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短”与“护短”:夏志清、浦安迪《金瓶梅》阐释之比较

夏志清与浦安迪是北美汉学界卓有成就的中国小说研究名家,他们的《金瓶梅》阐释却大异其趣,走向了“揭短”与“护短”两个极端。夏志清以西方19世纪小说为标准衡量《金瓶梅》,对《金瓶梅》的叙事结构、思想意义与性描写持批评态度,以致走向“抑长”而“揭短”的极端;浦安迪从西方思维下的中国立场出发,突出《金瓶梅》作为中国16世纪“文人小说”与“奇书文体”的典范性成就,以“反讽”为核心阐释《金瓶梅》的思想艺术,不惜“拔长”而“护短”,难免溢美的过度阐释之嫌。辨析二者批评的“过犹不及”现象,对当今的学术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晚明社会文学思潮转型与《金瓶梅》对传统题材的突破

社会思潮是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思想潮流,一般产生于社会历史的大转折时期,晚明社会思潮的形成及发展有其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晚明的文人思想家们,对晚明文学思潮的产生有着直接重要的影响。晚明社会思潮在《金瓶梅》中有着鲜明的体现。

二十世纪张竹坡评点《金瓶梅》研究述评

张竹坡评点《金瓶梅》是明清小说评点中的典范之作,人们对张竹坡的生平事略、《金迸梅》的张竹坡评本、张竹坡的小说思想与小说理论、张竹坡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史上的地位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同时也留下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信仰的危机与精神的重建——解读《金瓶梅》

《金瓶梅》出现在晚明社会,真实地展示了一副转型期社会的历史画卷。显示出在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社会,人的所有欲望被全面的打开,传统的伦理纲常已遭“除魅”,信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人的精神和肉体都处于悬空状态。作者在作品中表达了对社会和人们心灵的哲学关照并试图重建人们的精神家园。

《金瓶梅》:对传统仪式信仰的颠覆

《金瓶梅》以现实为题材,演示的是世俗的枭雄,为的是酒、色、财、气:通过以家喻国、以血缘伦理喻政治伦理,在诸多的仪式叙事中,对父子、夫妇、兄弟、姐妹、主仆乃至神灵的信仰进行了"反讽"或"戏拟"式的摹画,完全颠覆了传统仪式的内涵,从反面说明了身不修则家不齐以致国不治、天下不平,唱的是一首劝惩之歌。

《金瓶梅》与《十日谈》的对比阅读

东西方文学史上两部奇书《金瓶梅》和《十日谈》有着相似相异的创作背景,通过对两性关系的惊世骇俗、特立独行的描写,塑造了迷失和寻找中的女性形象,表达了东西方不同文化观照下的女性观。

论《金瓶梅词话》中的宴饮描写

《金瓶梅词话》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描写家庭生活为主要内容的章回小说,涉及到大量的宴饮描写。全书约有228处宴饮描写,其数量之多在小说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与其他明清小说中的宴饮描写相比较,《金瓶梅词话》中的宴饮描写有许多鲜明的特点:在布局分布上,宴饮描写相对集中在第九至七十九回,并以第七十八回的数量最多;在描写密度上,大宴小请频繁交替、交叉上演,不避重复;在与节日的关系上,节日的安排是为宴饮描写服务的;在宴饮内容上,包含饮食、唱曲、游园赏景等丰富的内容,并表现出浓重的市井特色。《金瓶梅词话》中的宴饮描写在宴饮内容的纵深扩展及小说叙事观念的转变方面都具有开拓意义,对《林兰香》、《红楼梦》等著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金瓶梅》的服饰文化与翻译——以埃杰顿和芮效卫两个英译本为例

《金瓶梅》这部明代"第一奇书"对服饰文化进行了丰富而翔实的描写,或刻画人物形象,或揭示身份地位,或展现世风时俗。如何将它们的色彩、样式以及所蕴含的文化译成英语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是关系到作品所反映的社会风俗、礼仪制度、人物性格、主题思想等能否得以准确传达的重要问题。本文从服饰的颜色款式、补子、丧服、簪子四个方面对英国汉学家埃杰顿(ClementEgerton)和美国汉学家芮效卫(David Tod Roy)翻译的两个译本进行比较研究,以期发现两个译本在服饰翻译策略方法上的异同及其所产生的效果。

论《金瓶梅》中程度副词“十分”

本文拟就对《金瓶梅》中程度副词"十分"进行穷尽式的考察,采用定量统计和定性分析、共时描写和历时比较相结合的方法,从句法、语义、句式等角度进行共时描写,同时从历时的角度与现代汉语中的"十分"进行比较,以勾勒出程度副词"十分"在《金瓶梅》中以及近代汉语末期所呈现的发展概貌。

《金瓶梅词话》词语考释五则

《金瓶梅》是我国古典文学的瑰宝,同时具有极高的语言学价值。在相关词典的基础上,参考近代白话语料及现代方言材料,对"当门"、"不防头"、"年时"、"垫舌根"、"擦杠"等几个词典上解释有出入的词语做出多维度的考察。

