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多维贫困测度与致贫机理分析——基于CFPS数据库

儿童贫困问题的实质已从单维跨越到多维,处于多维贫困的儿童其贫困程度更深,脱贫更加困难。本文通过利用A-F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利用CFPS数据库探寻我国儿童多维贫困的程度、特征和致贫机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儿童贫困问题已不是单维度的测度可以表达,该脆弱群体贫困特点具有多维性;我国农村地区儿童多维贫困问题比城市儿童更加严重;七大地区中华东和东北地区儿童多维贫困程度最低,欠发达地区西南、西北地区最严重;其中致贫机理中营养维度、医疗保障维度和贫困文化维度成为主要儿童多维贫困致贫因素;最后针对研究结果提出对策和建议。

健康中国视域下我国农村儿童多维健康贫困测度研究

[目的]了解儿童多维健康贫困的现状、特征,为治理农村儿童健康贫困提供参考。[方法]采取A-F法,基于CFPS 2020年数据,从收入、健康禀赋、健康环境、健康保障4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对健康贫困进行测度及分解。[结果]当K=0.3时,全国多维健康贫困发生率(H)为18.77%;收入维度对健康贫困的贡献率为32.37%;西部地区的多维健康贫困指数(M)、健康贫困发生率(H)、多维健康贫困剥夺强度(A)分别为0.122、23.31%、52.32%;与女童相比,男童M、H、A分别高出0.016、2.04%、2.95%;健康保障及疾病风险冲击对幼儿期儿童的健康贫困贡献率最大,分别为26.77%、3.43%。[结论]我国农村儿童健康贫困较为严峻,收入不足是主要原因;西部地区、男童更容易陷入健康贫困;与其他年龄段相比,低龄儿童更可能因为缺乏医疗保险而发生健康贫困。

中国儿童多维贫困性别差异:时空变化及影响因素

研究儿童多维贫困性别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对儿童减贫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时空分析视角,从营养、健康、教育、个体成长、生活条件5个维度构建中国儿童多维贫困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对2010—2018年儿童多维贫困性别差异的时空变化进行分析,并应用二元逻辑回归模型探讨儿童多维贫困性别差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儿童多维贫困性别差异呈变小趋势,2010—2012年男童贫困程度较高,而2014年之后女童贫困程度超过男童;儿童贫困的性别差异主要体现在营养和生活条件方面。2)相比男童,女童多维贫困的空间集聚效应更加明显;2018年,中国儿童多维贫困的性别差异明显地区主要集中在闽、湘、吉、陕、鄂五省。3)中国城市和乡村的儿童多维贫困性别差异均呈变小趋势;2018年,城市儿童贫困性别差异在闽、渝、湘、贵四省市十分显著,而乡村儿童贫困性别差异在黑、陕两省更加严重。4)城乡属性、父母婚姻情况、家庭收入及父母中最高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儿童多维贫困性别差异的重要因素。

被忽视的潜在贫困者:农村留守儿童多维贫困分析

基于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和Alkire-Foster模型构建农村留守儿童多维贫困指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面板数据,系统地研究农村留守儿童的多维贫困状况;使用二元选择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父母缺位是否使得农村留守儿童更容易陷入多维贫困的境地。研究发现:相对于农村非留守儿童而言,农村留守儿童在健康状况、BMI指数和家用电器方面遭遇的贫困更为严重,而父母均外出的留守儿童的健康状况和BMI指数比父母单方外出的留守儿童更差;农村留守儿童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和贫困指数均明显高于农村非留守儿童;西部地区留守儿童的贫困状况明显地比东部和中部地区更严重。此外,留守儿童多维贫困方面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生命周期视角下收入主导型多维贫困的识别与成因分析

本文根据我国扶贫政策的目标构建了"收入主导型"的多维贫困识别指标,并对成人和儿童设置了差异化的多维贫困识别标准,以此为基础运用CFPS数据度量了我国多维贫困的程度,最后进一步探究多维贫困产生的原因。有74%的儿童存在至少一个维度上的贫困。儿童的多维贫困程度比成人严重,儿童健康和教育维度贫困率都在20%左右,亟须从生命周期视角下构建精准扶贫政策体系。对多维贫困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因素、家庭负债情况等因素影响显著,折射出教育扶贫、金融扶贫等政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多维视角下的贫困群体的实证分析——以贫困儿童和流动妇女为样本

随着小康社会建设步伐的逐步推进,我国正在集中人力物力致力于精准脱贫攻坚战,贫困问题成为了当前日益关注的问题。使贫困人口真正实现脱贫,要研究分析其贫困的原因,从而对症下药多措并举促进贫困群体早日实现脱贫致富,真正提高生活的水平和质量,使贫困人口获得更多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基于多维视角,以贫困儿童和流动妇女为样本,通过收入贫困FGT方法、多维贫困测量AF方法对我国贫困群体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贫困地区儿童以及流动妇女的多维贫困状况及其原因,由此得出影响我国贫困群体的主要贫困要素,并就如何改善贫困儿童和流动妇女的贫困现状提出对策。

