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mal or Informal? Th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s of China's Free Trade Agreements

Th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DSM) has long been the focus of attention because of its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of China's free trade agreements(FTAs). Thus, this paper is to make an analysis of the DSMs of China's established FTAs from a legal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regime study, which leads to the finding of a co-existence mode of formal and informal DSMs in China's FTAs.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motiv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such a choice.

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的环境法律机制构建——基于区域合作中国际环境资源法律机制构建的视角

以对当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的环境问题与环境法律机制问题进行实证分析为前提,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环境与贸易问题的协调及其启示加以有益的借鉴,倡导在确认成员国有确定本国环境保护水平的自由裁量权的基础上,建立独立的区域环境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进而尝试在协调区域内成员国间环境标准及协调区域贸易协定与多边环境协定间的关系等方面构建一个全新的模式。

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及其完善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始建于2002年《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按照规划将于2010年建成,它是一个包括11个成员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本文考察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其他自由贸易区的法律模式,并对其利弊得失作了恰如其分的比较,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以2005年生效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为基础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的优点和存在的缺陷,探究了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争端解决机制,提炼出可供借鉴的合理成分和可取之处,在总结归纳的同时,提出了完善和改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的具体建议和设想。

论《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

《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是落实《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重要组成内容,对于中国和东盟全面的经济贸易合作将起到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该文件创设了富有自己特色的争端解决机制,为未来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提供必要的法律基础和保障,是自由贸易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制度安排。

试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

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促使其成员方的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同时,也使国际争端增多。国际争端的恰当解决,很大程度依靠于争端解决的方式,法律方式在当今社会中因为其有效而可以预期,因此逐渐成为人们喜欢采用的方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顺其潮流,制订和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争端解决机制协定》。如何解读并评价这一解决机制成了当务之急,中国和东盟各国应在实践中不断地加以改进和完善。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之探讨——以比较研究为视角

建立行之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是区域经济组织有效运作的保证。本文通过对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自由贸易区三大区域性经济组织各具代表性的争端解决模式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争端解决机制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的性质、特点。

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与发展趋势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争端解决机制是《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其各项经济协议顺利履行的重要保障。通过比较分析,该机制在管辖制度、磋商程序、救济措施、争端解决机构及预警机制等方面还存在缺漏,应当借鉴WTO/DSU、NAFTA、ASEAN及亚太地区新兴双边FTA的相关规定加以完善。随着CAFTA进程的深入和各成员对采纳法律方法解决争端的共识的不断增加,CAFTA可以建立、发展和逐步完善司法化或准司法化的争端解决机制。

中哈区域经济合作争端解决机制的分阶段设计

成熟的争端解决机制是区域经济合作得以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鉴于中哈两国现行的争端解决机制存在纠纷解决方式少、纠纷解决条款覆盖面窄、解决机制设计简单等缺陷,本文提出两国应根据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不同阶段,分别针对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边境自由贸易区直至中哈自由贸易区设置相应的争端解决机制,以促进中哈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

缅甸中资企业投资争端解决法律问题研究

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的声明使两国关系迈向了新篇章。除了高层间的密切交流,两国民间也因地理位置、历史传统等一直交往甚密。中国是缅甸第二大投资来源国,在缅累计投资额已近300亿美元,但中资企业在缅投资也遇到很大阻碍,这与中缅投资争端的特殊性有关。外交手段等传统方式的局限性导致部分投资项目搁置多年。中国与缅甸加入的东盟之间有自贸区协定及投资协议,中缅之间也有双边投资协定,但它们并不能有效解决两国之间的投资争端。缅甸国内的法治状况令中资企业的本地救济不乐观;我国对境外投资以事前监管为主,但对解决已发生的中缅投资争端尚无法律规范。为此,可在中国—东盟自贸区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基础上,以替代性争端解决措施为主要手段,结合双边投资协定中的相关约定,完善两国国内法以助于问题的解决。

法域竞争与法律功能的再审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如何创设争议解决机制?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主要是经济试验区,而非法律试验区,其功能并非法律创新试验。自贸区建立后应该清理现有的企业、金融等领域的法律,明确自贸区内不适用的法律的范围。在建立法律"负面清单"的前提下,自贸区的争议解决机制应当处理好两对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仲裁、调解和诉讼的关系,并借鉴法域竞争理论,增强自贸区争议解决机制的竞争力。

TPP争端解决机制研究——以WTO争端解决机制为比较视角

TPP协议的签署标志新一代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的诞生,同时也预示着多边体制开始向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竞争政策等交叉领域渗透。作为一份区域贸易与投资协议,TPP兼具双边协议的深度和多边协议的广度。在多哈回合谈判即将寿终正寝、多边贸易体制陷入徘徊不前之际,TPP协议正以其内容的广泛性和成员的多样性影响着许多正在进行的双边协议谈判,同时也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未来走向有一定的示范作用。作为TPP协议的核心内容,争端解决条款无疑是落实协议各项规定的机制保证,同时也是我们研究整个TPP协议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了解TPP争端解决机制,这不仅对中国决定是否加入这一多边体制是一个重要参考,也对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许多自由贸易区谈判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的东道国反请求规则研究

