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承转合”与“正反合”的比较

“起承转合”是中国传统的章法学术语,而“正反合”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概念。前者是文法形式,后者是思想形式。两者在具体的运用过程中,都试图不断地提高其普遍性的价值,但也都遭遇到不同的质疑和批判。对两者进行比较,进而发现其共同的问题,从而在理论思考方面有所推进,这是非常必要的。无论是“起承转合”还是“正反合”,都是人类特定认识阶段的思想总结的产物。它们作为一种“形式”的局限性本源于人类自身的局限性,也因此,我们讲论“形式”的时候,总是遭遇有限性的问题。与此同时,它们之间也并没有向对方过渡或转化的态势,这种现象耐人寻味。

程颐《春秋传》及其《春秋》诠释学

程颐乃《春秋》宋学之推助者,视《春秋》为“圣人之用”,以为学者只观《春秋》亦可尽道。其曾揭示治经之要领,如“《传》为案,《经》为断”“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伪”,凸显了《左传》解经之功能。晚年著《春秋传》,阐发正人伦、谨名分、尊周王、攘夷狄诸大义;且持天理、人道取代微辞隐义,进行创造性诠释。对于《春秋》或书或不书、或称或不称之笔削,与夺进退、褒贬劝惩之指义,抑纵、微显相反相成之笔法,事同则辞同、事同而辞异诸书法义例,观百物、聚众材与张本继末、系统宏观之比事属辞解经方法,程颐《春秋》学多有具体而微之提示。

英汉篇章修辞对比研究中的方法问题

对比修辞学领域内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是:英汉篇章修辞结构之间有没有本质差别?以Kaplan为代表的学者坚持汉语篇章受八股文或起-承-转-合结构的影响,是间接发展的,而其他研究者倾向于认为英汉篇章结构之间并无本质差别。本文通过对一些主要研究进行分析发现,许多研究存在方法上的缺陷,如过于依赖中国学生的英语作文,分析样本过小等,从而影响了结果的可信度。因此,作在建议未来的对比修辞研究应多注意方法上的问题。

中国语言研究传统与语篇语义学

文章讨论中国语言研究传统与Martin的语篇语义学的相同点。笔者首先简要论述了中国传统的语法概念,然后详细回顾了中国语言研究传统中的起承转合结构说和主题论的发展历程。最后,笔者介绍了Martin关于语篇结构和意义的理论,并讨论了该理论与中国语言研究传统的具体相似之处。

《程氏易传》的成书及流传考

《程氏易传》是程颐理学的代表作,而其成书以及后来的流传情况,学界一直没有一个清楚的考释,本文专就此问题作一研究。

《诚斋易传》的历史与意义的世界——杨万里易学思想研究

杨万里的《诚斋易传》是义理派史事宗非常重要并独具特点的著作。此书思想与程颐的《伊川易传》相一致,并注重人事,引史传印证《周易》,将《周易》一书的本质概括为通变,并确立以心为主体的本体论,引史证经只不过是达此目的手段而已,是对意义世界的展示,杨万里关于意义世界的学说认为:"易之道,天理而已",认为这个理想的意义世界的核心是"中正"原则,其根源是天理,由此建立起一整套关于意义世界的学说。

“起承转合”译,“传神达意”宜

陶渊明诗文的朴真与恬淡通过其诗中的"神"字与"意"字跃然纸上。无论是陶渊明诗文中的"神"字,还是其中的"意"字,与译者而言,都是中古文化"神意"不可违的翻译对象。汪榕培教授运"起承转合"之译笔,使陶渊明之"神"、"意"历久弥新,"传神与达意"比肩而至。

书法的起、承、转、合

"起"、"承"、"转"、"合"分别表征着一次性书写过程的开端、发展、变化和结束。正是在起、承、转、合的连续性转换过程中,书法作为时间性艺术的特点得以清楚展现,书法是"时序展开"的艺术,具有很强的"音乐性",而这一切都是在书法时序展开的过程中通过用笔的起、承、转、合来实现的,正是书法用笔的起承转合体现了书法形式随机生成和变化的内在肌理。

重塑英雄形象 再度伸张正义——试论韩愈创作《张中丞传后序》的政治用意

韩愈《张中丞传后序》在批判小人非议张巡、许远二人事迹的基础上,重塑了二位英雄形象,再次弘扬了他们的英雄事迹,给张、许二人予以公正的评价。但其政治用意也非常鲜明,由安史之乱而导致藩镇割据并未停息,唐宪宗即位之后以武力削藩,仍有不少人持异议,反对用兵,本文实际上是对专务姑息,为反叛势力张目者的有力回击,对加强中央集权起了积极的作用。

《周易》“节”卦思想阐微——以《周易程氏传》为例

《周易程氏传》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大师程颐在对传统易学扬弃的基础上,创造性地用义理对《周易》进行的注释和解说,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如对于“节”卦,他认为体现出了“尚中”的哲学思想、“节以制度”的政治思想、“养正于蒙”的教育思想,等等。这些思想至今仍闪着智慧的光芒,给我们带来很大启发。

清华简与赵简子史事研究

清华简《赵简子》的问世,对研究春秋晋国历史和赵国历史文化史料价值弥足珍贵。尤其为研究晋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赵简子提供了难得契机。《赵简子》属于语类文献,既有作者或传抄者的陈述语言内容,又有直接引用或实录的谈话内容。它可以印证或补证并丰富赵简子的历史和思想方面的内容。赵简子当时身份为上军佐。简文使用“范献子进谏”而不用“规诫”,真实暴露了简文作者史官或者传抄者的政治思想倾向,他们认为赵简子才是这段对话的主角。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一致证明赵简子勤政好问,从谏如流;尊贤重士,求贤若渴,能够赢得民心,顺应历史发展,从而开创了赵氏基业。

