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述论

全面抗战时期,为了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以应对复杂的战争局势,中共中央明确提出要加强文化教育,使工农干部实现“知识分子化”。在这过程中,党既要克服工农干部的学习态度问题,又要解决师资缺乏这一现实难题,还面临着文化教育和政治理论教育孰先孰后的艰难选择。全面抗战时期工农干部的文化教育提高了工农干部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纠正了大革命失败后党内逐渐形成的对知识、知识分子的错误认知,并为党开展干部教育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刘基战略思想刍议

刘基战略思想是在参加元末农民战争过程中逐步形成、发展起来,并用于指导元末农民战争和明初统一战争实践的军事战略指导思想。通过弱军战胜强军以求生存,兼顾时代呼声反抗元朝暴政,以及辅佐朱元璋取得统一战争的胜利,构成刘基战略思想的基本底色,总体而言,可归结为三方面内容:一、建设巩固根据地;二、在被动中争取主动;三、“得算多(者)胜”“待时而动”。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初步建构历史唯物主义战争观

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用历史的方法对战争前提、起因、过程和结果的具现和描述分析,或明显或隐晦地包含了军事哲学思想的几乎全部要素,包括对历史唯物主义战争观的基础建构、对战争爆发根源和战争正义性评判标准的分析、对领袖和军队关系的阐述以及对暴力论的思考等内容,其可以认为是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建构无产阶级军事哲学思想的开山之作。

太平天国的运动性质与历史评价问题

太平天国运动集农民反抗思想之大成,数百万太平军民投身起义浪潮的动机深具正义性。但作为旧式农民运动,他们创立的“天国”实际仍然主要沿用封建王朝旧制,洪秀全等天国领袖找不到走出农民战争失败宿命的新路,最终在清政府与侵略者的夹击下,归于失败。太平天国反侵略思想的形成历程是曲折而惨痛的。这昭示了近代中国抵御外辱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时代主题。太平天国运动性质以“反压迫与后期反侵略”为表述较为合乎实际。同时须对全盘否定和黑化、丑化太平天国及其领导人洪秀全等的论调作出必要回应。无论如何,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从属于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范畴,它呼应了19世纪中叶中国人民反抗压迫剥削、反抗外来侵略的时代诉求,其革命性与进步性不容否定。

中国革命战争中毛泽东农民军事教育思想

以军事教育思想为视角,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军事教育思想展开研究。主要包括: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目标,激发农民踊跃参加革命积极性;加强革命军事理论教育,提升农民军事素养;注重战略战术指导教育,强化农民战术技能;加强正规军事技能训练,锻炼农民实战能力。新时期这一思想有助于广泛开展全民国防教育,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

自然灾害对人们行为的影响——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与中国自然灾害的关系

自然灾害不仅给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各种影响,对于人本身行为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从秦朝统一中国至清朝灭亡的2000多年间,中国发生了大小成百上千次农民战争。虽然每一次农民战争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但多数都发生在出现了自然灾害的时候。本文通过大量的历史史实证明了自然灾害是导致农民战争的直接导火索。并以史为鉴,提出几点警示。

抗战时期山西沦陷区的农业经济——基于满铁平遥县南政村调查之分析

抗战时期山西沦陷区约占全省总面积2/3以上,而沦陷区农村则无疑是山西抗战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当时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关于《山西省农村概况调查——以在平遥进行的生产分析为中心》的报告,对平遥县南政村土地、人口、农户阶层、农作物、生产要素、生产成本等作了详细考察。受战争的影响,该村役畜不足、肥料短缺,导致农业产量不高及租税费、劳动费高涨等现象,形成农业生产的恶性循环。在此情势下,当时土地零散、规模很小的小农经济难堪重负,致使当地本已破败贫困的农业经济每况愈下。

元末士大夫组织“义兵”问题探析

元末农民战争期间,许多士大夫出于"卫身"、"保乡"、"勤王"之目的,纷纷组织"义兵",为挽救元朝做最后的努力。其间,"义兵"组织主要分布在南方地区,组织者主要是在野的汉族士人及一些在任的官员、致仕的旧僚和少数进士。由于"义兵"依托于地方宗族社会和民众力量,且分布较广,故在一定时期内确乎成为抵抗农民起义军的重要力量,短期内实现了"保乡"的目的,收复了一些失陷的地方,支援了元军的军事行动;但从长远来看,它只能在短期内延缓元朝的灭亡时间,却无法阻挡元明更迭的历史步伐。

论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根据地农民的政治参与

抗日战争时期 ,华北根据地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参与。根据地农村政权结构、社会组织及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变化 ,为农民政治参与提供了有利的客观环境。农民的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政治参与对农民自身和中共的革命目标而言 ,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农民战争与历史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田昌五先生农民战争史研究述评

