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天谴观念的兴亡——漫步地震五千年(5)

天谴观是在远古“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上发展起来的,视灾异为上天对施政失道的谴责警告。这种观念的内涵是不断变化的,它没有探讨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仅在客观上起到调节社会矛盾的作用。早期为君臣提供了谏言善治的机会,君王则以控制信息、自省罪己来处置。中期演变成查撤高官、官场倾轧的手段。清朝则将地震的发生与文字狱结合起来,变成维护统治、镇压百姓的工具,最后随着封建社会一起走向灭亡。坚持科学与民主,是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易·涣》“涣其群”考辨

《易·涣》六四爻辞“涣其群”之训释,历来争议都集中在“涣”字,然鲜少论及“其”字。今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的上博楚竹书、马王堆汉帛书、阜阳汉简书《周易》,考辨认为:“涣”当解作“离散”;“其”字应是“而”之形误,后来习非为是。

“祭天法祖”与“格卜异象”——周初“天命论”现实有效的形式保障

作为一种政治宣传,周初“天命论”的现实有效性问题,是一个根本的基础性问题,而其最终的宣说效果无疑由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共同决定。“天命靡常”“德民是依”等周初“天命论”所宣说的新观念、新逻辑虽然强辩,却一时难以为殷遗和万民所心悦诚服地接受。因此周人不仅充分利用了“祭卜格异”等传统的宗教文化实践形式,以彰显“天命”唤起民众的心理和情感认同;而且以祖先崇拜为接引,通过“以祖配天”和榜样政治的制度设计与实施,将“天命论”中的“德治”理念真正贯彻落实于现实政治当中。所以,“祭卜格异”与祖先崇拜等原始神秘的非理性存在,成为“德民”理性主线之外,周初“天命论”现实有效的形式保障和逻辑辅线。

蒙古文《天地八阳神咒经》与汉藏文本比较研究

汉文佛教经典中有一种称作“疑伪经”的特殊经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为其代表。该经不仅有汉文本,还有西夏文、回鹃文、藏文、蒙古文译本,流传十分广泛。通过对蒙古文《天地八阳神咒经》与汉文本、藏文本进行比对,解析其经名、结构、内容,则得知蒙古文本为该“疑伪经”结构最为复杂、内容最为丰富的版本。

慧远的乐论思想研究

在慧远的乐论中,他认同偈颂之声的本体地位,而偈颂之声又是建立在个体数息禅定的基础上。慧远信奉阿弥陀佛及其所居之极乐净土,因此,他通过“念佛三昧”的方式“察夫玄音之叩心听”,期盼阿弥陀佛在观想中的亲身临在并叩响人之心门,以此光照消散人心的滞情与郁结。慧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借助超验神性的力量实现对世人的精神引领。

《易林》对《周易》的承继与新变

《易林》一书,无论是其外在的四千零九十六条林辞的形式,还是其内在的运用《周易》象和数、卦爻辞义旨乃至易学思想的本质,都是一本衍易之作,其对《周易》既有诸多承继,又能结合时代特征做出许多新变。这种承继和新变,主要体现在《易林》对《周易》占筮方法的沿用和变革,对《周易》卦象的承继与新变,对易学思想的吸纳与创新等方面。

文学神州·地方重构·女性经验——马华留华女作家的旅华书写

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以来,马来西亚的旅华书写经历了从1990年代观光热中的“神州”书写到2000年代后马华留学生中国“在地”书写的阶段性变化。本文选取的四位留学内地的马华女作家其“在地”书写聚焦于北京、南京两座城市,表现出深浅不一的中华文化涵融,她们各具书写个性的文化“混血”式和比较性“在地”审美“凝视”,摒弃了1990年代“神州”书写某种微妙的优势居位的“祛魅”与解构,赋予各自旅居的城市以“地方感”,为马华社会重构作为“异乡”的文化原乡和人文“地方”,实际上也新生成了中国内地城市的“地方感”。其书写同时凸显了马华知识女性的跨域生命经验和自我主体意识,伸展着现代性心灵自由,包容、谦卑、柔软的对话式叙事笔调折射出由跨域文化交流延展出的开放性。

与自己的对话:占卜亚文化与当代青年的精神世界

占卜亚文化在当代青年中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文章是基于占卜亚文化与当代青年精神世界长时段跟踪调查整理形成的田野笔记。在“过程—情境”的历时观察方法指导下,通过四个较为完整的个案记述,呈现出人对占卜亚文化理解与应对的四种态度。文章的主旨集中在以下三点:第一,人在占卜亚文化中寻求的并非一个确定的结果,而是一种理解自身处境、自身与外界关系的尝试;第二,人对命运的理解不是单向度的进程,它会随着人自身状况的变化,以及人与外界关系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第三,占卜及其后果均是社会事实,都会对人思考和应对自身与命运的关系产生影响。