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在非政治化解决国际投资争端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一些东道国逐渐开始对投资者提起反请求,以求缓解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偏向于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现状。然而,迄今绝大多数东道国提起的反请求都被仲裁庭基于国际投资协定中范围条款约定含糊、仲裁请求与反请求之间缺乏关联性等原因确认无管辖权或被驳回,与快速发展并逐步健全的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相比,东道国反请求规则的发展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在现有的国际投资条约体系中普遍缺乏关于反请求的直接约定以及关于投资者义务的情况下,在新的国际投资贸易背景下,中国有必要及时调整自己的协定条款,在中国谈判和签订的自贸协定及投资协定中设置明确的反请求规则,将投资者所应承担的义务确定化,明确对东道国的归责方式,以便更有效地应对投资者可能提起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案件,制衡投资者的权利。

陕西自贸区知识产权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研究

随着陕西自贸区进入全面发展的"快车道",自贸区知识产权纠纷不断增多,单一诉讼方式难以满足自贸区知识产权纠纷解决的特殊性要求,需要探求合理有效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应结合自贸区知识产权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理论基础,调研陕西自贸区纠纷多元解决的现状及其他自贸区经验,健全自贸区知识产权纠纷多元解决机构,完善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运行机制,优化自贸区知识产权纠纷多元解决流程。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问题研究

区域经济合作是目前世界经济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发展模式,其中,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合作更是发展迅速。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应建立完善的争端解决机制。本文在分析《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特点的基础上,借鉴了欧盟(European Union,以下简称EU)与北美自由贸易区(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rea,以下简称NAFTA)中争端解决机制的相关规定,为完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提出了一些建议。

WTO解决自贸区争端相关问题探析

自贸区是有关国家或地区间成立的旨在促进区域内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组织,与WTO构成了解决当代国际经贸纠纷的两个法律体系,这两个法律体系都存在立法和司法失衡的问题。WTO多哈回合谈判失败,制定新规则进展停滞,但争端解决机制却十分活跃有效;而自贸区数量不断增加,但却缺乏有效统一的争端解决司法体制。WTO与自贸区不是相互竞争的关系,而是可以相互吸收借鉴的具有很强互补性的两个法律体系,应该将其各自的优势融合起来,构建一个共享的争端解决机制,使得双方在争端解决的纵向及横向保持一致性,为构建一个全球统一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开辟道路。

中国与东盟六国机电产品贸易潜力研究

中国与东盟机电产品双边贸易规模较大,增长迅速,尤其是2010年自贸区建立以后,机电产品贸易额更是取得了飞速的增长。本文利用引力模型对中国与东盟六国机电产品的贸易影响因素和贸易潜力进行估计,结果显示中国与东盟在机电产品贸易领域仍具有较大的潜力,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探析

《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协议》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争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本文从阐述中国—东盟争端机制的特征入手,分析了该争端解决机制的不足,提出了相关建议,并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

论自由贸易争端解决中的调解制度

调解制度作为一种颇具渊源的争端解决方法,在争端解决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从国际实践来看,调解制度在解决国际经济争端时所发挥的作用差强人意,实际运用的机会也较低。鉴于我国大力推动自由贸易战略,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并在区域内推行贸易园区试点等方针和政策,调解这一制度能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调解制度的特性有利于自贸区下争端的解决,需要对其加以完善,从而促进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和自由贸易园区的建设。

从欧盟重视东盟关系审视欧越自贸协定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欧盟-越南自贸协定》(EVFTA)已于2020年8月1日生效实施。该协定涵盖数十个议题,囊括采取泛欧FTA文本模式,创新实行泛欧的“三轨制”原产地规则,进一步改革完善“P-G”与“G-G”争端解决机制等一系列高标准国际经贸投资新规则。相比之下,我国正在朝整体性和综合性方向逐步建立面向全球的自贸区体系,但在与其他国家签署双边自贸协定时始终存在规定较为笼统、简单,文本条款较为保守、传统,制度设计缺乏新意和新的突破等问题。现阶段,我们有必要参考、借鉴EVFTA中的有益经验及合理成分,结合中国近20年来FTA的发展经验,对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FTA谈判对象精准施策,灵活选择“双轨制”原产地证明方式,完善劳工保护法律制度并建立环境与贸易协调机制,建立以“软法”为主的争端解决机制,并积极推动建设高标准的中国FTA网络体系,以有效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和积极参与国际经贸投资规则的制定和引领,精准对接最新、全面、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加强对全球和区域及双边自贸区网络发展战略的合理布局,设计兼具稳定性和灵活性的FTA“范式”等策略来推进自贸区建设,以更加成熟的中国自贸区制度体系应对当下国际贸易投资所面临的挑战。

论完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以比较研究为视角

区域经济合作是目前世界经济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发展模式,其中,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合作更是发展迅速。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应建立完善的争端解决机制。在分析《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特点的基础上,借鉴了欧盟、NAFTA中争端解决机制的相关规定,为完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提出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