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江西宗族祠祭祖先的扩展

明代宗族祠祭祖先盛于江西,且有一个扩展过程。明前期祠祭祖先的事例集中于吉安府,家祠、宗祠均有。家祠也见于南昌府丰城县、饶州府浮梁县,宗祠则有抚州府的事例。明中期吉安府士大夫热衷于讨论祠祭祖先的制度、古礼与现实,南昌府、抚州府也有祠祭祖先的事例。明后期士大夫有关始祖、龛位的讨论在加强,一般认同于程颐祭祀始祖的主张,民间将祠祭祖先理解为士庶通行之制,宗祠在民间普及迅速。吉安府祠祭祖先事例丰富,此外还有广昌府的著名个案以及南安府、饶州府、抚州府、南昌府的事例。明代江西著名士大夫杨士奇、王直、罗伦、罗钦顺、罗洪先等人,对祠祭祖先问题均提出自己的看法。

新安医家程樑《引经证医》学术思想探析

程樑是清代著名新安医家,沉于经典,勤于临床,将所思、所感系统整理、总结,于1873年著成《引经证医》。文章从该书医学理论体系构建的角度出发,探寻其学术思想,包括阴阳四时五行,构建哲学基础;独重脾胃,明确藏象核心;详论六气,阐发病因病机;形色脉参,形成综合诊断;内外同治,展现多元治疗等五个方面。《引经证医》论理明晰,以经典理论为指归,临证圆活,以审机施治为目标,是理论结合实际的尚佳范例,其学术思想值得后来者研究与学习。

《褚氏遗书》对医学教育及人才培养的启发

《褚氏遗书》是我国现知最早的石刻医籍,作者为南北朝时期南齐政治家、医家褚澄。该书是中国医学史上的一部重要的理论性著作,其中诸多创见,对后世医家产生深远影响,足见其在知识传播及培养后学方面的价值。对《褚氏遗书》涉及的对医学教育及医学生成长具有启发作用的元素进行梳理,认为该书不仅体现了作者的学术思想,也反映了作者的治学理念,诸如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高医疗水平;求业宜精,勤于思考,不墨守成规;重视实践,虚心求教等。这些观点对当代医学人才的成长均具有借鉴价值。

陈登铠“内外一统”发病观与痿证理论钩玄

探讨陈登铠《华医病理学》“内外一统”的病因和发病观,以及在伤寒、风论、痹论、痿论中的体现。其中痹论和痿论并论,主要表现为病因的“内外感召”和传变的“内外气化枢转”,并从“肺热叶焦”转向“痿疾取之阳明”的机制、悲哀太甚胞络绝致大经空虚、思虑过度与类“二阳之病发心脾”、治痿重视阳明4个方面探讨阳明在痿证理论中的重要意义。

从“天命”到“天理”——韩愈、二程天论与唐宋之际儒家的发展

唐宋之际儒学出现了变革,这种变革可以通过对韩愈、二程天论的分析体现出来。从韩愈的“天命”到二程的“天理”,体现出唐宋儒学对天性质的界定从意志之天转变为义理之天,天的功能从天地万物之性由天命赋予转变为天地万物之理由天理转化,天人合一关系从外在合一转变为内在合一。从韩愈的“天命”演变成二程的“天理”,带来了儒学发展质的飞跃,这种演变是儒学发展的必然,是儒学为了对抗佛教的挑战而做的自我调节。

二程君主论的内涵及其思想史背景

二程作为北宋理学的奠基者,不仅对儒家的内圣心性之学有着重要的思想阐发,而且对儒家所强调的外王事业亦有诸多理论创见,他们打破了儒家长期以来“内圣”和“外王”相脱节的困境,明确了为学与为政的次第关系,构建了“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新的治道体系。二程的治道体系是以君主为核心的,它强调君主的重要性,着眼于君主心术的本源,并对君主提出了期待和要求,重建了三代以降日渐败坏的政治、社会秩序,成为后世政治思想的核心。二程对君主权威的重视及其关于君主的独到见解对中国古代君主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当时社会各种思想相互作用的结果。

“说书崇政”与程颐政治观的形成

“说书崇政”是程颐政治生涯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此事件之前,在野士人程颐在其兄程颢的影响下提出了限制君主“私欲”的想法。这种想法的背后呈现出一种理想化的状态。“说书崇政”使程颐完成了由布衣而卿相的转变,而国家机器的运行、教化君主的碰壁以及上层统治者的不作为都对程颐造成了沉重打击。晚年告别官场的程颐,政治观念趋于完善,尤其是在“女主专政”“格君心之非”等问题上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超越风情藩篱--程丛林的超地域性乡土绘画

