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司法专门化能抑制企业“脱实向虚”吗?——来自环境法庭设立的经验证据

借助环境法庭设立的准自然实验,运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7—2022年的经验证据,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讨环境司法专门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法庭能够抑制企业金融化。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环境法庭会促使企业提高环保投资、加强绿色创新和开展绿色并购,进而抑制企业金融化。异质性分析显示,当法治环境较差、环境规制较弱和公司治理较好时,环境法庭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溢出效应分析发现,环境法庭既能抑制设立地区的企业金融化,还能抑制邻近地区的企业金融化。经济后果分析表明,环境法庭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能降低企业经营风险、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改善企业主业业绩。研究结论为司法部门推进环境法治建设、微观企业优化投资决策提供了经验参考。

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法院司法制度探析

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重要的经济发展中心,为促进中心内的司法保障,哈萨克斯坦议会通过《AIFC宪法规章》批准设立了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法院,并同之后相继通过的《AIFC法院条例》和《AIFC法院规则》对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法院的司法架构进行创设,对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法院的法律适用规则、诉讼程序规则及承认与执行规则予以明确。我国同样设立了国际商事法庭,但其正处于探索阶段,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法院司法规则对我国国际商事法庭建设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我国可从推动法官选任的国际化、实行审级制度的统一化及保证执行机制的高效化三方面进一步完善国际商事法庭建设。

Financial Court

The Shanghai Financial Court has accepted nearly 2,900 cases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August 2018, with the total amount of claims surpassing 40 billion yuan ($6 billion). Xiao Kai, the courts vice president, revealed the figure on April 7, at a symposium on globalization,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major transnational litigation in Shanghai.

企业财务危机解救机制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07-2015年发生财务危机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财务危机解救机制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财务危机程度、持续经营价值和银企关系对于财务危机解救机制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财务危机程度越严重、持续经营价值越低以及银行债务占比越高的公司越倾向于通过破产重整而不是庭外重组解除危机,而西方文献所揭示的信息不对称、债券持有人套牢等因素却缺乏显著解释力。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国内关于财务危机解救机制研究的不足,还将丰富国际范围内的财务危机解救机制研究成果。

金融机构退市与法院的“三中止”决定

为配合监管部门对问题金融机构的行政处置,法院往往会发布"三中止"通知,对涉及相关金融机构的案件暂缓受理、中止审理或者中止执行。"三中止"措施的适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我国金融业发展的现实需要的,但对其合法性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对于该项制度的未来发展,需要在法律授权的明确性和程序的规范化等方面进行改善。

我国金融法院的现状挑战与未来发展

金融法院系专门法院之一,是我国专业金融审判组织的高级形态,是金融审判庭的“升级加强版”。作为深化我国金融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2018年上海金融法院成立以来,在提升审判执行质效、推进裁判标准统一、提升我国金融司法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取得一系列创新成果,但也面临顶层设计不足、管辖范围有限、国际影响力不足等挑战。为更好发挥金融法院集中管辖、专业审判、专家队伍的优势,完善金融法治环境,建议以近期北京金融法院批设为契机,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法院制度体系。一是增设深圳金融法院,实现金融法院合理布局分工,建立金融审判案例指导制度;二是多渠道拓展金融法院案件管辖范围;三是强化涉外管辖,提升我国金融司法国际话语权。

金融法院的领域法学理论依据

金融法院是司法实践适应金融领域发展新需求的产物,它在审判组织、审判理念、审判方法等诸多方面突破了传统部门法学理论,并表现出综合性审判的新特征。基于此,部门法学理论已无力再为其提供应有的理论供给;而领域法学理论恰好修正了部门法学理论的缺陷与不足,应当成为金融法院实践与发展的新理论依据。领域法学理论以领域问题为导向,并以领域问题的一体化解决为中心,是一种综合性与开放性的法学方法论,可以在审判理念、功能定位、法律适用、审判组织与程序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为金融法院提供契合性的理论依据与指导。

