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当下与瞻望未来——《江西当代文学史(1978—2018)》研讨会综述

2023年10月,《江西当代文学史(1978—2018)》研讨会在南昌大学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来自省内外的40余位著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与会学者主要围绕《江西当代文学史(1978—2018)》的思想内容、书写体例和价值意义等方面进行了热烈研讨。大家一致认为,该著把江西当代文学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参照系统进行关照,从整体上呈现了丰富而生动的江西当代文学景观,彰显了江西当代文学的质感,继承现代文学传统,勾连江西文学脉络;著者对近50位江西当代作家作品进行了专门阐述,提供了江西文学经验,弘扬了赣鄱地域文化;全书以评论体和史传体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文学史撰述,对文学史书写体例进行了新探索,是近年来中国区域文学史书写的新收获。

网络女频小说中的先秦女性传记书写——兼论网络文学中所见文史关系

相比于架空、穿越式的小说写作,对真实历史人物进行的传记书写,在整体网络历史小说中的体量不大。网络文学中的女频历史传记小说,其写作取径同当代的著作立场互为表里,以书写先秦时期女性传记的网络文学作品为例,比较和观察这类女性传记同正统历史记载、传统历史演义以及当代新历史小说之间的异同不难看出,当代网络女频历史小说本质是融合了历史解读、文学想象和当代女性意识的混合体。在小说书写的过程中,历史成为当代个体试图去“协商”的对象,也是文学想象所力图“征用”的材料,由此让历史题材的女性小说成为映照当代女性“自我”与“世界”关系的镜像文本,构建了一种当代与过去独特的对话形式。

透过“地方路径”重写“文学中国”的深切探索——评李洪华著《江西当代文学史(1978—2018)》

李洪华先生撰著的《江西当代文学史(1978—2018)》是一部较为全面而系统的江西当代文学史。该著以历史流变和作家作品为重点,多角度展现江西当代文学新生态,将1978至2018年近四十年江西当代文学的发展轨迹清晰地展现出来;该著有着强烈的主体意识,在“史述—文本”与“时间—空间”架构中,客观而真实地对江西当代各文体文学作出较为准确的评价;该著严谨科学的写作理念与沉潜从容的写作态度,氤氲着主体与现实的浓郁对话,它有效地拓展了江西当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域,是一次透过“地方路径”重写“文学中国”的深切探索。

PBL+TBL协同教学模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学中的应用

当下,为了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教学方法的改革就显得尤为重要。教师也在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其中,问题式PBL与合作式TBL教学法备受关注,但这两种方法各有利弊。文章将结合二者的优势,尝试将其运用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程的教学中,以期为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及教学质量的提高提供参考依据。

学科史、学术史的研究态势、基本问题和提升策略——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史、学术史为中心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史、学术史研究虽取得了明显成绩,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史、学术史研究相比还存在差距。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实现新进展、走向新高度、达到新境界?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肃课题。为实现此目标,我们必须克服“重文学创作史,轻文学研究史”,认为学术史研究是“二道贩子”、是“第二等学问”的思想和心态,充分认识到学科史、学术史研究的必要性和意义;必须全面把握学科史、学术史的研究态势;必须准确认识学科史、学术史的功能定位和基本问题;必须深入探讨学科史、学术史研究的提升策略。

四川当代散文的版图与美学磁场建构——评《四川当代散文史论》

孔明玉、冯源新著《四川当代散文史论》,从“传统、变动、现代”三个维度探寻四川散文作家作品创作的历史继承和时代特征,是区域性文学发展史中重要的学术尝试,对“四川当代散文”整体把握和审美评价具有原创建构之功,在“史”与“论”上均有学术研究的独创价值。

