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世者”的反思与“体验者”的启悟——冰心与琦君“童心书写”之比较研究

冰心与琦君都拥有童心,但两位作家的成长环境和独特个性使得她们对自我的角色认知和对童心的切身体验产生差异,而这种差异又使她们的“童心书写”表现出不一样的特征。时代赋予了“醒世者”冰心一种特殊的使命,她在“童心书写”中不断反思自身,反思社会,反思制度,渴望培养出一批有见识有担当的新一代;琦君在“童心书写”中则喜欢作为小朋友们的“老”朋友来体验人生,用自己的毕生经验为小读者设置了一个合式的园地,希望他们在这个合式的园地里蓬勃生长。

地方与传统视域中的琦君创作

台湾地区作家琦君出生于江南,成长于江南,她的文学创作是从中国的地域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所生发出来的。永嘉独特的风物民俗与其所附着的离恨乡愁,是琦君创作中“永嘉路径”的彰显;哀而不伤、温柔敦厚的文风,含蓄蕴藉、细腻节制的笔法,则是琦君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中所继承的“古典”传统。在二者的融汇之下,共同构筑了琦君细腻、温婉、隐秀的美学风格。

栖居的方法:论《琦君书信集》中的空间互动

论文以《琦君书信集》为研究对象,试图以“空间”为方法考察书中整理辑录的信件,关注其呈现出的、相对于出版作品的个体“内面”景观,从“交互”、“转化”与“存在”三个层面解析琦君如何借由书信处理内外关系,并在陌生的异乡建构起心灵得以栖居的精神世界。具体地,正是以书信为媒,她得以将旅居美国孤独困苦、身心俱疲的窘境,与远方温暖熟悉的文学世界相连,将未能在陌生新家中得到满足的情感投诸笔端,于纸面方寸构筑的私密精神空间——现实的“诺亚方舟”——中获得慰藉。同时,面对家庭内部“无法可解”的亲子问题,她亦通过书信,将愧疚转化为对外部儿童文学事务的热忱,以书写、翻译、出版等方式试图有所作为,纾解内心的无力感,并将思考进一步扩及文学对广大青年的影响上。最后,书信于往返间不断推进着自我反思,不仅是精神栖居的空间,更形塑着她晚年进退有道的生存辩证法,并最终努力抵达为人为文——“存在”——的“真”。

玄奘西行对唐代小说创作的影响

玄奘西行所带回的“烈士池”与“大象报恩”两个西域传说在中国本土产生了强大的影响 ,中唐以后 ,它们作为小说创作的母题而被反复运用 ,产生了符合本土文化观念与审美趣味的巨大演变。论文论述了这两个母题在唐朝小说中的演变发展过程 ,指出这些母题在印度、中土具有不同的发展趋向 ,不同的情节发展表现出两国文化在某些核心观念上的巨大差异 ,作为文学接受的典型例子 ,这一个案具有重要意义。

论琦君笔下女性的爱情婚姻

在台湾女作家琦君的创作中,涉及女性婚姻爱情的作品数量众多。琦君以女作家特有的细腻敏感表现了旧式婚恋中女性命运的不幸。与同时期的其他作家作品相比,琦君的表述较为宽容、淡定,以理性节制情感,在客观上形成一种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独特风格。这与其自身的家庭环境、教育背景、宗教信仰不无关系。

也谈越王勾践的“忍辱负重”

越王勾践"忍辱负重"的形象从先秦至两汉是不断变化的。在先秦有代表性的文献中,《左传》并没有提到勾践的"忍辱负重",《国语》反映了勾践能忍辱负重,但表现不够具体。经过《史记》和《吴越春秋》的描绘,越王勾践"忍辱负重"的形象更为鲜明,也更真实可感。勾践"忍辱负重"的形象变化与上述著作的成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