金融法院的运行状况与法理审视

2018年上海金融法院率先登场,2021年北京金融随后设立,2022年成渝金融法院也挂牌亮相。对于金融法院法律性质,按照由浅入深的认识路径,可概括为递进的三个层次:属于人民法院体系,与普通法院相对称的专门法院,与传统专门法院有着明显区别的新型专门法院。金融法院的设立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题中之义,也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金融法院的设立与运行,在司法制度、利益选择、审判能力等方面都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金融法院的健康发展,需要采取改善金融审判体制,保持客观公正立场,提升法官审判能力等方案。

晚清江南制造局的财务奏销与管理

江南制造局是制造新式枪炮的洋务企业,但其奏销和管理却是在传统模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经历从开单奏销到造册奏销、经费立案的变化后,制造局试图从内部加强成本和财务监控,但因为政治权力格局及洋务企业分割而治的影响,财务奏销领款有方,但监察无力。四柱清册在技术上也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洋务事务。在制造局内部,采买管理、库房管理和薪酬管理为其主要漏洞。缺乏与人事控制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使制造局的经费运用效率极低,成本核算难以反向控制。

厦门金融司法协同的实践创新与制度优化

金融司法实践正在积极回应金融创新带来的挑战。厦门金融司法协同中心从专业化和协同化的方向推动了金融司法结构的变迁,契合了合理配置有限司法资源和提升地方政府竞争力的社会需求,彰显了金融司法功能扩张化的趋势。金融司法机关通过类案同判和参与立法的方式弥补金融立法的不足,实现规则创设的功能。建立金融司法协同的长效机制才能强化地方治理现代化的司法保障。推动厦门金融司法协同中心民商事、行政、刑事案件管辖的一体化,提高金融司法审判的专业水平,制定地方性法规形成有效协同的保障机制和约束机制,是实现金融司法协同制度化的法治路径。

美国私立中小学财政资助的历史沿革与思考——基于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视角

美国私立中小学校多为教会学校。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不立国教"条款的限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私立中小学财政资助问题上非常谨慎。法院审查的标准经历了由"莱蒙检验"三步检验法的严格限制资助,发展到逐步放宽审查标准,通过资助鼓励受资助对象的自由选择。

“金融法规”模拟法庭嵌入法规思维导图的多维教学模式研究——以云南财经大学为例

金融法规是一门具有鲜明操作性和实践性特征的学科,在高校“金融法规”教学中,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是教育教学的重点。云南财经大学本科“金融法规”教育教学存在缺乏实践性教学环节等问题,作者对云南财经大学“金融法规”教学实施改革,以模拟法庭为教学载体,将教师授课、案例辩论、模拟法庭搭建、法规思维导图构建以及学习组讨论等多维教学模式运用于教学,为学生提供了多维实践空间,培养了学生的多重能力,并以科学的成绩评价体系为激励,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该教学模式的实施受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影响,需要进一步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和对实践性教育价值的认知,增强所选案例的时效性、典型性和代表性,广泛宣传和动员,增强学生参与实践性教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等进一步促进该教学模式取得卓著成效。多维教学模式促进了金融法学实践性教学改革及其应用与推广。

国际金融中心司法制度研究——以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法院为视角

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司法的保障。哈萨克斯坦为建设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在中心内成立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法院。其是中亚地区第一个基于英国法律规范和原则构建的普通法系法院,制度设计具有独立性、灵活性、可预测性等特征。国际金融中心司法机构的设置应当具有必要性,其必要性评判应考量国家战略需要、争议解决的便捷性、未来争议解决的市场需求度等因素;应当在国内法中明确国际金融中心司法机构的主体地位;应当为国际金融中心司法机构所作裁决提供承认和执行的保障;注重国际金融中心内多元化争议解决机制之间的协同发展与良性互动。

