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制度与王朝国家的治理

受制于落后的交通和信息技术,传统国家治理的模式迥异于现代国家。广土众民的传统中国,长期以编户国家的模式进行治理,堪称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但在边远且有着自身“君长传统”与“毋君长传统”的西南地区,中央王朝总体上是用一种接近领地国家的模式进行治理。即便在所谓“改土归流”之后的地区,常常也存在“土流并治”的情形,或者即便制度上已无土官,但实际上却在很大程度上容忍过去土司政权中享有权力者继续在地方事务中发挥作用。同时,在内地流官治理的地区,士绅、宗族、胥吏等也常常控制着地方社会并世袭权力,因此土司制度与内地以编户齐民为核心的流官制度虽有较大差异,但也不无共通之处。

权力的纠缠——从《尘埃落定》看藏区土司秩序的解构

阿来在《尘埃落定》中通过权力叙事反映嘉绒藏区土司社会蒙昧与复苏的状态。文章通过福柯的权力理论,从权力话语、权力话语的主体、权力的运行机制三个层面解读被权力场域所覆盖的政治、经济、宗教等多元纠缠的关系,以此观照藏区通向现代社会秩序的艰难的进程。

土司制度内“自相君长”的西南实践:以容美土司为例

土司制度是传统时期王朝国家治理在西南地区展开的一个重要制度。通过考察容美土司种种所谓“非理越份”的僭越之举,本研究强调如下三点:其一,土司制度的推行并不意味着西南“自相君长”传统的消失,而是制度与传统的共舞,并呈现出“土王”相当大的主体性;其二,土司制度内“自相君长”传统的延续是当时为不同类型的人群所共享的一种观念,也是王朝国家治理过程中所建立的弹性、多元与包容的疆土管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三,不能被近代民族国家观念所桎梏,想当然地视土司制度内“自相君长”为国家治理与社会整合的阻力。事实上,他们先于中原王朝而在其治域内用一套挪用、模仿内地州县的制度与机制,整合土民,为后改土归流时代王朝国家实施州县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土司研究——第十一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学术研讨会暨首届中国土司研究青年论坛综述

2023年10月20日-23日,第十一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学术研讨会暨首届中国土司研究青年论坛在贵州都匀召开。研讨会期间,众位专家及青年学者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土司研究”这一会议主题畅所欲言,以求切实推动土司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参会论文紧密切合主题,分别围绕“土司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土司制度”“土司文化”“土司治理”“土司史料解读及相关研究述评”等方面进行深刻而细致的讨论,整体质量上乘,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头人为什么造土司的反:王权视角下对清末民国西南边疆的再认识

清末及民国年间川康藏区改土归流之际或之后,头人群体崛起并反对、挤压乃至取代土司是颇为常见的地方军事政治景观。受神性王权理论的启发,基于现有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及地方文史材料,本文指出土司是地方社会认知中的王,而头人则应归为百姓群体,二者属于“陌生人-王权”观念中的外来统治者与土著二元范畴。头人造反是土司制度消亡之际,边疆地区维持社会活力、寻求群体内部完整性和对外独特性的一种尝试。关于王权神圣化的讨论,本文指出土司权力受到多重限制,土司制度已经成为自上而下地容纳、调谐从王朝正统意识形态到边疆社会独特性的容器。这一重新理论化的努力,既回应王权理论中对王权危机约束机制不足的问题,也为理解边疆社会的历史进程和社会治理提供历史洞见。

明代初期古剌诸土司地望问题新探

明代早期的历史文献和发现于印度阿萨姆邦的明代“底马撒宣慰司”信符,表明明代初期设于西南极边之地的古剌诸土司实际上位于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地一带。汉唐以来,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地便是连接中国与南亚次大陆的陆上交通要地。明王朝统一云南后,积极经营西南边地。随着明朝影响力不断拓展,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地古剌诸部与明朝建立政治联系,明朝遂于其地设置大古剌、底马撒、底兀剌诸土司。尽管双方关系维持时间较短,但对南方丝绸之路的重新开拓深具意义,极大拓展了明代士人的地理认知。

