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制度内“自相君长”的西南实践:以容美土司为例

土司制度是传统时期王朝国家治理在西南地区展开的一个重要制度。通过考察容美土司种种所谓“非理越份”的僭越之举,本研究强调如下三点:其一,土司制度的推行并不意味着西南“自相君长”传统的消失,而是制度与传统的共舞,并呈现出“土王”相当大的主体性;其二,土司制度内“自相君长”传统的延续是当时为不同类型的人群所共享的一种观念,也是王朝国家治理过程中所建立的弹性、多元与包容的疆土管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三,不能被近代民族国家观念所桎梏,想当然地视土司制度内“自相君长”为国家治理与社会整合的阻力。事实上,他们先于中原王朝而在其治域内用一套挪用、模仿内地州县的制度与机制,整合土民,为后改土归流时代王朝国家实施州县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向心的凝聚: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研究

作为"边缘族群"与"华夏中心"良性互动的典型,容美土司认同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经验至今为后人赞赏与称道。容美土司国家认同本质上是对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文化认同是根基、身份认同是核心、政治认同是表征,三者表现出统一性与矛盾性的变化;在土司与王朝的良性互动中,容美土司实现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有机结合,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族群发展与文化繁荣,为国家稳定与繁荣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明清之际容美土司文学及其文化互动

容美土司文学在明代中叶兴起,在明清鼎革之际臻于极盛,是土家族文化与汉文化在互动中产生的硕果,也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容美土司文学的巨大成就主要表现在作品结集、文人诗会以及戏剧搬演、遗迹碑铭之中,汉文化与土司文化在政治封授、文人交游、信仰接纳等方面的双向互动则是取得这种成就的根本原因,这种汉文化与土司文化的互动在明清鼎革之际的乱世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桃花扇》在容美土司的发展与嬗变

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思想与容美土司田舜年不谋而合,继而被其引进。为了迎合容美土民的审美意识和演唱习惯,戏剧家顾彩以《桃花扇》为蓝本重新撰写了一本《南桃花扇》,揉进了当地流传已久的柳子戏、南戏的部分唱腔及其他元素等,被顾彩自称为"巴曲"。改土归流后,此剧被禁演,却由此衍生出一个新的曲艺形式"长阳南曲"。孔尚任传授《桃花扇》,田舜年引进《桃花扇》,顾彩到容美移植《桃花扇》,这一切对容美戏剧整体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为土汉民族文化交流谱写了一曲动人的乐章。

论明清之交容美土司的对外策略

明清之交,面临南明、清廷、农民军和吴三桂等势力在鄂西南地区的交织,加上周边土司的制衡,容美土司选择了以自保为主的对外策略,尽量避免与各种势力产生正面的冲突。这种策略不仅保持了土民社会的基本稳定,还为容美土司家族文化的传承和复兴赢得了时机,更为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创造了条件,对土家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走向有着深刻的影响。

传承与“蝶变”:对容美土司大遗址保护的思考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容美土司大遗址保护成就显著、前景光明。要根据容美土司大遗址体量大、类型丰、分布散、特色明、存续不平衡等遗产特点,按照主题与综合保护相结合、文化及环境保护相结合、静态与活态保护相结合、遗产保护与民生改善相结合的策略,积极吸收"文化景观遗产""文化线路遗产"等前沿遗产类型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超越作为"工作意义"的大遗址保护,持续推动容美土司大遗址的主题性、整体性、综合性、动态性、生态性保护,完成容美土司大遗址的华丽"蝶变"和创造性转换,引导和塑造人民群众对土司文化遗产的自信。

土家族文化与民俗的新解读

清代江苏无锡戏剧家、诗人顾彩访问鄂西容美土司田舜年,记下所见所闻,写成《容美纪游》。土家族学者高润身、高敬菊为之作评注,将容美古俗与现代土家族民俗作比较研究,乃土家族文化与民俗的新解读。

明清时期容美土司与朝廷交往策略研究——以武陵地区为例

明清时期土家族与中央朝廷保持良好关系,离不开土司对中央地方关系的悉心经营。以容美土司为例,武陵地区土司利用朝贡机会以特产投上所好,利用军功表达忠心并体现重要性,利用金钱开道和以文学交友,成功结交皇帝和中央及地方各级官员,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从而实现本民族的大发展。一旦土司丧失与皇帝、高级官员的私人情谊这种纽带关系,生存环境势必恶化,危及统治。

容美土司田氏作家群与《桃花扇》

孔尚任的《桃花扇》曾在康熙年间流传至容美,并在其地上演。孔尚任友人顾彩在容美观看过田氏土司家班搬演《桃花扇》。《桃花扇》得以在容美流传和上演,既与土司田舜年的个人喜好有关,又与田氏土司家族历史及田舜年父祖的政治思想和道德情感有关。田舜年父祖的诗歌表现了他们既怀恋明朝,又批判了昏君庸臣、权奸叛将祸国殃民。这与《桃花扇》的思想内容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作为土司移驻行署的海龙囤:《容美纪游》启示

海龙囤在不同历史时期其性质不同,南宋宝佑五年(1257)始建的海龙囤,首先是一处抗击蒙军的山城,因为是南宋政府联合播州土官共同营建,故此时的海龙囤是一处国家防御工程。考古证据显示,元代之明代早中期,这座山城应处于荒废状态。明万历时期,播州土司杨应龙对其进行大规模重建后,它变成一座以备不时之需的地方性防御工事。从重建到毁灭的大约十年的时间里,其性质早晚有别:结合清人顾彩《容美纪游》中对容美土司的记载看,在播州之役爆发前,海龙囤相对于作为中心的播州城而言,应是一处“行署”,是土司移动办公的重要地点;战争爆发特别是播州宣慰司治被摧毁后,土司退守海龙囤,它成为播州唯一的中心,短暂维系着土司的权威。

从《容美纪游》看清初鹤峰土家文化

《容美纪游》是我们深入了解湖北土家文化的重要地方文献,它以实录的方式生动记载了清代初期鹤峰土家族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及民俗风情,反映了清初鹤峰土司统治下“以我为主,兼收并蓄”、一体多元的地方文化特色。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土司文学研究--以丽江木氏土司与容美田氏土司文学世家为例

丽江木氏土司与容美田氏土司具有开放的文化心态,不囿于本民族文化的窠臼,积极学习主流文化,主动融入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既为本民族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文化空间,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夯实了文化根基。他们已经形成了自觉的中华文化认同,其文学创作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彰显着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容美土司与南明政权的政治关系变化探究

明清交替之际,容美土司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利益,不断转向,寻求新的强大的依靠对象。前期出于对明代忠君和感恩,选择了与新建的南明政权合作。后期随着清军入关,加之与农民军势力的交恶,容美土司与南明政权的合作关系破裂,归顺了清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