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公説《春秋分記》的體例、經解與史鑑

宋代出現許多以新史體改編《春秋》經傳體例的著作,其中以程公説《春秋分記》的卷數最多,主題也最豐富,是一部完整的綜合性撰述,但學界較少關注體例改編的總體趨勢和學術意義,故本文嘗試開拓這類型的研究課題,聚焦程公説《春秋分記》的編纂體例、經解義法和史鑑寄寓。本文認爲《春秋分記》以史體“紀傳體”多元地反映春秋歷史的面貌,足以作爲研究《左傳》重要的參考依據。程公説雖以胡安國《春秋傳》爲經解旨歸,但透過史體綰合深刻的經解義理,高度依附《左傳》,將麟經詮釋導向務實客觀的路線,與南宋捨傳從經的解經路徑有所不同。又能上承《春秋》“懲惡勸善”的史鑑精神,從其史事制度的沿革興變總結出歷史經驗,寓託不少垂訓警惕的史鑑觀點,形成一套獨有的内在理路與學術特色。

《工程做法则例》成立体系的研究

以明末清初,特别是康熙、雍正朝的社会、政治、经济及主要的建筑活动为研究背景,以清代《工程做法则例》雍正12年(1734)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该史料产生的主要历史原因,同时解剖了它的构成体系。作为深入探索清代则例,以及《工程做法则例》与《营造法式》、《营造法源》等,古典建筑书之间关系的第一步。

《工程做法则例》中“门”的设计体系

该文分析了《工程做法则例》装修(卷41)及锭铰作(卷50、51)中有关“门”的记载方式及其设计体系。研究结果表明:门的记载方式亦充分体现了本史料各卷自成体系及重视实用性的特点。各类门均以面阔、檐柱径为木割基准寸法,由此得出门各构成部件设计尺寸,从而形成非常彻底且系统化的设计体系。

东汉末年南匈奴南迁的前后

东汉永和五年,南匈奴左部发动叛乱,暴露了南匈奴内部矛盾的加剧。东汉朝廷的直接干预,更导致南单于传承秩序进入无序状态。匈奴屠各种在其尊贵地位受到威胁时,以血统为旗帜,奋起抗争,从而使南匈奴由内讧走向分裂。南匈奴左部叛乱后,东汉朝廷迁徙西河、上郡、朔方等郡治至内地,但南单于庭并未同时南迁。除於扶罗部外,南匈奴部众在东汉末年才陆续离开缘边五郡南迁。南下的南匈奴实际上分成河东的於扶罗部、离石的左部和新兴的刘豹部等三股势力。曹操统一北方时,留南单于呼厨泉为人质,以右贤王去卑"归监其国",而分其众为五部,南匈奴的三股势力又合而为一了。

关于《工程做法则例》中殿堂的设计体系研究

分析了《工程做法则例》中殿堂(卷1～3)的记载内容及木割。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读史料中殿堂的设计体系,是从最重要的基准单位[斗口]开始,根据严密的木割关系而展开的。并且各卷的记载内容均不省略,各成完整·独立的体系,这些都充分反映了编纂者重视建筑物的标准化,及建筑生产过程中强化管理制度的编纂意图。

关于《工程做法则例》中楼房的设计体系研究

分析了《工程做法则例》中楼房(卷4)的记载内容及木割。其设计体系为:平面柱间尺寸不是通过木割来获得,而是在其它部件的木割说明文中,作为木割的基准寸法,以实际尺寸来记载。面阔、进深作为木割的基准寸法,来决定其它部件的尺寸。

诗法效禅——江西宋代诗歌创作方法的禅学化走向

禅宗对江西宋代诗坛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种影响既包括对创作主体审美意趣的深刻濡染,同时也体现在创作方法的禅学化走向上。江西宋代诗坛领袖黄庭坚和杨万里所标举的诗歌创作方法,就随处可以找到禅学影响的历史痕迹。

商承祚的古文字考释与义近形符通用

义近形符通用通作是古文字形体的一个普遍现象,也是古文字学家考释古文字时常常凭借的重要方法,商承祚利用这一规律考释辨认了不少古文字。论文整理了商承祚著作中"义近形符通用"的例子并加以说明。

洛学传人杨时的交游与诗歌创作

写诗是杨时的基本生存方式之一,其诗作数量既多,在诗坛的交游亦广,加上程氏洛学正宗传人的地位,他自然成为南方理学诗人群体的中心人物。杨时一生主要事业在理学,诗乃其余事。在诗歌理论上他承袭了程颐的文道观,标举《六经》之“明天道、正人伦”。从艺术上讲,杨时论诗文推重温柔敦厚的气象,否定诗歌的怨忿和讥刺,其律诗齐整有法,致心平易,没有兀傲奇崛的气骨,也缺乏活泼流动的韵致。因为追求诗歌新变的自立意识不强,杨时的律诗与通常认为是宋诗家法的拗折句法、生硬语汇基本无缘,其佳处仅在于对仗工稳、遣词熨贴而已。他的绝句和古诗较多地流宕出唐音的声情神味。