试论明嘉靖“两省会勘”对木氏土司东拓的影响

明代以来,随着丽江木氏土司势力的扩张而进入滇西北区域,并逐渐占领了永宁府和盐井卫的大部分地区,由此引发了连年的战争与纷争。1436年开始,明王朝对此进行了多次调解,但一直未对木氏土司的军事行动予以惩罚,原因在于历代木氏土司通过多年的“诚心报国”获得了明王朝的信任与支持,使明代木氏土司拥有了极大的自主政治权利并将其运用于社会秩序的维护。从明朝的角度来看,在土司统治地区,只有受到中央朝廷的支持才能行使土司权力,通过这种土司制度使地方与中央朝廷取得有机联系,地方土司正是利用了这种制度向周边地区扩张自己的势力。

清代羌族地区的制度改变、经济发展及教育文化交融探讨

清代是现羌族地区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而制度改变、经济发展及文化交融是导致发展的主要原因。清政府改土归流,直接统治,编户齐民,设里甲委乡保施管理,民众得以交往;再者,“差地”制废除,依附关系松弛,土地私有,地租替代劳役,羌族地区进入封建经济。废除土司统治,消除“隔离”,带来流动,内地农具传入及使用,提高生产效率;内地的玉米、土豆及经济作物相继传入,改变耕种方式,增多粮食,形成“剩余”,发展副业,转移“剩余”品;加工经济作物等,发展贸易,季节性“富余”劳力得到利用,“下坝子”发生改变。清政府鼓励办义学传儒学宣“圣谕”,行“教化”更观念变习俗,文化交流带来了交融。

土司体育文化理论体系构建研究

"土司体育文化"附属于"土司制度"而生,特指土司统治地区的体育形态,形成于元明清时期。在土司文化的研究基础上,将土司制度文化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整合,从体育学科的特殊角度对土司社会的体育现象进行全新的综合研究和解读,提出"土司体育文化"的新概念,并对土司体育文化的理论概念、内涵结构、外延形态、核心本质进行探析研究,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土司体育文化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试析明代藏区土司的朝贡制度

朝贡制度是中国的封建王朝为处理与周边民族地区及海外各国的关系而建立的一种政治经济制度。明廷根据藏区土司朝贡的实际情况,不断调整作为土司制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朝贡制度,依次来强化藏区土司制度,以便有效治理我国广袤的藏区。文章对于明代藏区土司的朝贡类型、贡道、贡期、朝贡者身份及朝贡人数、朝贡物品及赏赐等方面剖析,揭示明代藏区土司朝贡制度的内涵。

论土司制度是“自治制度＂的早期形式之一-基于马戎“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选题与思路”的思考

自治制度的演变形式多种多样,政治领域中的"自治"与"官治"相鼎。本文基于马戎"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选题与思路"的思考,论述了土司制度实行"自治"的条件和具体表现,阐述了土司制度的特点与本质,认为土司制度是中央王朝大一统之下的自我统治,是政治制度的实践形式之一,属于某种"自治制度"的早期形式。

岷州攒都沟藏族土司世系及相关史事研究——以新发现的“攒都沟后土司宗图”为中心

岷州攒都沟后土司向来被认为是甘青地区的重要土司家族,与明封大智法王班丹扎释同出一族,历来受到学界的关注。已有史料中关于其家族世系大致有五种记载,各史料相互之间亦多有抵牾。本文以新发现的"攒都沟后土司宗图"为核心,对该土司的世系及相关史事进行了分析研究,初步厘清了后氏土司的世系、品级等相关问题。

明代甘青土官制度实施原因刍议

一直以来学术界对于中国土司制度的研究大都以西南土官为重点,对于甘青地区的土官制度研究只限于简单的阐述。明代甘青地区的土官制度有着自身的特征,它与明代西南地区的土官制度有着较大的区别。然而何以产生这样的差异,学术界讨论的并不多。本文认为明代甘青地区之所以实施以流为主的"土流参治"制度,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民族文化类型不同;二是历史上中央王朝对这些地区的治理程度明显不同;三是明初西北、西南地区所面临的边疆问题不同。