农民战争史研究是田昌五先生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考察中国历史规律的一个支点,其理论分析和历史考察自成体系、卓然大家,体现了一个史学家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尽管其研究成果不可避免地有着时代的烙印,但是其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原则、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具有方法论上的普遍意义;而对农民历史命运的关切与同情,体现了一个史学家所应有的人文情怀。

中国农战史专题的形成与发展——在领袖、政权及史学家的三重作用下

农战史专题是现代中国历史学中最为特殊的一项专题。它与研究和著述中外农民战争史的一般农战史有明显的不同,其目的主要是贯彻和阐释毛泽东的农民战争理论。1939年,毛泽东提出系统的农民战争理论。但是在其后的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并没有产生在毛泽东理论指导下的农战史研究。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在新政权的干预下,农战史专题才正式形成。此后,在领袖、政权和史家三重因素作用下,农战史专题盛极一时,成为中国的显学。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史学家主体意识的提高,对农战史专题的反思及对传统农民战争理论的批评与日俱增,中国历史学逐渐摆脱了领袖言论的束缚,最终得出史学家自己的自觉和清醒的认识。

小农经济是战国秦汉商品经济繁盛的主要基础

战国秦汉,农业是居于压倒优势地位的产业类型,它以自己的产品和需求,决定了工商业的总体规模和发展水平。战国秦汉时期,在各种农业经济类型中,小农自给程度最低、市场依赖性最强,小农占据主导地位,导致市场发展水平比较高。农业为交换得到盐铁等必需品所进行的生产具有商品生产的性质。国家财政需求对农民直接进入市场的规模有较大影响,但对整个市场的规模和发展并无多大作用。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适应当时的经济结构又为之服务,是其必然组成部分,并非腐蚀剂,它与所谓"先进的生产力"、"资本主义萌芽"乃至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关系。

战国秦汉城市人口结构初探——以农民问题为中心

伴随着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城内居民的构成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城最初是军事防御的城堡,居民以农人为主。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兴盛,春秋战国时的城市居民主要被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类,但农民一直都是主体。两汉时仍然延续着战国的传统,但在交换经济和土地兼并的破坏下,大量农民丧失了土地,沦为流民或大土地所有者的依附民,城内农业人口的数量不断趋于下降,但短期内还不会完全被排挤在城墙之外。

试论黄巢的“均平”思想

考诸史籍,黄巢起义确实提出并实践了“均平”的口号。分析唐末社会政治、经济状况,黄巢起义提出“均平”口号有其历史必然性。黄巢起义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工农兵:当代英雄崇拜的主体及其消遁——略论中国当代战争小说英雄崇拜意识的变迁

帝王将相从历史和文学的舞台消失而代之以工农兵,曾经是中国当代战争小说英雄崇拜对象 翻天覆地的巨变。只是中国传统英雄崇拜之道德至上的原则却没有丝毫改变,改变的是其具体的道德内容 和标准。不幸的是,工农兵英雄叱咤风云的历史只是昙花一现,20世纪末,当“人性”、“人的欲望”等 成为观察战争人物的透视镜时,“神化”的工农兵英雄就不得不从文学的舞台淡出,由生命的欲望激发而 起的“人性化”的战争英雄便开始从历史的远处走来。

浅析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失败的原因

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的失败,不能仅归于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力量相差悬殊这一客观原因。本文以主观原因为切入点,从抗日先遣队执行的任务、作战形式以及中共中央对其领导等几个方面进行剖析,认为先遣队的失败,更为重要的是一系列主观失误所酿成。

顾诚的治学之道与史学成就——《顾诚全集》序言

顾诚是我国著名的明清史学家,新中国建立以后成长起来的史学家的杰出代表之一。他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又有扎实的考证功夫,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传统实证史学、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形成独具特色的研究风格。其明清史论著不仅史料丰富,考证扎实,而且论述深刻,创见迭出,成为令人瞩目的学术精品。顾诚有关明代疆土管理体制和卫所制度的论断,《明末农民战争史》和《南明史》两部专著,代表了当前这些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这是他对明清史学做出的重大而卓越的贡献。

战后初年苏联农民的反集体农庄情绪及其产生原因

集体农庄是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建立起来的新的土地占有和使用形式。但是随着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胜利和国内环境的变化,苏联农民表现出了强烈的反集体农庄情绪。战后初年在苏联农民中出现反集体农庄情绪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是农民目睹了更好的农业组织形式,进一步认识到了集体农庄制的弊端;其次是战后初年农民负担的进一步加重;第三就是党内严重的腐败现象。

试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

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在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实行的土地政策,其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方面要求地主、债主适当地减租减息,另一方面要求农民必须交租交息。这一政策的实行使解放区农村阶级关系和土地占有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造和巩固了农村各级政权,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激发了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为抗战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