基于多维重叠剥夺分析方法的我国儿童贫困问题研究

本文使用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少儿库的数据,运用MODA方法,针对0-5岁、6-15岁两个不同年龄段,通过不同的多维贫困指标设计及测度进行分层研究,在对3 580名0-5岁贫困儿童的调查中发现有28.46%的儿童存在多维贫困,其中营养和健康维度成为儿童贫困的主要致贫因素;而对6-15岁的4 817个调查对象中发现,有10.17%的儿童存在多维贫困,其中营养和保障维度成为儿童贫困的主要致贫因素,以上研究表明,相对6-15岁儿童,0-5岁儿童受到的剥夺更为严重.

20世纪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反儿童贫困”政策的演变及启示——促进儿童健康的角度

儿童贫困是一个世界难题,各国政府都在行动,以各种形式致力于减少儿童贫困。"反儿童贫困"的关键在于家庭,通过提高儿童所在家庭的经济状况促进儿童身心健康,为儿童提供有质量的受教育机会,从而摆脱家庭贫困,打破贫困代际传递的怪圈,促进社会公平。保障儿童身心健康是反贫困的基本目标,20世纪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围绕这一目标,开展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儿童健康的"反儿童贫困"政策及实践。美国的实践表明,"反儿童贫困"需要医学、保育与教育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等领域合力发挥作用,需要整个社会的支持和国家资源的有效供给,需要法律法规的强有力的规定以及政策网络的共同作用。

基于A-F法对中国儿童多维贫困水平及代际影响的研究

儿童群体具有区别于成年群体的特殊性。为从多维视角准确识别中国儿童的贫困问题,并对家庭代际影响机制进行研究,基于营养、健康、教育、保障和情感五个维度建立指标体系,采用Alkire-Foster方法以及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儿童贫困情况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儿童多维贫困问题主要是由营养和情感维度被剥夺导致的;而从家庭代际影响角度分析,造成儿童贫困的主要因素则是家长的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而家长的婚姻幸福和社会地位也会对儿童贫困水平产生负向影响。因此,针对儿童群体的减贫政策需要综合考虑能力剥夺和代际影响两方面的影响,保障政策的合理性和全面性,从根本上缓解儿童贫困问题。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城镇低保政策调整

长期以来,中国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于缓解城市贫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该制度瞄准对象及保障内容的局限性导致其减贫效果受到严重阻碍。利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实施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分别利用Alkire-Foster多维测量方法以及FGT指数分析方法,估算出城镇低保政策的覆盖范围,并针对其减贫效果进行估算。结果表明,对多维贫困群体而言,多维贫困指数在10%的贫困阈值下,中国城镇低保政策能降低20%的多维贫困发生率,但随着多维贫困深度越深,减贫效果越弱;在收入扶贫方面,城镇低保制度显著改善了绝对贫困线以下的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从全国来看,一阶贫困率指数下降了28.12%,贫困距平方指数下降了44.5%,但现行低保制度加剧了部分省份的相对贫困发生率。

边疆地区脱贫农民子女教育之探讨

目前边疆地区脱贫农民子女的教育存在着辍学严重、农民朴实本色逐渐消失等现象。究其原因,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几方面不无相关。该问题的解决,需要当地政府、学校、社会力量对脱贫农民子女的教育起到正确的引导与帮助。

家庭多维贫困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基于西部五区县的实证研究

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培育对促进西部地区多维贫困家庭早期人力资本开发、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对西部五区县1361名2-3岁半儿童的贝利评估与成长环境调查,采用OLS分析和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探究家庭多维贫困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西部地区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发展存在滞后问题,轻度滞后和严重滞后率分别为68.92%和42.69%;(2)家庭多维贫困,以及父母受教育程度、生活水平、收入、就业维度的单维贫困,均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父母受教育程度贫困维度的负向影响最大;(3)进一步检验发现,在上述(除就业维度以外)影响过程中父母对儿童的早期教育投入发挥了中介效应,其中物质投入的中介效应显著,时间投入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为提升西部地区儿童社会情感能力,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建立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家庭多维贫困治理机制,为儿童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帮助多维贫困家庭加大对儿童早期教育的物质投入;引导多维贫困家庭注重儿童早期教育时间投入,提升亲子互动质量。

