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安宁疗护服务路径整合实践探讨——以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为例

基于文献法及20余例医务社工参与的儿童安宁疗护个案经验,建构出在三甲儿童专科医院内开展儿童安宁疗护的整合路径,分为安宁疗护服务启动、医务社工专业评估、安宁疗护场所选择及个性化关怀服务提供、安宁疗护服务终止。并分析影响实践的关键要素为多学科团队的搭建、家属对临终事实的接纳度、患儿家庭临终场所选择的意愿表达、家庭的照顾能力、社区医疗资源的可及性。最后结合文化语境和现状就儿童安宁疗护实践提出总结与建议。儿童安宁疗护服务路径整合实践提高了临终患儿的生命质量,也体现了以患儿家庭为本的人文关怀。

教育政策视角下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入的困境与对策

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民工子女将会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有效地融入城市社会是他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然而,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却经历了过多的隔离和排斥,不利于融入城市社会。从教育政策的角度分析了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入的困境,并从构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3个方面提出了解决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入问题的对策。

对流动人口子女学校教育两种途径的评价

流动人口子女是流动人口中的特殊群体,在整个社会变迁中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本文从流动子口子女、城市居民子女、流动人口家长和学校教师四方面分析了流入地实现流动人口子女学校教育的优势,对公办学校的主渠道和民办学校的辅助渠道从内容到形式进行了剖析。

医-护-社工团体护理模式对恶性肿瘤患儿主要照顾者负性情绪的影响

目的:探讨医-护-社工团体护理模式对恶性肿瘤患儿主要照顾者负性情绪的影响。方法:选取2019年2月—2021年2月长沙市某三级甲等医院住院治疗的100例恶性肿瘤患儿主要照顾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各50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模式,试验组在此基础上采用医-护-社工团体护理模式。干预前后比较两组主要照顾者焦虑、抑郁情绪水平。结果:干预前两组主要照顾者焦虑、抑郁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主要照顾者的焦虑、抑郁得分降低,且试验组主要照顾者焦虑、抑郁得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医-护-社工团体护理模式的应用有助于帮助恶性肿瘤患儿主要照顾者降低焦虑、抑郁水平,改善负性情绪。

美国儿童生活计划模式对我国儿童医务社工实践的启示

儿童生活计划是美国儿科医院护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以治疗性游戏、情绪表达和心理准备为主要方法,与整个医疗团队甚至与家庭合作,提升儿童应对问题的能力,并最大限度地解决儿童住院治疗和其他医疗保健过程中所带来的心理、社会问题,减少住院、医疗保健或其他潜在压迫性治疗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该模式被证实有以下效果:促进儿童的最佳发展;教育儿童及其家庭了解自身的健康状况;与儿童及其家庭准备应对医疗的相关事务或程序;设计和排练有用的疼痛管理策略;协助儿童与其父母以及兄弟姐妹建立起治疗关系;邀请家庭成员参与到儿童的治疗与护理中。目前,我国儿科医院已注意到了住院儿童因病产生的心理、社会问题,但各家医院的医务社工干预方法混杂,标准不一,效用不足,是儿童医务社工实践现状的一大困境,通过借鉴美国儿科的儿童生活计划模式,可以提高我国儿童医务社工实践的有效性、实用性。

玉树藏区学校保健社工医疗健康素养调查

目的保健社工是藏区学校日常医疗保健工作的主要承担者。该研究目的在于调查青海玉树藏区学校医疗社工的医疗健康素养水平及医学继续教育需求,并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探究。方法发放问卷对来自青海省玉树州的调查组18名保健社工和对照组15名普通授课教师进行调查。问卷采用自制量表和中国健康素养监测问卷(2012)。调查结果利用Excel 2016和SPSS 21.0软件进行汇总及统计分析。结果社工群体的医疗健康素养得分较低,远低于西部地区平均水平,但与普通授课教师群体水平相比无统计学差异。其中经受经常性固定医疗培训的社工得分高于未经受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继续教育方面,社工群体对常见病基础理论和传染病防控的学习需求较强。另外基金会等机构举办的短期医疗知识培训是接受度最高的教育形式。结论青海玉树藏区学校的保健社工群体医疗健康素养较低,可能与其年轻化、女性多、学历低的从业特点相关。开展经常性短期医疗知识培训符合主观需求,是行之有效的主要途径。

哈尔滨市农民工子女社交焦虑及母亲影响因素的2年追踪调查

目的 了解哈尔滨市农民工子女社交焦虑随时间变化的特点,探究其与性别、父母争吵、离异及母亲因素之间的关系,为其干预治疗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2012年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哈尔滨市3所小学1～5年级学生进行相关问卷调查.2014年对其中的农民工子女采用同样的问卷进行追踪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学生一般情况,儿童社交焦虑量表,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接纳量表和心理控制量表.结果 （1） 2012年、2014年社交焦虑检出率分别为29.3％、30.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Х^2=0.111,P=0.790）;但2年间社交焦虑得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012：（6.90±4.26）分;2014：（5.88±4.20）分;t=3.419,P=0.001].高年级学生的社交焦虑新发生人数较少,症状缓解能力较好;男、女生之间社交焦虑新发生和缓解情况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新发生：Х^2 =0.018,P=0.910;症状缓解Х^2=0.541,P=0.518）.（2） 2012年父母争吵、离异学生社交焦虑检出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父母争吵：Х^2=0.881,P=0.393;父母离异：Х^2 =0.246,P=0.658）.2014年父母争吵、离异学生社交焦虑检出率均显著高于正常家庭儿童（父母争吵：Х^2=11.758,P=0.001;父母离异：Х^2=9.907,P=0.004）;父母离异的学生社交焦虑检出率随时间变化不断增加（Х^2=4.398,P=0.041）.（3） 2012年和2014年,农民工子女社交焦虑均与母亲过干涉？偊b过保护、母亲拒绝否认、母亲惩罚严厉呈显著正相关,与母亲接纳呈显著负相关（P＜0.05）.2014年,其与母亲情感温暖理解呈显著负相关、与母亲控制呈显著正相关（P＜0.05）.（4） 2012年,母亲拒绝否认对农民工子女社交焦虑的回归系数为0.186;2014年,母亲接纳、控制对其回归系数分别为-0.266、0.169.结论 社交焦虑可自发缓解,且小学高年级的缓解能力较好.父母争吵、离异、母亲因素均对农民工子女社交焦虑的发生发展有一定影响,应引起广泛关注.

从游戏世界解读首都随迁子女“斑驳”的社会融合状态

本研究力图从游戏这一儿童世界富有活力与主体性的活动入手,透视当下中国随迁子女与城市生活的相遇与融合的境况。通过在对北京市一所以接纳随迁子女为主的民办学校中为期一年的田野工作,对儿童游戏从器物、功能、主体对游戏的界定等方面进行观察和阐释,笔者发现随迁子女的游戏世界折射出其城市社会融合的"斑驳"状态:与城市文明有着直接而稳定的接触,但他们依然与城市主流社会呈现出相对隔绝和边缘的状况,以一种非系统性、非持续性的方式经历着是否持有流入地户口、乡土文明与城市文明、社会各阶层等不同文化要素的相遇、排斥、协商与渗透。在此之中,政府对于随迁子女学校的有限投入、随迁子女学校的教育理念、随迁子女家庭的教养方式以及流动人口社区的居住环境等因素共同促成了这种"斑驳"的融合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