土司制度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历史特性研究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时期中央朝廷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特殊行政制度。以文献资料、田野调查为主要研究方法,以土司制度对当地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所产生的特殊性能为主要研究对象,客观呈现土司制度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政权统治特性及历史局限特性。

“佛王”与皇帝:清初以来滇缅边疆银矿业的兴衰与山区社会的族群动员

在滇缅交界山区,随着清初大型银矿的开发,地方土司受到来自清朝和缅甸两方国家力量的掣肘。新兴宗教的宗师铜金和尚利用矿工秘密社会、矿区商路和私盐市场之间的交错关系,在官府和土司之间寻求政治发展空间。嘉庆皇帝为了清理清缅战争后的残局,直接主导了对铜金和尚的剿抚决策。通过检视铜金成为地方官员的合伙人、皇帝眼中的政治投机者以及山区民众心目中的"佛王"的过程,本文集中讨论新兴制度创立者社会动员力的发展与国家体制的关系,以及清朝国家力量在边疆的伸缩与山区"佛王"体制及倮黑(拉祜)族群身份建构之间的关联。

论民国档案中的土司承袭

有选择性地发掘民国时期土司承袭档案,回归民国进行土司制度史观察,借助民国时期土司承袭的9件系列档案把握民国时期土司承袭的手续之后,认为民国时期土司承袭手续是完备的,它既有司县邻印甘各结、土官顶辈宗图与亲供,又有道尹呈文、委任状,还限定了土司承袭的时间。不过,这些与清代比较还是发生了诸多变化。诸多事实表明,土司制度在民国时期并没有终结,否则土司没有生存的制度土壤。

论明清时期土司制度的功能——学理层面的诠释

明清时期国家成文的土司制度既是国家政权主导、土司政府配合、土司辖区民众积极参与而形成的产物,又是明清时期中央政府与各地土司互动与博弈、认同与调适的必然结果。明清时期国家成文的土司制度具有政治、管理、法律、社会及文化等功能。土司制度功能的学理性主要体现在工具性和稳定性两个方面。从学理层面探讨和诠释土司制度的功能,能为"土司学"的构建以及制度创新提供理论支撑。

国家权力在民族地区的延伸——以云南德宏傣族土司制度为例

国家政权建设主要指政权的官僚化、渗透性、分化以及对下层控制的巩固。我国元明清以来设立的土司制度,基于对土司授职、承袭、考核的规定,使土司成为朝廷命官,将土司地区作为国家防卫的屏障,并要求其承担一定的朝贡、纳税义务,实现了国家权力在边疆民族地方的下沉。与内地相较,这种政权建设方式在组织、制度、文化支撑等多方面又有所不同。这一点可以云南德宏傣族土司制度为证明。

土司制度:国家权力在西南土司地区的延伸

明清统治者出于国家权力向土司地区延伸的需要,要求各地土司必须在国家确定的土司制度(包括承袭制度、职衔制度、贡赋制度、奖惩制度等)框架内接受地方长官的约束,履行驻防、守御的职责,随时以备征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治理土司的主要策略有五:第一是在制度设计上,彰显约束之策;第二是在承袭问题上,显示驾驭之权;第三是在执行过程中,实施监督之术;第四是在统治手段上,采取"恩威"之计;第五是在目标设定上,达成土流一体。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各地土司促进国家权力延伸的举措主要是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控制辖区内的民众,这为国家权力在西南土司地区的延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中国土司制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20世纪 ,在对中国土司制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上 ,可分为两个时期 ,2 0世纪前 4 0多年为初创时期 ,后 5 0余年为发展时期。但所谓的发展 ,只不过是研究形式的发展 ,其基本方法仍沿袭了传统的实证法 ,在分析研究方面做得还不够。应将土司制度作为“民族政策”来研究 ;研究方法做到实证法与理论分析法相结合 ,召开针对具体问题的研讨会 ;做好资料的汇集整理 ;成立“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研究学会”。只有这样才能把中国土司制度的研究引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