乡土艺术是中国当代美术中不可忽视的一环。《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中提出关于振兴乡村文化的方针,鼓励各级美术专业院校、艺术画院、美术馆在具备条件的乡村设立写生创作和展示基地,提升乡村地区美术产业专业化水平。该文从图像学的角度分析程丛林乡土绘画的画面构成、美学思维;结合程丛林的系列作品,从表现成因、表现建构探究乡土绘画的超地域性;通过分析作品的形式语言与展陈方式,挖掘程丛林乡土绘画对民族风情藩篱的超越。对于艺术创作者来讲,写生是对对象性的叙述和描绘,缺少绘画本身需要的超越性问题,即对对象化的地域客观形态的超越。当代美术工作者如何在地域绘画中找到属于地域的特色性与独特性,同时结合自身的美学素养创作出不局限于地域性的艺术作品,这是探讨乡土绘画超地域性的价值所在。

江顺诒《词学集成》的尊体意识及文化心理

尊体是词学的重要命题之一,也是近代词体批评极为关注的问题。江顺诒《词学集成》作为首部系统的词学批评史论著,建立于批评之再批评基础上的尊体意识贯穿其始终。《词学集成》中部分论断的前后矛盾,折射出其尊体意识的复杂性。一方面,从雅正与经学化的角度来推尊词体;另一方面,《词学集成》为词体论溯本清源,以音律论、词境论寻词体之独特本质,反映出其词学批评对常、浙两派的融合与突破,体现出近代词论家复杂的文化心态。

清人程永培生平与《六醴斋医书》考略

程永培是清代苏州的藏书家,经考证,生于清雍正八年(1730),卒于清嘉庆四年(1799)前。程永培在江南结识的文人与藏书家为其整理《六醴斋医书》提供了诸多帮助。基于济世扬名、桑梓情怀两大因素,程永培汇刻整理了医学丛书《六醴斋医书》。《六醴斋医书》具有实用、校刻精善的特点,是少有的医家善本,在民国时期依旧被人推崇,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医学价值。

364例男男同性恋者的梅毒筛查结果分析:基于线上测评和血清检测

目的调查广州地区男男同性恋者(MSM)的梅毒感染率现况及危险因素。方法设计风险自测问卷,开发“羊城医访”小程序,通过社交平台募集MSM到自愿咨询检测门诊(VCT)扫码填写问卷并提交,依据问卷评估输出梅毒感染高中低风险三种结果,在线通过“广州健康通”就近推荐到性病防治专科机构或综合性医院就诊,进行梅毒和HIV筛查并反馈结果,系统后台导出调查对象的问卷进行分析。结果通过小程序共测评364例MSM,梅毒感染风险测评结果为低风险者占6.04%(22/364),中风险占81.32%(296/364),高风险占12.64%(46/364);梅毒总阳性率为9.07%(33/364),HIV总阳性率为3.02%(11/364)。中、高风险人群梅毒阳性率分别为9.12%和13.04%,但两者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33,P=0.569)。偶尔或从不使用、经常使用安全套的风险等级高于每次使用者(χ^(2)=7.06,P=0.030)。性伴有梅毒感染者的风险等级高于性伴无梅毒感染病史者(χ^(2)=36.27,P<0.001)。结论广州地区MSM人群梅毒感染率仍然较高。通过风险测评线上就近转介挂号,线下筛查更有助于该人群梅毒精准防控。

程颐评程颢:孔孟之后儒家道统的唯一传人

程颐认为韩愈尽管提出道统论,但他所阐明的儒家之道仍停留在形下层面,不足与佛道的形上思辨相抗衡。周敦颐、邵雍、张载虽皆汲取佛道思辨以重塑儒家伦理,但周子的诚本论只是价值本体论,尚未上升到宇宙本体论;邵雍与张载各视儒家道德为道本体或气本体的属性,还不是本体本身,儒家之道被纡尊降贵,故韩愈、周敦颐、邵雍、张载等俱非完整意义上儒家道统的传人。而程颢立足儒门,借鉴佛道,直接把儒家伦理奉为宇宙本体,在主张理本论的同时也有心本论思想,并以天理论道,这在儒家道统史、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还倡仁与万物一体、内圣外王等境界,初步完成其抗击佛道、重振儒家道统的历史使命,故被程颐等评为孟子之后道统的唯一传人。

郭店儒家竹书文献问题新论--以《尊德义》《六德》《成之闻之》《性自命出》为中心

郭店简《语丛》前三篇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儒学文献,其他儒家竹书也很可能写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大体上说来,郭店儒家竹书可以看作孔子和子思子的著作集。《尊德义》《六德》《成之闻之》《性自命出》四篇无论是在文本上还是在思想上都高度相关。前三篇很可能是孔子本人的著作,后一篇的作者或者是孔子本人,或者是其弟子。即使《性自命出》是孔子弟子的著作,从思想来源看,它主要反映的还是孔子思想。此前,学界或将郭店儒家竹书判定为“孔孟之间”的著作,或将其都推测为《子思子》的一部分,这两种流行意见都在较大程度上低估了郭店简的文献价值和思想价值。依此,孔子本人的思想和哲学应当据郭店简等资料得到重新解释和构造。