圐圙之间:河套地区羊肩胛骨卜民俗与地方记忆

当前留存于内蒙古河套地区的羊肩胛骨卜民俗,并非游牧文化的专属,而是承载农牧共有的畜牧式记忆和村落百姓生活方法的凝聚性表征。作为历时性的信仰记忆,羊肩胛骨卜是一条“文化血缘纽带”,将以畜牧生计为主的各文化群体同农牧相宜的自然地域予以联结,形成人地血缘关系。作为共时性的生活方法,骨卜通过家内仪式及禁忌营造而成为一种生活本能,从家庭到村落社会的共享皆突破民族之别,并作为地方文化叙事而稳固运作于民间。伴随着官方组织的集体节俗活动的增多,相关文化主体亦会借此强调民俗的民族之别。村落百姓于整体日常与集体节俗的交互中呈现出圐圙式认知逻辑,骨卜实为此逻辑的非文本化记忆与表达。

青年群体“求神”与“算命”行为的实践逻辑与理性纾解

近年来,青年群体在面对诸如就业、生活等挫折困境和生活难题时处于持续焦虑和迷茫的心理状态。由于“求神”在经济成本考量下相对廉价易得,而“算命”在选择性确信作用下具有增强信心的“因信称义”的灵验特质,在新质社交媒体社会流瀑般裂变式传播加持下,“求神”与“算命”受到青年群体的追捧。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青年群体选择“求神”与“算命”的行为进行学理分析,以期了解和掌握当代青年的内心境遇及行为逻辑。通过分析青年群体为什么选择“求神”与“算命”,透过现象看本质,发现其背后实则反映了当代青年在新时代对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等“美好生活”的信仰和追求,可以通过正确定位青年群体美好生活需要、科学化解青年群体的现实焦虑情绪、积极培育青年群体的青年奋斗理念等方式实现对青年“求神”与“算命”现象的理性纾解。

楚卜筮祷祠简语法札记三则

楚卜筮祷祠简是战国中晚期的“同时资料”,其中存在许多特殊的语法现象。经考察发现,双及物构式“V_(祭祀)+NP_(鬼神)+NP_(祭品)”是仅见于楚卜筮祷祠简的句法结构,同时代的其他文献未见使用;情态副词“尚”是西周春秋时期表达主观期望的口语词,却在楚卜筮祷祠简中大量出现;关联副词“安”是楚简常用的顺承衔接词,但在楚卜筮祷祠简中只有转折用法。这些特殊语法现象能弥补汉语史研究的空白,具有很高的语言学价值。

从出土文献看苯教占卜文化对唐代吐蕃社会的影响

学界对敦煌、西域出土的藏文占卜文献研究已有百年历史,以往成果更多集中在文献研究。藏文占卜文献反映出吐蕃社会曾盛行苯教占卜文化之史实,对此传统史籍中记载语焉不详。文章以出土的藏文占卜文献和考古史料为主要依据,全面考察唐代吐蕃社会占卜活动。研究发现吐蕃时期苯教占卜文化不仅曾盛行于吐蕃本土,而且广泛流传于敦煌、西域的吐蕃移民社会;吐蕃统治阶级笃信占卜,利用占卜掌握个人的性命安危与权势地位,乃至以占卜推动政权事务重要决策;底层庶民亦通过占卜解决日常生活问题;吐蕃占卜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时人的社会生活与精神世界。吐蕃卜者不仅传承和发扬苯教占卜文化,而且主动借鉴吸收中原术数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吐蕃占卜文化研究对阐释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具有重要价值。

补阳还五汤联合电针神庭、百会对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认知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

目的观察补阳还五汤联合电针神庭、百会对阿尔茨海默病(AD)患者认知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方法选取2019年1月至2022年12月期间于我院门诊及住院治疗的60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经判别符合纳入标准后,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30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补阳还五汤联合电针神庭、百会治疗。比较治疗前和治疗28天后两组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改良Barthel指数(MBI)、中医证候积分的变化。结果治疗后,两组患者MoCA评分、MBI评分均高于治疗前,且观察组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中医证候积分均低于治疗前,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补阳还五汤联合电针神庭、百会更能改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认知功能,显著提高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本疗法值得康复治疗过程中开展。

青海都兰哇沿水库墓葬中的苯教因素考——兼论M23墓主身份

以2014年青海都兰哇沿水库吐蕃时期墓葬考古发掘成果为基础,结合敦煌藏文苯教相关写卷内容与研究成果,认为哇沿水库墓葬中发现的大量动物骨骼,殉牲坑、羊肩胛卜骨等具有较为浓厚的吐蕃时期苯教文化因素。尤其是在M23中集中出现的大量陶灯、羊肩胛卜骨、墨绘人像羊胛骨等遗物均为用于占卜或祭祀的工具,进而认为其墓主人身份应是主持殡丧仪轨的苯教祭司。

