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Three Kingdoms Culture and the City of Chengdu

The Three Kingdoms Culture is regarded as the most influential part in the colorful traditional cultures of Chengdu. In this pap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Kingdoms Culture and the City of Chengdu is discussed in three respects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of Three Kingdoms:(1) Chengdu is the core of the original culture of the Three Kingdoms;(2) it is the center for inheritance of the Culture;(3) it is the research center of the Culture. The research of the Three Kingdoms Culture is a topic worth considering in the process of Chengdu's growing into a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历史迭转中“同治中兴”诗歌的众声与别调

咸同时期,内忧外患的社会变局迫使士人乱极思治、危世图存。以治世为理想的士人援引历代治乱之道,属望中兴。诗人的中兴书写,以同治改元与同治三四年间江南克复两度达到高潮,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寓意:前一节点的中兴书写重在激励,以稳民心;后一节点重在歌咏,以庆中兴。在书写中兴之局时,亦有诗人创作了一些针砭现实之作,这构成了中兴诗歌写作中的别调。这些别调之音在咸同、光绪的迭代中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倾向,前一时期侧重于中兴之局的名不副实,而后一时期倾向于通过回忆中兴之局针砭现实。诗人对同治中兴的书写,不管是众声还是别调,都是现实境况的一体两面,既展现了诗人于变局下的盛世夙愿,亦体现了他们藉作品讽谕现实的济世情怀。

十六国时期战争中的军粮问题研究

以十六国时期战争中的军粮问题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战前军粮筹备、战时军粮供给对战争的影响。认为粮食对根据地的选择有制约作用;军粮补给状况是交战双方制定相应征讨策略的重要依据;军粮供应危机的化解是战争能否取胜的关键。十六国时期,征战双方在军粮问题上展开的一系列颉颃,展现了军粮在战争中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十六国时期的玉玺传说书写与政权合法性塑造

玉玺传说的书写在十六国时期空前强化。作为中原王朝宣扬正统性与合法性的核心器物,十六国诸政权通过大力宣传所获各类玉玺,为塑造政权合法性作出了一系列努力,同时也利用玉玺传说为诸项政治活动创造条件。十六国时期及后世史官对玉玺传说的书写,保留了较完整的传国玺争夺脉络与其他各类玉玺传说的流变过程。经过十六国时期的广泛流传,玉玺传说的内涵进一步丰富。玉玺传说在十六国时期的流传,对玉玺传说的书写模式变化及十六国时期政局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甘肃敦煌新出魏晋十六国镇墓文研究

2014-2015年,甘肃敦煌佛爷庙湾—新店台墓群新发现魏晋十六国镇墓文,对研究古代敦煌姓氏家族及基层行政组织演变问题,均具有重要价值。镇墓文记录翟氏、窦氏、钟氏、孙氏、王氏等5姓7人,补充和丰富了魏晋十六国时期敦煌姓氏资料,也弥补相关家族人物活动的时代缺环。镇墓文记录曹魏、前凉、后凉时期敦煌乡里名称,不仅填补曹魏、后凉在敦煌设乡里的资料空白,也证明十六国时期敦煌乡里设置、名称沿革的延续性,还反映魏晋十六国时期敦煌乡里百姓埋葬地和组织名称的新变化,推进了魏晋十六国时期敦煌乡里制的研究。

吴蜀立国策略与荆州之争考论

从地理形势上看,吴国和蜀国在立国之战略规划方面存在重叠的部分,这是二者矛盾集中的焦点。从短时期看,孙、刘集团皆对荆州有着强烈的现实需求,故而集中争夺此地。从长远的策略来看,吴国企图占据包括益州在内的长江上游的战略规划难以实现,而蜀国从荆州北伐的策略亦在荆州争夺失败后无从执行。这一切的转折点即以蜀国失去其所占荆州部分为标志。总之,在“三足鼎立”的格局中,吴、蜀二国基于立国之策的冲突,导致二者对曹魏攻势减弱。而占据北方广阔地域的曹魏,在长期与吴、蜀的征战之中,削弱了对手的实力。曹魏灭蜀后,西晋代魏而占据益州地利,利用处于长江上游的军事地理优势征伐孙吴,最终统一天下。

秦汉三国时期盐业官印辑考

古玺印是古代昭示信用的凭证,在古代文明史、社会制度史以及古文字学等研究领域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盐业官印是各朝代盐业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盐业官署机构以及官员的权力象征,在盐业史研究中具有较为重要的资料价值。文章共收集16种秦、汉至三国时期与盐业相关的古官印(含封泥、戳印陶文),加以说明与考释,并结合这些官印材料进一步探讨各朝代相关的食盐生产与盐业制度等问题。

十六国时期房屋类建筑遗存述略

关中土雕建筑、河北辽西建筑构件、高句丽壁画是最重要的十六国时期房屋类建筑资料。三地建筑存在一定的表面差异,但基本的建筑技术和样式是接近的,关中、河北辽西都上承汉晋而向拙重方向发展,高句丽可能受到东晋南朝的影响而略显轻巧。关中、河北辽西建筑特征后来又都汇聚到北魏平城,型塑了平城建筑的基本形态。

略论咸阳底张村十六国墓出土陶连枝灯上的佛像

在咸阳底张村十六国墓M54出土的陶连枝灯上贴塑有8尊坐佛像,佛像具有浓郁的犍陀罗佛像造像特征。M54的年代在4世纪后期至5世纪初的后秦时期,陶连枝灯上贴塑的坐佛像为十六国时期佛像增添了新资料。同时,在作为随葬品的陶连枝灯上贴塑佛像的做法,对探讨十六国时期长安地区的佛教信仰、丧葬习俗与佛教的关系等具有重要意义。