李光地的“慎独”说

“慎独”是儒家心性修养工夫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朱子以“存诚”“谨几”为核心,对“戒慎恐惧”与“慎独”两个概念进行了系统阐发,并对两者的动静性质作了界定。王阳明、湛若水等明代心学家则以“独知”“独体”为核心对“戒慎恐惧”“慎独”进行统摄,使之呈现出一个不断内化的演变历程。在去本体化思潮蔚然成风的清代初叶,李光地兼采朱子、阳明、蕺山之说,对“慎独”进行创造性诠释,他高度评价了朱子将“戒慎恐惧”“慎独”二分的思路,却又汲取晚明儒者之论,将“意”释为“心之所主”,将“慎独”与“诚意”释为同义。这一诠释思路使李光地的“慎独”说尊朱而不述朱,在新旧学风交替的清初具有独特的思想史意义。

曹魏建立前后的内部反曹集团研究

曹魏建立前,在曹操控制的东汉政权内部先后产生了以董承、金祎、魏讽为首领的三个反曹集团;曹魏建立后,在曹魏内部又产生了以司马懿为首领的反曹集团。曹魏内部频繁滋生反曹集团的深层根源,在于曹操的政治行为违背了儒家忠君的政治道德,引起忠汉派的反对。曹魏建立后司马懿反曹的直接根源在于其对曹操的极度仇恨,司马氏逐渐成为反曹集团的领袖人物。东汉末期反曹集团发动的数次未遂政变,迫使曹操不敢轻易称帝,被迫大力整顿内部,反曹集团客观上援助了刘备、孙权的抗曹活动;曹魏建立后形成的以司马懿父子为领袖的反曹集团,通过发动高平陵事变,成功夺取了曹魏的中枢大权,奠定了司马氏代魏建晋的基础,但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由北方政权完成国家统一、结束南北分裂的时间。

《周易程氏传》君臣民关系的民本思想根源及历史价值

程颐所著的《周易程氏传》涉及对君臣民关系的阐释,主张尊君与劝君、用臣与束臣、爱民与教民,其根源是儒家的民本思想,传承着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基因,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

论程鹏举故事的戏曲改编

程鹏举故事以叙写夫妻离合之情而广为人知,元代以来流传四种相关戏曲,分别为青阳腔《易鞋记》、昆曲《分鞋记》、梨园戏《程鹏举》和京剧《生死恨》。明清时期《易鞋记》与《分鞋记》多有讹误现象,其中《易鞋记》现存全刻本,《分鞋记》留有九出残曲。《程鹏举》与其他三种戏曲剧情和人物塑造多有不同,应分属另一种故事系统。两种故事系统并立发展,出现了情节融合的现象。此外,四种戏曲发挥剧种优势,彰显了不同剧种的艺术表现力。

二程仁礼关系辨

仁礼关系问题是儒学的重要问题,二程对此颇为措意,全面把握他们关于仁礼关系的观点,有助于理解二程思想的开创性。二程思想虽有差异,但对于仁礼关系,二者观点总体上是统一的,即都认为仁与礼具有同根性、异质性、相成性。同根性是指仁与礼同是天理的体现,同根于人的至善之性;异质性是说仁与礼在内涵、地位和作用上有实质差异;相成性意味着仁与礼紧密相连、相辅相成,仁是礼的内在基础,礼是仁的必然要求。但因二程在气质个性、精神气象上的不同,他们在具体论证仁礼关系上也有所区别。二程对仁礼关系的辨析相互补充,促进了理学思想体系的建构。

程瑶田《通艺录》的词源学价值及其应用

《通艺录》作为程瑶田一生治学精神的集中体现,所涉范围十分宽广,涵盖训诂、水理、农业、动植物、宫室等诸多方面,蕴含了不少词源探求的理论和方法,其提出的“触类旁通,其义自见”与“大率不可典要,惟变所适”以及重目验、实证和“礼失求诸野”的观点对词源探求有重要影响。程瑶田《通艺录》中的词源探求不仅为汉语词源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充实的语料和重要的理论方法,而且对同源词的系联、词典释义的补充以及词源词典的编纂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伊川易传》中程颐的史学思想

史学思想是程颐易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易学思想是程颐史学思想的基础。程颐在解易的过程中,运用了大量的历史史实,范围涉及先秦至汉唐,打破前人“以经解经”的范畴。同时,他的“融经于史、经史互动”思想对浙东学派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历史认识方面,他认为盛衰变化处于循环之中,在此循环之中,人占据重要地位,而君子又处于独特地位,进而指出人君的作为对于历史盛衰的影响。在历史评价方面,程颐重名教,将道德仁义作为评价人物的标准,同时重视长幼、父子、君臣尊卑之序,坚持“男女有常序”,宣扬女主得权的弊端。对于《伊川易传》中程颐史学思想的探讨本质上是对宋代经史关系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