成僎《诗说考略》述评

清代学者成僎《诗说考略》,对《诗经》颇有创见,然而迄今未引起学界关注。成僎在研治《诗经》时,一方面受时代大环境的影响,运用乾嘉学者考证的手段以追求知识的本真;同时,囿于传统的经学观念,又未能摆脱经学的牢笼。通过介绍成僎的生平和《诗说考略》的体例,并从成就和不足两方面进行讨论,有助于全面评价《诗说考略》的学术价值。

中华书局本《二程集》之《周易程氏传》标点正误

中华书局于1981年出版的《二程集》之《周易程氏传》,无论从文本的选择上,还是句读方面,对于程学的研究都可谓有开创之功。此书在2004年再版,但未作任何修订。其实,于2003年由齐鲁书社出版的《〈程氏易传〉导读》一书中梁韦弦先生已经指出《二程集》之《程传》在标点及文字方面的一些遗漏。所以本文旨在系统地对中华书局版的《程传》作一些拾遗补漏的工作,以期为后来的学者提供更为准确的点校本《程传》。

“起承转合”思维模式对英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学术英语论文写作的影响

近年来,在英国就读的中国留学生陡然增多,语言学者们也开始关注英文学术论文写作过程中的诸多问题。中国写作的传统思维方式"起承转合"对中国留学生影响深远。本研究旨在探讨学术论文写作中教师与学生之间期望的差异,以及从学生的角度来发掘导致此差异真正的原因。通过质的分析研究方法,发现英国教师对中国留学生学术论文的评语可以归为以下8类:缺乏批判性、没有作者的个人观点、无标注的文献来源或剽窃、未经证实的论点、不规范的文献引用方式、论点与论证无相关性、不正确的学术文体、不清晰的陈述与结构不连贯。语言培训者应了解学生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教师对他们的学术论文写作的期望,而更重要的是通过何种途径来达到目标。因此,在开始大学课程之前进行一段时间的英语语言课程学习是非常必要的,通过系统的辅导,学生能掌握学术论文写作的标准。

《醒世姻缘传》词语拾零

《醒世姻缘传》中一些字面普通而义别的非方言词也值得考察,既可补充黄肃秋先生的校注,还可对大型辞书的训释加以完善。"低钱"除有"成色低的钱"之义外,还可指面额小的钱。"不扶甘结"即"对官府出具的不虚假的字据"。"照提"当释为"行文逮捕罪犯"。"梳栊"形体不误,有多种异体,语源为"上头"。"折程"为明清时期一种送礼的名目。"秫"不是玉米,实乃高粱。

“起、承、转、合”在对外汉语成段表达中的运用

作为我国古代诗学理论之一的"起承转合"理论,对留学生用汉语进行成段表达有明显的效果,特别是对留学生的汉语思维的培养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在运用这一方法的过程中,抓好"承"的运用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可以较好地帮助学习者深入掌握汉语的特点。在成段表达训练中,教师要有前瞻意识,并制定科学的教学步骤和明确教学的重点。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与起承转合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被称为西方近体诗,而起承转合理论是中国古典律诗写作理论。律诗的各联与起承转合的各个部分分别对应,各联在整首诗中起着不同的作用。近代一些学者认为起承转合理论同样适用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分析;为考察起承转合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之间的关系,从寻找英汉语篇篇章结构中的共性目的出发,首次采用主述位分析的方法对随机挑选的五首十四行诗进行分析;同时随机选取五首中国古典律诗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较之中国古典律诗,"起承转合"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有三种不同的表现形式:(1)1-4,5-8,9-12,13-14;(2)1-3,4-8,9-12,13-14;(3)1-5,6-8,9-12,13-14。

《二程集》易说初探

《二程集》易说虽不全是程颐之语,但仍是研究程氏易学的重要资料．其中不仅记录了《程氏易传》撰作与传习之情况,而且畅论读《易》之方,推重王弼、胡瑗、王安石三家易学,要求学《易》先识卦义卦体,并对《周易》经传之义理多作发明,堪与《程传》推阐相发．且《二程集》易亦颇有可以雠校《程传》者,亦颇有可增补《程传》对《易传》未加阐述之内容．

韦伯恩《弦乐四重奏五章》OP.5第四乐章的结构分析

在调性音乐创作向无调性音乐创作的巨大跨越中,“新维也纳乐派”的主要实践者之一———安东·韦伯恩有着重要而独特的地位。本文通过对其《弦乐四重奏五章》OP.5第四乐章的分析,揭示出乐章创作的结构特征,为无调性音乐创作的结构方面提供了一个有趣而具体的参考实证。

《尚书》诸篇阐释与宋代复仇论

《尚书》中本无复仇话题,苏轼《书传》率先批评周穆王、平王无复仇、中兴之志。靖康之难后,这一新说受到士大夫的普遍关注。南宋高宗朝主张对金复仇的士大夫,如张九成、陈鹏飞等,均袭用苏轼新说,借批评穆王、平王指责高宗推动和议、放弃复仇;而赞成和议或经历过高宗朝末期对金宣战以及孝宗朝初期符离之败、隆兴和议的士人,如范浚、林之奇等,他们以维护《尚书》的"轨范"特质为由批评苏轼新说。相较其它经典,直接指向君主,且与中兴话题密切相关,是南宋初年《尚书》学中复仇论的特点。而士人对《书传》的继承或批评,也反映出苏轼之学在南宋前期受到极大的关注,并未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