苯教民间“占卜唐卡卦盘”的解读与发展研究——以四川省松潘县尕咪寺阿格雍仲收藏的“占卜唐卡卦盘”为例

本文以四川省松潘县尕咪寺阿格雍仲收藏的“占卜唐卡卦盘”为例,深入挖掘其背后的历史渊源、艺术特色、制作工艺,以及它在现代社会中的发展状况与未来趋势。通过对这一珍贵文物的细致解读,全面地理解苯教占卜文化的历史缘由,并探索其在当今社会的价值与意义。本研究采用文献资料收集、实地考察和访谈等方法进行研究:文献资料揭示了苯教占卜文化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实地考察和访谈展现了“占卜唐卡卦盘”的制作工艺、艺术特色等。

试说花东氏族所用卜甲的来源

花东氏族占卜所用龟甲,其上有一些记事刻辞,这些刻辞有的明确记载了贡献此龟甲的邦族,如屰、■、疾、宁、庚、史、周等。这些贡献龟甲者或为商王朝之大臣,或是与商王朝有关系的邦族,但均与花东氏族无直接联系,由此可以推测这些龟甲当来源自商王朝的收存。这就为花东氏族与王朝关系的密切提供了一个旁证。花东氏族虽然没有进献龟甲和卜骨给商王朝,但却因其与王室关系密切而可以取用商王朝所收存的龟甲,对于说明花东氏族族长“子”的身份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宋璟劾奏张易之、张昌宗占相之事考证

从《宋璟神道碑铭》《旧唐书》《新唐书》《通鉴》等史料的记载入手,考证宋璟劾奏张易之、张昌宗占相之事,得出如下结论。武后季年,张易之、张昌宗私引相工李弘泰占相,朝廷对此事进行了两次推鞫。武后长安四年秋,韦承庆进行了第一次推鞫并希旨纵之。武后长安四年十二月,韦承庆、崔神庆与宋璟进行了第二次推鞫,韦、崔又欲释之,但宋璟上疏弹劾二张,欲诛杀之,这使得武后不悦,内史令宣敕令璟出。宣敕者为党于二张的杨再思,而非姚崇或者姚璹。在此事中,二张至少犯下了谋反罪、造祅书及祅言罪,均为死罪,但武后仍旧赦免二张,此事给朝臣、中宗造成极大震撼。

论春秋霸政政治合法性的构建

春秋时期,王权衰落,霸业迭兴。而自齐桓公首次称霸开始,春秋诸霸不仅着力于邦国内政改革、对外战争、会盟称雄等政治硬实力的强化,也极为重视包括天命、礼制、血统、伦理等因素的政治合法性构建。春秋诸霸在继承西周天命观基础上接受周王室的“天命未改”,也通过宣扬本族群乃受天命而为其霸业找寻信仰理据;春秋霸制源于西周时期的方伯制度,其循“尊王”原则,以周礼为法理依据建构政治合法性;春秋霸主利用重申血统增强族群认同,并在德性政治和个人魅力的塑造中宣扬其霸业的伦理性。作为国家“柔性治理”的部分,春秋霸政的政治合法性构建不仅维护了王权衰微背景下诸夏共同体的相对稳定,也为战国诸子付诸政治实践、升华多元政治学说提供了经验。

论曼德尔施塔姆《关于但丁的谈话》对“乌戈利诺问题”的消解

曼德尔施塔姆的但丁批评在20世纪可谓独树一帜。“乌戈利诺问题”出自但丁《神曲·地狱篇》第33章中的“暧昧”书写,批评界就乌戈利诺是否“食子”的话题展开了连绵几个世纪的讨论。曼德尔施塔姆在《关于但丁的谈话》中从音乐美学入手,细致分析了乌戈利诺在狱中的自白,解构了传统的但丁批评范式,消解了该话题的二元性表征,从而恢复了“天真读者”的权利,为但丁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范例。与此同时,在对传统但丁解读进行“解构”并进行“再创造”的过程中,曼德尔施塔姆本人的诗学理念得到了完整的表达。

论清华简《筮法》中的标出性

《筮法》作为清华大学抢救的战国竹简篇目之一,一经发表就受到中外学界的重视,其中对《筮法》中数字卦的使用和成卦方式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其阐释逻辑还有待研究。本文尝试将《筮法》的卦辞放在符号元语言框架下进行分析,并运用“标出性”(markedness)来理解《筮法》的占卜元语言。从这一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筮法》兼具蓍草占的技术特点和灾异占的阐释特点。通过对《筮法》的分析,本文希望能够利用符号学来帮助我们从中国传统的数术分类之外来重新看待和理解中国古代占卜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