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素养、金融科技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CHFS三期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金融素养与金融科技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深刻,但目前针对这三者之间的影响探究较为缺乏。本文利用2013、2015、2017年三期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探究金融素养、金融科技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素养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较高的金融素养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且这一影响不管是针对混合截面数据还是针对不同时期的数据均显著成立;引入金融科技作为中间调节变量,研究得到金融科技通过提高金融素养水平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金融素养和金融科技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会受到家庭规模、性别、教育程度、政治面貌、户籍、婚姻状况、工作情况、工资收入等因素的影响。同时通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法、分位数回归等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分析,均验证了金融素养、金融科技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信贷约束、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微观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分别研究信贷约束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资产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信贷约束降低了家庭预防性储蓄比例;面临信贷约束的家庭股票和金融风险资产的市场参与率和配置比例均降低;信贷约束提高了民间借入市场的参与率,减少了家庭的民间借出;减少信贷约束有助于家庭参与金融市场.

数字经济、家庭资产配置与消费升级

数字经济是驱动国民经济稳定增长与消费结构持续升级的关键力量。将数字经济与金融资产因素引入Kongsanmut包含非位似偏好特征的效用函数,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机理,并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2019年的四轮追踪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驱动了家庭消费升级,对消费层次较高的家庭影响尤其明显,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通过影响家庭资产配置特别是促进无风险金融资产持有驱动了消费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城市家庭、拥有自有住房家庭、户主已婚家庭、户主具有党员身份家庭、户主年龄在37岁及以上家庭、“胡焕庸线”东南侧家庭以及东部家庭,其数字经济的驱动效应更强。因此,应加大网络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因地制宜实施动态化、差异化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资本市场运作机制,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农村物流建设与农户增收效应

完善的农村物流体系是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乡村振兴、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保障。本文基于2013-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物流网络POI与县级城市数据,估计了物流基础设施对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县域层面物流点的增收弹性约为8.43%;村级层面约为11.72%-12.48%,增收效果随家庭到物流点距离缩小而增强。使用邮政局作为工具变量,并借助2014年“电子商务示范县”政策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减少内生性干扰后结果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远离中心城市、坡度与海拔高、农业机械化程度低的地区,增收作用更明显。机制分析表明,物流点通过降低农业成本、改变种植选择、扩大就业、吸引人口回流促进农村家庭增收。本研究对扶贫与双循环政策有重要实践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多维相对贫困及空间效应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2019年数据,建立了多维相对贫困测度指标体系,测算了我国微观家庭层面与宏观地区层面的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状况。并使用离散选择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宏微观结合地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多维相对贫困的空间收敛性、空间相关性与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多维相对贫困消减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各省级行政区的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收敛性与空间相关性;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在微观家庭层面上帮助减贫,还有助于在宏观地区层面上降低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机制分析的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在助力减贫的过程中对公平性问题的处理也相对较好,避免了“精英俘获”现象所导致的减贫效率低下与资源错配;数字普惠金融的多维减贫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家庭收入、就业、消费结构、主观感知与信息获取状况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