《金瓶梅词话》选择问句与现代汉语的异同

《金瓶梅词话》中的选择问句，与现代汉语有异同，差别主要表现在连词使用上，《词话》似乎是说书人的底本。本文就相关问题与有关人士商榷。

论《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心理特征

西门庆的心理呈现出复杂、矛盾的特征。在将封建的伦理道德、纲常律令踩在脚下的同时,他又不能完全摆脱传统观念的羁绊。具体表现在他对自己生活中最重要的五个方面——家庭、权势、宗教、性和金钱的态度和观念上。他的家庭观念主要表现为他对女性贞节和子嗣的双重心态;在权势心态上自信与自卑交织;他的宗教观是实用主义为中心,更重视金钱的作用和个人的力量;在性领域表现为畸形的占有心理和焦虑、软弱心理并存;在钱财意识上,他贪财但不吝财,对金钱有着不同于传统的新的认识。

欲戒反劝:《金瓶梅》情欲铺写的接受效应和艺术难题

明清人常借助汉赋“劝百讽一”论,来指出《金瓶梅》的情欲铺写在阅读过程中的意图悖反现象,提醒读者关注精细文法和严肃“戒”意,而不要认为是表示鼓励的“劝”。即要争做合格读者,不要做不合格读者,由此形成了《金瓶梅》接受史上的读者分层效应。为避免这种悖反,《金瓶梅》的续书创作往往注意调整“戒”“劝”比例,以形成“戒多劝少”的格局,但仍免不了情欲铺写。其根源即在于《金瓶梅》所首次正面铺写的情欲,在中国古典文化语境里,本就是一个充满了诸多二律背反的命题,从而也是一个写作和阅读的艺术难题。但《金瓶梅》以情欲铺写为突破口,“革命性”地找到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向家庭日常生活细节大幅度倾斜的新题材和新写法。而这与西方“小说”在18世纪才正式出现的大众阅读趣味和“现实主义”写作倾向有一致之处。

《金瓶梅》“全得《史记》之妙”发覆

以《史记》为代表的史传不仅滋养了我国古代小说,也丰富了古代小说的理论武库。以《史记》的视角评点《金瓶梅》是清人张竹坡小说评点的一大特色,《金瓶梅》"全得《史记》之妙"的观点简洁厚重。结合《史记》的艺术特色来看,《金瓶梅》在叙事题材与纪实风格、对官哥儿身世所用疑信兼有的叙事笔法、塑造吴月娘形象的手法以及寓论断于叙事等方面确实深得《史记》之妙。

从蒋竹山的婚姻悲剧看晚明社会转型期的乱象

《金瓶梅》通过小人物蒋竹山短暂而不幸的婚姻悲剧,真实地反映了晚明社会转型期的种种乱象与罪恶:奸商欺行霸市,流氓横行无忌,社会物欲滔天,人文精神缺失,国家司法腐败,拜金主义畅行。蒋竹山的悲剧,是典型的社会悲剧。对于商品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而言,《金瓶梅》的历史启示意义是沉重而珍贵的。

崇祯本《金瓶梅》评语中的艺术观点——“评语”研究之三

《金瓶梅》崇祯本评语,内容丰富,内涵深厚,异彩纷呈。本文系研究评语中有关艺术评论的内容,包括人物肖像、性格刻画、描写手法、叙事结构等,以体现评点者的见解和观点。

郑振铎《金瓶梅》研究的成就与失误

郑振铎对《金瓶梅》的四个方面的总体评价,高屋建瓴,深刻、独到,代表了现代中国《金瓶梅》研究的最高水平。他对《金瓶梅》性描写的成因研究有贡献,但对小说在多大规模上写性,缺乏基本了解。把小说中的性描写完全看成是糟粕,加以全盘否定,而看不到它的价值所在,这是不可取的。他用来路不明的欣欣子的《金瓶梅词话序》,来证明并提出《金瓶梅》成书于明万历中期的观点,不能成立。他仅用"山东土白"四个字,认定《金瓶梅》作者必为山东人而绝对否定"江南人"的可能性,这是不对的。

“玉楼”模式源流生成考——从《金瓶梅》中孟玉楼之簪谈起

自宋元至清,"玉楼"一诗由"诗配画"的形式扩展到各类文体中。"玉楼"模式包含景、情、人浑然一体的画面感,以艳遇故事为主的叙事表层和以色空观为核心的叙事深层这三方面内容。该模式经历一个由雅到俗,最终又复归到雅的源流生成过程。《金瓶梅》作者应是借鉴此模式后,将其加以改编融入《金瓶梅》中。

《金瓶梅》词话本与崇祯本比较研究述评

《金瓶梅》词话本与崇祯本在文本上有着诸多差异。从上世纪30年代至今,学界对两个版本的比较研究情况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关于版本关系,发生了由几成共识到争议较大的转变;关于文本差异的比较,经历了由简单描述到系统分析、由综合论述到专题研究的深化过程;关于思想倾向的比较,大致存在着"隐形差异"和"显性差异"的不同看法;关于价值的比较,有着从较为重视词话本到愈加肯定崇祯本的趋势。这些研究在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专题研究甚少、探讨深度不够、比较目的认识不清等问题。

论张竹坡批评《金瓶梅》的人物品评标准——以吴月娘和孟玉楼为例

张竹坡批评《金瓶梅》中,对吴月娘和孟玉楼的评价有着较大差异:视吴月娘为"奸险好人",大加贬斥;称孟玉楼为"真正好人",认为她是作者本人在小说中的投射。原因在于评点者融入自己身世之感与价值追求所建立的人物品评标准。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财与色的道德尺度、礼与贤的传统言行、继室与文人自喻的形象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