从长沙出土“君教”简牍文书看东汉三国县级长吏的徭使

秦汉国家的中央与地方,各级机构所涉日常事务繁多,除通过文书上传下达政令外,须有大量官吏被外派活动于基层行政一线,办理外务,时称“徭使”。不少学者借助出土简牍讨论吏徭问题,但就时段而言,主要关注秦及西汉,而研究对象主要是属吏徭使,鲜少谈及长吏徭使问题。近年来长沙市中心出土汉、吴简牍中均存在形制、内容特殊的“君教”文书,一般认为展示了临湘县级僚佐集议的行政过程。本文通过梳理君教文书的相关注记,结合史籍、简牍资料,探讨了东汉至三国长沙临湘地方县级长吏从事外务而徭使的案例,发现佐官丞与尉常奔走厘务,而长官长久滞留在官署以外的情况少见。长官如不在署,往往实行他吏代理制,东汉末至三国,常见以主簿代理相关事务。

天启《新修成都府志》书写研究

天启《新修成都府志》作为现存最早的成都方志,是研究晚明成都区域发展的珍贵文献。从书写团队、书写体例、书写取材和人物书写等方面考察,该志作为高度顺承国家意志的地方书写,其内容虽带有时代烙印,但它的问世避免了成都府断志的遗憾,延续了明代地方文脉,贡献了学术勘误,展现了书写者对地方民情的人文关怀,而保存下来的丰富文图史料为后世管窥晚明成都城市发展提供了钥匙。

陕西西咸新区北杜村十六国墓发掘简报

2020年4~5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对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土地储备中心KGTC-2020-006地块范围内的2座墓葬进行了发掘,较完整地揭露了其墓葬形制,并清理出彩绘陶俑、陶模型明器、陶器具等随葬品。研究表明,两座墓的年代为十六国时期,墓主应为当时社会的上层人物。此次发掘为研究十六国时期的丧葬习俗、社会文化以及完善关中地区十六国墓葬序列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四川成都双元村春秋墓M180、M185发掘简报

2016年3月~2018年7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与青白江文物保护中心联合组队,在成都市北部的青白江区大弯镇共抢救性清理274座东周墓葬。其中M180、M185两座墓葬为船棺墓,共出土陶罐、尖底盏、器盖等各类陶器24件,铜敦、剑、戈、矛、钺、斤、凿等铜器33件。两墓年代为春秋晚期,丰富的随葬品为释读巴蜀图符的性质及探讨东周时期古蜀社会、文化变革等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

陕西咸阳坡刘村十六国墓M2发掘简报

2019年5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坡刘村发掘了一座十六国时期墓葬,该墓葬保存完好。墓道发现“天水姜沖”铭文砖,墓室出土“西陵县侯夫人”印章及陶瓷器、铜器、金饰片等,并且还有位置明确、组合清晰的一批女乐俑。M2的发掘为研究这一时期的伎乐演变、丧葬制度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陕西咸阳底张村十六国墓M54发掘简报

200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在咸阳市底张村发掘了一批十六国墓,其中M54出土的陶连枝灯上贴塑有8尊佛坐像,尤为重要。该墓为斜坡墓道多室土洞墓,由墓道、封门、甬道、前室、后室、过道及南、北侧室等部分组成,墓室内出土有陶武士俑、侍俑、牛车、鞍马、动物俑等。根据墓葬形制及出土遗物推断,该墓时代为十六国后秦时期。

陕西西安红光新城十六国墓M11发掘简报

2016年12月至2017年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位于西安西郊团结西路的红光新城项目用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一批古墓葬,以唐代中晚期墓为主。其中M11为十六国时期墓葬,出土了具有十六国时期典型特征的陶俑和陶马等器物,该墓葬的发掘为进一步了解西安地区十六国墓葬的分布和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关中地区十六国墓葬分布研究

关中地区十六国时期墓葬已发掘46处200余座,主要集中在长安城西北的咸阳石安原及南郊少陵原一带。这些茔地是以都城及居住地为中心集中分布,单点或多点成组出现;尤其是中、小型家族墓地占据了族群墓茔的大宗,个别族群茔地前后延续三百余年,人群属性特殊。高等级墓葬多分布于石安原,晚期(约后秦至北魏初年)在少陵原亦有发现,家族墓地多见于石安原、少陵原、高阳原。墓葬形制在沿袭“汉、晋”礼制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仿木结构的土雕门楼建筑。

陕西西安焦村十六国墓M34发掘简报

2020年3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长安区焦村清理了一批古代墓葬。其中M34形制完整,出土器物种类丰富,组合明确,主要出土器物有陶俑、模型明器、石器和铜器。通过研究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推断该墓葬属十六国前秦时期。该墓的发现为十六国时期墓葬的演变,提供了重要资料。

吐鲁番地区十六国墓葬壁画与纸画研究

吐鲁番地区十六国时期的墓葬中壁画和纸画具有相同的内容、功能甚至使用方式,整体上来源于河西地区的墓葬壁画,甚至直接延续后者往西变化的趋势,反映了河西尤其是其西端地区人口的迁入和文化的移植,同时也反映出较为复杂的文化因素和突出的地方色彩,说明以汉文化为核心和底色,各种文化向该地区的影响和汇集。其内容多现实、朴素,与丧葬信仰有关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北斗为代表的司命信仰。

陕西咸阳岩村十六国墓发掘简报

2019年8~1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位于空港新城底张镇岩村一处储备用地范围内的古墓葬进行了发掘,其中M3、M4年代为十六国时期。两座墓葬虽经盗扰,但M3仍出土了一组坐乐俑,为十六国时期关中地区的音乐考古以及墓葬断代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和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