2010—2016年中国多维贫困动态分析——基于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随着中国反贫困实践的深入推进,收入维度下中国农村贫困状况得到大幅改善。但是一方面通过收入贫困线测度的贫困发生率不能完全反映出中国反贫困政策的实施效果,另一方面导致地方政府过度追求脱贫数量,而忽视脱贫质量。从多维的角度对中国的贫困状况进行测度,有助于有效克服以上两个问题。文章沿用全球多维贫困指数的分析框架,基于CFPS的历年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总体多维贫困状况的动态变化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国的多维贫困指数和多维贫困发生率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但是贫困强度的变化却不明显;整体上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在逐步提高,但是适龄儿童辍学率却出现了大幅上升;另外,安全饮用水和炊用燃料对于总体贫困的贡献也较高。

乔姆斯基普遍语法理论的再思考——评《科学美国人》所刊两篇文章引发的争论

自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理论诞生以来,赞誉和诋毁就从未停止过。2016年,刊登在《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上的两篇文章再次聚焦这一理论。先是Ibbotson&Tomasello发文称,大量最新研究表明该理论无法解释儿童语言学习过程。Jeffrey Lidz随即做出回应,称他们的误解源于对乔姆斯基理论的误读。本文认为,批评方列举的语言事实证明个别语言的个别语法现象无法纳入普遍语法的框架,撼动了普遍语法的普世性及其生物基础的论断;普遍语法无法对儿童语言学习过程中出现的系统性语误提供有力的解释;批评方基于儿童语法学习过程的论据辩驳乏力,无法重创普遍语法的重要论据——刺激贫乏论;Jeffrey Lidz全盘否定乔姆斯基理论为语言学习理论的论断无法终结此番争论。

山西和贵州贫困地区儿童多维贫困测量及现状分析

目的探讨适合中国农村地区0~35月龄儿童的多维贫困测量方法,并了解部分贫困地区儿童贫困状况。方法资料来自2013年7—9月于山西和贵州贫困地区开展的横断面调查,选取其中资料完整的1 754名<3岁儿童及其看护人进行分析。多维儿童贫困测量维度包括水和卫生设施、营养、健康、早期教育、保护、参与。用多重交叠剥夺分析法分析多维贫困,家庭收入法分析收入贫困。结果多维贫困率为53.08%,收入贫困率为47.04%。水和卫生设施维度剥夺比例最高,为90.25%,其他维度剥夺比例依次为早期教育52.96%、保护46.69%、健康35.58%、参与25.66%、营养15.30%。水和卫生设施维度和早期教育维度对儿童贫困的贡献最大,分别为26.53%和22.06%。贵州儿童贫困率明显高于山西,小月龄、少数民族、母亲文化程度低、家中人口多、家中经济条件差的儿童群体贫困率更高。结论调查地区婴幼儿面临严重的多维度贫困,单纯经济导向的扶贫难以改善他们的福利状况;多维贫困测量方法有利于识别和定位儿童贫困,制定特异性策略来改善儿童福利,促进儿童早期发展。

儿童长期多维贫困、动态性与致贫因素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0—2011年的连续追踪调查数据,结合多维贫困理论和持续时间分析法,构建了反映儿童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贫困持续时间的长期多维贫困指数,并从动态视角分析了中国儿童的跨期贫困状况、城乡差异及其致贫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当贫困临界值为0.3,贫困持续期为3期时,全国49.55%的儿童陷入长期多维贫困,且农村长期多维贫困的儿童比例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城市地区;在儿童多维贫困的4个维度、11个指标中,儿童入学、家庭照顾、时间自由和信息获取在不同持续期内对儿童多维贫困的综合贡献度超过70%。在影响儿童长期多维贫困的4个维度、11个指标中,户主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态、家庭人口数、社会关系、家庭收入以及区位因素对儿童多维贫困有显著影响。

中国儿童多维贫困时空格局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儿童是社会发展的未来,相对于具有劳动能力的成年人,儿童群体更易陷入严重的多维贫困状态,因此探讨儿童多维贫困的时空动态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以中国25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区,使用A-F法从住房、照料、教育、健康、营养维度对2010—2016年中国儿童多维贫困进行测度,并结合空间自相关、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其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2010—2016年中国东中西部儿童多维贫困指数均呈下降趋势,儿童多维贫困在住房、照料、教育、健康、营养各维度均得到有效改善;②2010—2016年中国儿童多维贫困、各维度贫困存在空间分布差异,呈现“东—中—西”部儿童多维贫困指数阶梯式递增的空间特征;③2010—2016年中国城市、农村儿童多维贫困情况均得到改善,空间分布向着“东—中—西”贫困指数阶梯式递增的格局转变,但农村儿童多维贫困指数始终远高于城市;④家庭情况、城镇化水平是影响儿童多维贫困空间分异的重要因素,抚养能力、经济水平、教育环境是影响儿童多维贫困的次要因素。综合来看,各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对儿童多维贫困空间分异的影响远超过单因素,教育环境与抚养能力、城镇化水平与医疗资源、家庭情况与抚养能力为影响儿童多维贫困的主导交互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