金融司法监管化:动因、困境与调适

随着金融司法适用行政规章的常态化、制度化,以及穿透式审判在金融司法中的全面推行,金融司法呈现出监管化趋向。金融司法监管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法院过于公共政策化,在人民司法的理念下,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作为金融司法的主要目标,从而扮演监管追随者的角色。由于制度角色和制度功能不同,金融司法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方面作用有限,金融司法监管化会严重降低司法可预期性,损害契约自由,抑制金融创新。建议按照“相对独立、互相尊重、加强沟通”的原则构建二者关系,发挥金融司法对金融监管或补强或纠偏的作用,重点关注公序良俗原则及合同效力制度的规范适用,及时发布指导性案例,加强裁判文书说理,发挥好金融司法作为规范交易行为最后一道防线的制度功能。

“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设立国际商事法庭的必要性

"一带一路"倡议对深化沿线各国商事交往提出了新的挑战,世界范围内现存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途径并不能满足处理"一带一路"倡议下可能产生国际商事纠纷的需要。结合"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对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和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的研究,认为我国设立国际商事法庭有其必要性。必要性一方面在于国际商事法庭的自身优势,另一方面在于其可帮助我国处理不断激增的涉外案件、减少文化冲突等。

当代国际商事法院的发展——兼与中国国际商事法庭比较

当前,有不少国家通过建设专门的国际商事法院提升跨国商事审判的专业化水平,从而增强本国司法的国际竞争力。从当代国际商事法院的发展来看,国际商事法院具有组织架构专业化、司法人员精英化和国际化等特点。这些新兴国际商事法院创新律师代理制度,允许外籍律师在一定条件下以律师身份代理诉讼。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设置服务于"一带一路"的建设与发展,是国家政策驱动型法院。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常设审判机构,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强调争端解决的效率,但忽视了上诉机制的价值和功效。在法官的国际化和外国律师在中国执业问题上,无论是受限于现有法律的规定,还是中国司法发展的需求,中国都应谨慎行事,着眼未来,培养自己的中坚力量。

融资租赁司法解释评析

融资租赁在我国蓬勃发展，然而《物权法》设立的善意第三人制度却给租赁公司带来困扰，面对变化了的法律环境和融资租赁突飞猛进的发展，老的融资租赁司法解释已经不足以解决目前面临的纠纷。在此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2月24日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对融资租赁纠纷面临的一些新问题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然而，综观全局，该司法解释过分保护承租入的利益，限制出租人的正当权益，没有充分反映融资租赁的本质特征，存在一些相互矛盾的条款，实践中面临的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也没有涉及。如果不加补正贯彻下去，恐不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

人民检察院对成渝金融法院实施法律监督的难点与对策

随着司法体制改革深入发展,以成渝金融法院为代表的专业化、跨省级区域新型专门法院的设立和发展将会成为新的改革方向。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对成渝金融法院的监督可能存在思维转变难度大、缺乏专业化机构、职权内容和工作定位不明确的难点,应从转变思维、监督机构设置专业化、工作内容专业和全面相结合的方向,探索对以成渝金融法院为代表的跨区域新型法院及时和有效的监督方式。

我国民事诉讼证人制度的建构

在整个民事诉讼活动中,证据自始至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法官只有借助于证据,才可以正确查明案件事实、确保案件公正、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但在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率极为低下,严重制约了证人作证制度效果的发挥。其主要原因是我国对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律制度不够完善,因此,若要充分发挥证人证言在诉讼中应有的证据功能,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证人制度势在必行。

股份回购型对赌协议的履行进路--从实体和程序层面

通过实证研究和基础法律关系的厘定,认为回购权应属于形成权。股份回购履行规则的阙如,让回购条款究竟如何履行成为难题。反思《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履行标准的合理性,在比较法视野下构建股份回购型对赌协议的履行规则:以具有清偿能力作为股份回购的判断标准,以董事会作为判断主体,以财源限制确定回购资金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