略谈游酢及其在安徽的事迹

游酢,"程门四先生"之一,北宋著名理学家,在安徽任职多年,晚年退居和州并终老其地,留下了良好的政声和一些诗文。本文重点考察了他在安徽的事迹和影响。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清抄本《秋树蝉声》概述

《秋树蝉声》共收录诗歌作品322首,题词3篇,对于补充清代文史人物资料及研究清代中下层文人的创作趋势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学界尚无对《秋树蝉声》进行考证、研究者。从文本出发,简要梳理其作者、版本、内容、体例等问题,以期为清代文学文献的整理及清代文史人物的研究提供新的文学、传记资料。

左宗棠与湖湘文化

近代湖湘文化与程朱理学有着深厚的渊源。左宗棠作为一代伟人,其家庭出身、所受教育、生平经历及思想与作风,是对湖湘文化本质内核的一种呈现,即强调个人修养,重经世致用之学,报效国家民族,实现儒学的内圣外王的统一。

“乘”“坐”语义辨

现代汉语中"乘"与"坐"均可表示"搭乘"意,且能够组成"乘坐"一词连用。但两者相较,"乘"表"搭乘"意的语法分布广于"坐",造词能力优于"坐";"乘""坐"能够合用为"乘坐"的认知因素在于其动作原型的改变与背景的切换,形成动作与背景的高度重合;"乘""坐""乘坐"在现代汉语中并存的原因在于语用差异。

“程门立雪”辨正

程门立雪由游酢荐领,游杨同立雪。这是有根有据的历史事实。现在不少书籍,包括小学课本,甚至更高层次的教科书把道统南移第一人"授予"杨时,程门立雪要不根本不提游酢,要不说游酢没有定力,对先生尊敬远不如杨时,这是天大的失误。游杨同立雪,道南首豸山。朱熹联曰:"道南首豸山,学共龟山同立雪;理窟从洛水,本归濂水引道源。"此外还有朱子对游酢的定评,略加考证,还历史以本相。

道统叙事与游酢历史地位的解构——兼论“程门罪人”说

游酢晚年沉溺佛学,因而受到程门后学的批判,更被称为“程门罪人”。游酢晚年确实背弃程子之学,且其记述二程语录还存在失真的问题。但宋元文献中流传的游酢与道宁禅师论道并屈于禅说的故事是出于杜撰。此外,现今流传的游酢文集曾经过朱熹删节,据佛释儒的文字皆被删去。程门后学的不满,使得当时很难形成有利于游酢遗著和学说流播的学术环境。今人面对残缺不全的游氏著述和不成体系的学说,更难以客观评价其学术和道统地位。各种是非纠葛和虚实掩映的文献记载和后学评价,层累地塑造了游酢的历史形象。而此问题正是一个探讨宋代思想史中道统叙事和史学遮蔽的绝佳案例。

商承祚《说文中之古文考》舛误例释

商承祚《说文中之古文考》利用大量的传世和出土文字对《说文》古文进行全面疏证,广受赞誉。但彼时古文字资料较少,商承祚很少见到与《说文》古文关系密切的战国文字;对差异缺乏细微辨析,讹混形似形体;又对前人旧说未加审辨,强为《说文》作解,故在古文考证方面错误或疏漏亦在所难免。

李云麟与左宗棠关系考

李云麟为晚清时期一位名士,才识兼具,为左宗棠等诸名流所赏识。左宗棠督师西北后,将其调赴军营协助西征事宜,李云麟在收复新疆和办理中俄交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李、左个性都较为刚烈,彼此难以含容,加之在收复新疆的战略方针和新疆建省问题上政见分歧甚大,故二人关系迅速恶化。对李、左二人关系由正常到交恶的过程进行了详细考述,并从性格因素和政见相左两个方面分析了其交恶原因,进而揭示满、汉官员在新疆问题上的权力博弈。

商承祚《殷虚文字类编》“祚案”例释

商承祚《殷虚文字类编》是甲骨文?草创时期?一部比较完备的甲骨文字典。?祚案?部分是全书的精蕴及其创新所在,整理、分析《殷虚文字类编》?祚案?语,对整理?草创?时期的甲骨文研究,挖掘《殷虚文字类编》价值和商承祚的汉字学思想,把甲骨文字典研究引向深入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