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休闲渔业发展法律问题研究

休闲渔业是渔业经济多元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进中国渔业产业融合、促进渔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文章概括并论述了中国休闲渔业的发展现状和发展意义,指出其具有广泛的发展空间和潜力,对乡村振兴的实现十分重要。在理清中国休闲渔业发展规模和发展优势的基础上,分析了目前休闲渔业产业发展存在立法不足、对休闲渔业的发展和管理缺乏专门法律法规的支持、缺乏对休闲渔业设施建设、渔具使用和安全管理等方面的规范和制度、配套法律缺失导致渔业资源损害等法律问题,提出应加强休闲渔业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建立行业标准和规范、建立健全休闲渔业管理机制、加大监管和执法力度、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确保资源合理利用和资源保护的解决对策。

大食物观背景下海洋渔业资源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我国海洋渔业资源丰富,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充分利用海洋渔业资源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大食物观”的具体举措。目前,我国海洋渔业资源利用效率不足,相关法律制度有待完善。本文从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的观点出发,梳理了“大食物观”背景下我国海洋渔业资源及其法律制度现状;分析了海洋渔业资源法律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快构建具有独立性地位的海洋渔业法律体系,适时适事适当承认海洋渔业多元治理主体法律地位,借鉴域外先进经验完善休渔期制度的建议。

论销售在禁渔区或禁渔期非法捕捞渔获物的法律责任

由于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关于处罚销售在禁渔区或禁渔期非法捕捞的渔获物行为的罚则缺失,导致这种行为没有很好地受到法律规制,严重破坏了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文章通过阐述销售禁渔区或禁渔期非法捕捞的渔获物行为的相关概念和危害,分析《渔业法》完善罚则的必要性,并提出法律责任的构成要素和立法建议。

新时期渔业权法律构造:现状、目标与对策

渔业资源的合理有序利用直接关系着渔民生计和现代渔业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对渔业权概念和内容规定上的模糊,导致司法实践和现实情况不匹配、渔民权益受侵害等问题。渔业权是典型的、具有公权色彩的用益物权,其独立法律地位的确立、权利义务的规定、权利变更、流转和终止等法律构造的明晰是对渔民权益的有力保障。加快《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修法进程,建立健全失水(失海)渔民的利益补偿机制,构建传统生计渔民的社会安全网络和公共服务保障体系是深化农村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

中国近海渔业资源保护法律规制研究

中国近海渔业资源持续衰退,亟待进一步完善近海渔业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与制度措施进行规制。梳理中国近海渔业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以及具体制度,发现中国近海渔业资源保护法律规制方面存在不足,包括近海渔业资源保护立法目的存在偏颇、立法缺乏统筹性、立法存在缺失、执法监督体系存在漏洞以及近海渔民权益保障机制不健全等。从丰富近海渔业资源保护的立法目的,构建近海渔业资源保护法律体系,填补近海渔业资源保护立法缺陷,完善近海渔业资源保护执法监督体系以及强化近海渔民权益保障机制建设等方面解决中国近海渔业资源保护法律规制不足的问题,促进中国近海渔业资源可持续开发与利用。

禁渔决定主体的法律规定冲突分析及其解决

禁渔对维护水生生物多样性、养护渔业资源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然而,我国现行《渔业法》《野生动物保护法》《长江保护法》和《乡村振兴促进法》关于禁渔决定主体的规定却不尽一致,这不仅阻碍了禁渔制度的有效实施,也导致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定罪问题存在极大争议。本文从立法目的、法律属性、规范性质和冲突处理规则等方面对上述规范间的适用关系进行梳理、分析和阐释。可知,在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保护场域,要优先适用作为主体性特别规范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在长江流域范围内,要优先适用作为流域性特别规范的《长江保护法》;《乡村振兴促进法》虽然涉及禁渔规范决定主体的规定,但该规定与《渔业法》属于衔接性配套适用关系,且与《野生动物保护法》《长江保护法》也存在衔接适用的可能,应优先适用《渔业法》等中的具体法律规定。

日本排放核污染水行为所涉及的国际责任及中国应对

2011年,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地震,由此引发的特大海啸让东京电力公司所属的福岛核电站的反应堆和发电机组受损严重,进而造成了严重的核废料泄漏事故。日本为应对核电站事故采取的措施产生了大量核污染水。2021年4月,日本决定将福岛核电站产生的核污染水排入海洋,并于2023年8月24日正式启动核污染水排海。日本排放核污染水入海的行为违背了其国内法规定,也违反了其在诸多国际条约下承担的国际法义务。并且,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日本核污染水处理情况的报告不能排除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行为的违法性。对于日本排放核污染水的行为,建议中国从国际舆论、外交途径、法律途径和国际合作四个方面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应对。

