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地区高层次人才省际时空格局与特征研究——以“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为例

高层次人才作为参与国际竞争重要的人才队伍,在创新驱动发展、人才引领驱动的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以长三角地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为高层次人才研究对象,通过履历分析法梳理建立高层次人才数据库,分析高层次人才的时空格局与结构特征。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高层次人才群体具有鲜明的时空嬗变特征,具体表现为高层次人才的学科专业分布逐渐发展平衡,长三角地区高层次人才数量占全国的比重逐渐下降。在空间布局上,各省市的人才集聚度与其人均GDP排名和“双一流”高校数量有关,不同省市形成差异化的学科人才高地。长三角地区高层次人才以工学、理学、医学三种学科类型为主,与全国科学人才的总体结构接近。从性别结构来看,在长三角地区高层次人才群体中,男性人数占有绝对优势。因此,必须不断完善高层次人才管理制度,为现代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新优势。

探析三大人才奖励计划中女性获奖者的成功因素

分析女性获奖者成功因素,有助于探索其全面、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规律,有助于促进女性高层次科技工作者的培养。文章以获得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杰出青年基金和百人计划三大人才奖励计划的女性群体为研究对象,分析年龄、学习工作经历、获得其他奖励与女性获奖者成功的关系,提出了建立允许人才合理流动的管理机制,促进有女性科技工作者参加的学术团队的建设,特别是跨学科、跨领域和跨机构的合作,设立女性科技工作者专项奖励机制,设立多种女性科技工作者奖励计划,消除性别偏见,统一退休年龄等建议。

情报学科长江学者的成长规律研究

研究情报学科长江学者的成长规律,有利于培养高端情报人才,服务于国家安全和科技发展,走出中国特色的情报学发展之路。在对情报学科长江学者的基本情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了他们成才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主要发现有:情报学科长江学者将理论与实践相融合,以社会安全和进步为己任,持之以恒地专注于相关研究领域,与志同道合的优秀学人共同合著,求学于知名高校,拜于名师门下,毕业后大多留校任教,具有交叉学科背景。

法学学科高层次人才成长规律探究--基于学者学术成长轨迹及学术影响力的实证分析

从法学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群体的学术成长轨迹来看,其教育背景中学术近缘以及学术链现象普遍存在,培养单位的多元化程度对其科研培养时间以及独立科研后的成才时间均具有影响,学历层次越高分布趋势越集中。其工作背景总体格局呈现出向优势院校集聚的态势,其演化趋势由综合性院校一枝独秀转向综合性院校和理工科院校齐头并进。学术晋升中实现“国家导向逻辑”与“学术创新逻辑”的融合与博弈是其行动逻辑,学术锦标赛是其外在动力机制,快速实现常规学术晋升是其前提性要件,长期专注的学术积累是其共性特质。从法学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学术影响力来看,学术显示度、学术生产力、学术被关注度、学术传播度与其综合影响力密切相关。在其当选前后学术生产力、下载被引比、学术显示度与学术被关注度波动明显。法学各类优秀人才人选分布相对集中,优势积累效应明显。其在促进生产资料分配正义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学者群体的社会分层。

教育学科高层次人才成长规律探究——以22位长江学者为例

以22位长江学者为例,对教育学科高层次人才成长规律进行探究,发现其内部条件主要涉及关注社会重大问题、保持专注的科研精神和在实践中学习与反思;其外部环境主要涉及大学阶段交叉学科背景、研究生阶段就读知名高校和博士阶段得到名师指导。研究还发现将个人研究主题与国家重大教育问题联系起来更容易取得突破;研究生阶段就读知名高校、获得名师指导对人才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交叉学科背景有利于科学人才有宽厚的知识基础;将理论学习与工作实践相结合更利于教育学科人才的成长。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资助前后科研合作变化与分析——以2005年度长江学者为例

[目的/意义]科研合作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并且很多科研项目也将团队合作纳入实施效果的考核范围,因此,本研究从科研合作的角度,分析长江学者在受资助后的科研合作情况是否产生变化,探讨长江学者在团队建设、国际国内合作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有助于项目实施效果的评估,有利于人才项目的可持续性发展。[方法/过程]以2005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为例,获取83位长江学者的个人信息,及其发表在1996-2015年间的所有SCI/SSCI论文数据。设置两个时间窗口:对于2005年度长江学者获得者而言,其获评长江学者之前的10年(1996-2005年,简称为获评前10年),及获评长江学者之后的10年(2006-2015年,简称为获评后10年);采用Wilcoxon符号秩检验方法,分析其在获评长江学者前后的科研合作变化情况,包括合作圈子大小的变化、合作强度的变化、合作持续性的变化、在合作中承担角色的变化以及国际/国内合作的变化。[结果/结论]研究发现,长江学者在获评后10年间发挥了学术带头作用,在团队建设、国际国内合作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获评后10年,科研合作圈子(42VS.148)、合作强度(2.17VS.2.45)均显著增大,但在获评前后与合作者之间的合作持续时间大都较短,近70%的合作只持续了一年。长江学者在合作中承担的角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获评后更倾向于担任末位作者(96%)和通讯作者(84%),而不是第一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