“重返八十年代”的史家姿态:程光炜文学史研究评述

作为当下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程光炜引领着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与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通过对程光炜文学史研究的动因、特征与价值进行考察,试图对程光炜文学史研究进行较为完整的考察。研究动因方面,程光炜具有高度的文学史责任感,表现在对学科现状的反思,体现在纵向外部对比与横向内部剖析两个层面;特征方面,他的文学史研究,具有学院化、历史化、“史家批评”、史料化几个突出特征;价值方面,其研究为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带来了新的研究方向和方法论。伴随着时间的发展,其研究意义将会越来越浮出历史地表。

探寻现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历史化”阐释学——论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新趋势

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在“新时代”的问题意识之下出现了新的研究动态,“历史化”成为学界倡导的口号。然而对于如何实践,却有不同理解和路径。从贺桂梅等一些学者的近期研究来看,当前形成了三个研究热点的成果及其方法论意识:对1940—1970年代社会主义文学和文化的再解读、对1980年代文学的新探索、对21世纪以来文化现象的新阐释。而这种研究贯穿始终的是新的“建立中国(文化与政治)主体性”的意识,伴随着这种主体性建构自觉的是“认知中国”的清醒努力。在方法论上,这种文学分析和文化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化”原则所要求的“反思性”和“总体性”为指导,来探寻新时代中国主体性建构的历史/政治阐释学实践,也是一场新一轮“重写文学史”的范式革新。为此所提出的“打开中国视野”“书写中国气派”的新思路、新论断,展现了新时代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努力。这种在自觉的新研究方法指导下的领域重构,反映了当下中国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新趋势。

当代文学史视域下基层文学书写的三重面向——以南京市栖霞区为例

作为精英文学的参照和必要补充,区县一级的基层文学群体扎根地方社会,善于描述文学与群众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其创作机制和文学样态值得重新发现。本文以南京市栖霞区为例,通过梳理20世纪5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的不同阶段,对比不同时期的创作主体、审美取向、社会语境和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发展变迁,提出基层文学书写具有三重面向的特征,即在地性、人民性和自主性。通过对上述特征的历史梳理和经验阐述,从而解答宏观的文学思潮及其历史转向如何制度性地在地方产生影响。

现当代古体诗词应否入史之论争的核心问题思考

文学史是一个具有某种逻辑链的叙述文本。现当代古体诗词未能进入现当代文学史的根本原因,是其未能进入现当代文学史叙述的三个主要逻辑链:革命历史逻辑链、现代性逻辑链和文学自身逻辑链。现当代文学史收录古体诗词不符合“故事链逻辑自洽”的文学史叙述原则。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古体诗词创作思想创新不足,未能形成具有可叙述性的史学品质;二是现当代文学史家视野不够宽广,为文学史观所局限;三是古代文学史家思想不够开放,未能将研究视野拓展至当下。解决此问题的办法是文学研究内部各学科、各群体加强交流,增进理解,取长补短,消除偏见,与时俱进,打破学科壁垒,重塑文学研究总体格局。

现象级、博物志与个体化——论湖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多重经验

通过分析湖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从宏观层面归纳和总结了湖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经验与路径。以大量湖南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及文学作品作为例证,探讨了“湘西作家群”异军突起的原因、湖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世界的呈现方式和湖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美学追求。认为湖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来自于“湘西作家群”文学现象的形成、民族色彩纷呈的“博物志”书写与作家个体化书写的独特表达。

“四史”教育融入高校“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探索

“四史”教育融入“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是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要求。将“四史”教育融入高校“中国当代文学”课程与课程教学目标,中国当代文学本身包含“四史”内容和当前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有关。在融入的实际过程中,存在着对“四史”内在逻辑关系认识不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四史”内容挖掘不深和学生对“四史”学习的兴趣不高等困境。要解决这些困境,须重视课堂教学的主战场功能,遵循课前、课中和课后三阶段的教学路径,即课前准备好“四史”教育融入课程的教学内容,课中守正创新讲好“四史”内容,课后巩固“四史”教育融入课程的教学效果。