论渔业法之使用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行为的法律责任

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是实现渔业捕捞可持续发展的基石,明确使用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有利于幼鱼从网具中释放,最终达到渔业捞捕可持续发展的目的。为保障渔业捕捞可持续发展,文章分析使用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行为的处罚裁量基准、网目尺寸制度、没收渔具和执法程序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源头治理、细化罚款幅度、加快发布《全国海洋捕捞渔具目录》、同一水域协同管理、完善没收渔具定义以及建立渔政联合执法机制等建议。

日本渔业保险法律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渔业是我国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我国农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日本是世界上渔业发达的国家之一,拥有世界第一大渔场——北海道渔场,其鱼类资源丰富、物种多样,但是由于各种不确定的意外使其渔业受到极大影响,对此日本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渔业保险制度。对比我国现存的渔业保险制度,日本的渔业保险法律制度对我国渔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完善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捕捞法律制度研究

中国是海洋大国,拥有广阔的水域和丰富的海洋资源,海洋生物的高度开采和利用极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日常生活对渔产品的需求,改善了居民膳食结构的同时对保障中国食品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文章介绍了中国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捕捞的概况和海洋捕捞法律制度的现状,分析了海洋捕捞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海洋捕捞法律制度的建议。

论渔业法之捕捞渔获物中幼鱼超比例行为的法律责任

维护中国渔业的繁荣稳定,保护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幼鱼的保护可以说是重中之重,虽然中国渔业法规定了捕捞的渔获物中幼鱼数量超比例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但对于该行为的法律责任不够清晰;行政处罚标准明显滞后;情节严重的标准不明确;有关刑事责任的规定不具体;缺少补救性行政处罚;幼鱼比例难以确定致使渔业执法存在困难。文章在着眼中国国情和基层执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上述问题的规制方法与建议。结合理论与实践,完善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提高行政处罚的法定数额,增加违法成本;精确渔获物总量的司法认定,进一步明确幼鱼比例;增设补救性惩罚措施;在渔业法中进行实质性刑事立法,废除宣示性内容。明确法律责任,切实保护幼鱼资源,实现我国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长三角沿海区域海洋渔业垃圾治理法治化困境及其破解路径

长三角沿海区域海洋渔业发展迅速,海洋渔业生产活动带来的渔业垃圾急剧增加,海洋环境的不断恶化使得海洋渔业垃圾治理问题亟待解决。文章从海洋渔业垃圾治理的法治化相关概念界定出发,梳理出当前在海洋渔业垃圾治理过程中长三角沿海区域法治化面临区域性专项立法滞后、区域执法界限难以突破、区域司法协同难以成形、渔民主体守法意识淡薄等困境,提出促成长三角沿海区域海洋渔业垃圾协同立法局面,出台长三角沿海区域海洋渔业垃圾治理专项条例;从区域执法协同机制和协同监督执法体系共同入手破解长三角沿海区域海洋渔业垃圾治理执法困境;积极探索海洋公益诉讼制度创新打通长三角沿海区域海洋渔业垃圾治理协同司法渠道;培育渔业生产组织、企业、渔民等各方主体参与海洋渔业垃圾治理的意识及行动,打造长三角沿海区域协同守法联盟。

中国海洋渔业保险制度的建立

分析中国建立有效海洋渔业保险制度的必要性,回顾中国海洋渔业保险的历史发展,考察国外海洋渔业保险的做法,提出以政策性保险为基础建立中国有效海洋渔业保险制度法律体系的建议。

我国渔业保险困局评析及法制化构想

渔业作为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高投入、高风险的弱质产业。世界渔业的发展实践证明,渔业保险是分散渔业风险的最佳方式,且须有法律制度的规范与保障。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渔业保险从无到有,成绩突出。但目前面临"商业保险步履蹒跚,渔业互保范围狭窄,政策保险进展缓慢,法制保障明显缺位"的困扰。我国渔业保险要实现为渔业的稳定发展保驾护航,应实行法制化,并适用"政府适度扶持、基本保障、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多种保险机制相结合"等基本原则。

