭出身、所受教育、生平经历及思想与作风,是对湖湘文化本质内核的一种呈现,即强调个人修养,重经世致用之学,报效国家民族,实现儒学的内圣外王的统一。

篁墩,北方移民的中转地

"程朱阙里"先后走出了众多中国史上著名人物的祖先,是因为篁墩是一个山环水复的"澳区"。

蒙元“用夏变夷”与汉儒的文化认同

蒙元是北方蒙古族所建立的大一统帝国。为了巩固其统治,控制思想人心,尤其为了赢得南宋旧地中原社会精英阶层——儒士大夫对其的政治认同,蒙元统治者尤其是忽必烈主动儒化、汉化,"用夏变夷"。忽必烈将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是其"用夏变夷"最重要的举措之一,对其后诸帝及其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随着蒙元政权的汉化,尤其是程朱理学被作为官方意识形态,这不但促使中原社会精英阶层——汉族儒士大夫们对蒙元政权的政治文化认同,也使程朱理学超越了原有民族文化信仰,成为不同族群的共同文化价值体系,也成为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相互融合与元朝大一统帝国稳定的基石与纽带。

司马光儒门史学实践的内在冲突——兼论程颐、朱熹与司马光史观之差异

司马光既有明显的史家自觉,又将史学限定在儒学门庭之内,以求道作为治史的最高目标,并且高度认同史学的鉴戒价值,以史学实践自觉承担"经之常道落实在具体历史中帝王之一心"的任务。但其儒门史学蕴含的求道、求治、求真三重价值目标,造成了史学实践中的内在冲突,即求道与求治的冲突、求道与求真的冲突。前者引起历史人物评价上与程颐(也包括朱熹)的分歧,后者引起历史编纂上与朱熹的分歧。从程颐、朱熹与司马光的分歧,不仅可以加深对儒门史学内在冲突的认识,而且可以了解宋代理学与史学的学术互动情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