党史教育融入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探索

将党史教育融入课程思政教学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举措。在阐述党史教育融入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教学必要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深入挖掘党史教育元素,聚焦两大主题;加强教师党史学习教育,提升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加强课程体系建设,努力做到三个完善;深化课程教学改革,打造三个课堂等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教学的具体实施路径。

论《四库全书总目》对韩愈的评价与尊崇

四库馆臣引前人评论韩愈语、将韩愈文章言论经典化、为韩愈辩护,体现了《总目》对韩愈其人其文的重视与高度评价。《总目》继承了“韩柳”并称的观点,将“韩柳”作为古文典范的代称,认为韩愈、柳宗元是文章演进的重要一支,但《总目》整体上以尊韩为主,以柳宗元等人为韩愈的应和者和追随者。出于对正统学术观念的继承和道统的维护,《总目》尊崇韩愈的倾向是明显的,这种倾向也对近现代文学史的构建产生了影响。

我们应该怎样重写中国当代文学史

我们认为有必要为真正的重写中国当代文学史来一次思想观念和方法的清理与正名。我们倡扬在冷峻、客观、平静的历史叙述中 ,去追求人性化评判的最大值 ;反对“混合主义”、“新左派”和“后现代”的治史态度 ,反对庸俗的技术主义。在文学史的分期上既不硬套政治文件的结论 ,也不忽视政治变迁对文学的制约 ;应尽量在历史的叙述中穿插对同时期世界先进文学的概括性叙写 ,以求获取更广阔的视阈和更有效的发言权 ;对一系列的关键词重新清理和厘定。我们将大陆文学、台湾文学、港澳文学统一纳入评述视野 ,从文化、语言、民族等角度综合考察这一历史时段的文学现象。

编年史体例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编纂

传统中国当代文学史,往往以某种史观为主导,选择和汰除历史对象,建构出清晰流畅的文学史叙事。但是,这种当代文学史的客观、真实、可信品质日益受到怀疑。编年史体例不凸显史学主体在历史编纂中的宰制作用,不损害历史本体的客观性和丰富性,比较接近历史的原初状态,可以重建人们对历史的信任,因而在世纪之交成为一种应运而兴的文学史范型。同时,编年史体例注重辑录史料,推进了当代文学的史料学,有助于维护和巩固年轻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学科。但是,传统的编年史琐碎散乱,缺乏历史叙事必要的系统性和整体性,需要吸纳众长,重建"现代版"的新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范式。

“历史”的多样化叙述——关于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对话

中国当代文学走过了 5 0年的风雨历程 ,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也到了一个重要的转型阶段。今天 ,我们面临的当代文学史写作现状是多元与多层的 ,这是一个好现象。但其中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当代文学史如何选择“经典”文本 ?十七年文学应该如何评价 ?当代文学史写作如何回到“文学”与“历史”本身 ?

恢复文学史的原生态

提出“民间”理论和倡导对“潜在写作”的研究,并非要建构一种新的“主流/非主流”的二元对立,而恰恰是要摆脱建立于权力基础上并导致了对文学史全面遮蔽的二元对立式的历史叙述模式,使文学史在文学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平等的多元的平台,从而恢复文学史的原生态。

当代文学史中的“非主流”文学

当代文学史著中对于20世纪50-70年代“非主流”文学的关注折射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它重新激活当代的某些文学事实,并在某些方面改变了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图景,对于重新“返回”历史情境,深入观察这一时期的文学现象起到推动作用。更重要的是留下不少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诸如某些作品在写作时间认定上的问题、有关文本阐释空间的问题、对“非主流”文学本质化的理解以及进一步厘清各种复杂的文学史概念的问题等。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期及其性质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期应当根据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这种内在逻辑主要体现在文学的叙事结构的断裂上。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在叙事结构上的断裂是20世纪初的1902—1905年,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在叙事结构上的断裂是1985年,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始于1902—1905年,中国当代文学始于1985年。中国古典文学具有前现代性,中国现代文学具有现代性,中国当代文学具有后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