海洋渔业捕捞权的法律特征分析

本文探讨了明确海洋渔业捕捞权及其法律特征对我国渔民权益的保护、"双控"制度的实施、渔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及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分析了海洋渔业捕捞权的主客体的特殊性、用益物权性、排他性、许可性及物上请求权等法律特征,认为应以渔民或渔民团体和渔船功率指标分别作为海洋渔业捕捞权的主体和客体,并得出与一般的用益物权相比,海洋渔业捕捞权在许可性和排他性方面有较大差异的结论。

中国古代渔业管理实践及其启示

现存的中国史料典籍中,上至传说时期的尧舜禹时期下至封建社会的各个阶段,关于渔业资源养护和利用的文字记载颇为丰富。归纳总结,主要有虞官设置、时禁制度、渔业税、渔具渔法、鱼类尺寸等方面的管理规定。中国古人在渔业管理实践中所蕴含的管理智慧,尤其是生态智慧,时至今日都有极强的理论和应用价值。现代渔业危机,甚至其他环境问题的解决,亦需要从先人实践经验中寻求支持帮助。可以从转变立法理念、严格遵循生态规律、保障人类本能环境利用行为,限制超越极限的资源开发利用行为等方面对现代渔业管理制度加以改进和完善。

涉渔“三无”船舶没收法律问题及其制度完善

涉渔"三无"船舶的存在,不仅严重破坏海洋渔业资源,扰乱渔船管控秩序,而且严重影响渔民生命财产安全,侵害合法渔船的权益,是渔业安全生产的重大隐患。对涉渔"三无"船舶予以没收涉及海上、港口和陆上等多部门间的协作配合,已成为各级政府确定的绩效考核工作重点。但目前涉渔"三无"船舶没收的执法依据仍存在不足之处,在实际执法操作过程中已呈现诸多问题。从涉渔"三无"船舶界定、没收涉渔"三无"船舶的执法主体及处罚依据等方面梳理了涉渔"三无"船舶没收法律适用现状,通过分析发现,目前涉渔"三无"船舶没收法律制度存在,没收处罚依据存在争议、涉渔"三无"船舶认定困难、执法主体众多且权责不明、没收条文表述界定模糊、没收标准存在差异和没收后续执法困难等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涉渔"三无"船舶问题,必须从法律制度层面着手,从执法根源上予以完善。因此,通过立法明确涉渔"三无"船舶概念及执法机构;明确界定没收涉渔"三无"船舶的条件和范围;增设船舶权属争议情况下的没收标准;出台涉渔"三无"船舶处置程序规定;设立听证告知程序保障渔船民权益等对策,以期为对涉渔"三无"船舶实现更加合理有效的整治提供参考。

两岸合作开发南海渔业资源法律机制构建

南海自古以来便是中国渔民的重要作业渔场。两岸合作开发南海渔业资源,是解决南海争端的重要着手点和突破口。两岸南海渔业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但这一合作必定面临诸多内外因素阻碍。内部因素是两岸主权共识缺失、互信基础薄弱、沟通渠道有限;外部因素是南海周边国家的分化和美国的阻扰。然而,南海渔业资源北衰南兴的现状与外来侵渔的紧迫形势决定了两岸加紧合作共同维护南海渔业资源主权权利是必要的。目前两岸在政策、法律和技术层面的一致性、默契性和互补性也决定了双方南海渔业合作是可行的。两岸可基于《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已搭建的制度化平台,由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成立南海渔业工作小组,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构建南海渔业资源合作开发法律机制。

海洋渔业资源恢复法律制度的生态学基础

采用交叉学科分析的方法尝试对生态学与法学进行分析,探讨海洋渔业资源恢复法律制度的生态学基础。认为,在海洋渔业资源恢复法律制度设计中遵循生态规律、选择过程导向的恢复模式能提高制度的科学性,有利于制度的操作和实施。进一步分析了许可证管理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公平分配,技术法律规范对渔业资源恢复过程进行的生态控制,争端解决机制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关注,认为海洋渔业资源恢复法律制度具备恢复海洋渔业资源、维持海洋生态平衡、获取良好生态效益的内在动力。

俄罗斯远东地区渔业法律制度评析及对我国渔业发展的启示

为推动我国渔业法律制度的完善和渔业经济的发展,文章分析俄罗斯远东地区渔业法律制度及其实施情况、存在的问题和优劣势,并提出对我国渔业发展的启示。研究结果表明:俄罗斯渔业已形成较完备的法律体系,通过对远东地区渔业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其渔业获得极大的恢复和成效;基于此,发展国内渔业组织、完善渔业立法、加强与俄罗斯的渔业合作以及完善渔业管理体制机制是促进我国渔业发展的可行性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