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内地会与徽州的渊源——基于教会刊物China’s Millions的解读

中华内地会是最早在徽州传教的基督教差会之一,但关于徽州内地会传教士的中文记载并不多。文章通过对比内地会刊物《亿万华民》(China’s Millions)和地方史料,勘正地方史料中有关内地会在徽州传播活动的记载,介绍传教士唐进贤及其在徽州的传教经历,力图展现内地会传教士对徽州的积极作用。传教士的社会工作,不仅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还有利于徽州文化的对外传播,客观上促进了近代徽州的发展。

从西方文献看19世纪下半叶中国内地会在康区的活动及与康藏社会的互动

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是19世纪下半叶进入康区的基督新教差会。因相关汉文记载和档案等文献匮乏,长期以来学界对内地会在康区活动的了解仅为梗概,有很多空白点。文章主要依据内地会在华传教史、相关传教士所撰论著和日记等英文资料,力图展现19世纪下半叶内地会在康区活动的具体情况及与康藏社会的互动,认为在康区官僧排斥西人进入康区的时代背景下,内地会传教士与康区社会之间仍有许多友好互动情形,这为深入认识近代外国人在康区的活动与中西文化交流、历史上康藏文化的兼容性等特点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示。

民国时期怒江傈僳族内地会教育的发展与国民政府的应对

中国内地会传入怒江傈僳族地区后,传教士创立傈僳族文字,开办各类圣经学校,培养本土传道人,提升神学教育水平,同时也推动了傈僳族地区世俗教育的发展。教会活动的迅速扩大,极大地影响了国民政府的边疆统治。为加强边疆控制,消解教会影响,国民政府采取了大量措施,反映了国民政府巩固边疆,整合力量,支援抗战的意图。

基督教内地会对近代甘宁青穆斯林的传教运动述论

中国内地会在近代甘宁青基督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向甘宁青穆斯林传教的主要力量。内地会对甘宁青穆斯林的传教运动经历了兴起、发展、兴盛、衰亡等阶段,对甘宁青穆斯林社会造成强有力的冲击,推动了甘宁青穆斯林社会的革新运动。中国传道人参加了传教运动,且随着运动的进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传教运动没有改造穆斯林,反而改造了基督教传教士。

TRMM月降水产品在西北内陆河流域的适应性定量分析

利用1998-2008年56个气象台站降水资料,结合TRMM月降水产品,通过对TRMM3B43降水数据在不同气候区、不同时空尺度的精度对比分析,探讨了卫星遥感反演降水产品在中国西北内陆河流域的适应性.结果表明:TRMM探测的月降水数据与实测月降水数据在整体上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和线性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76,效率系数为0.58,其探测的降水量比观测值略大;TRMM在高原气候区月降水量的探测效果要优于在西风带区的;TRMM数据所反映的降水量的年内变化过程和实测降水量结果基本一致,但在具体的量上有一定的差异,表现为对降水相对集中的5-9月低估实测降水量,而在降水较少的10月-次年4月高估实测降水量,反映了TRMM对较大强度降水量的探测能力不足.流域多年平均降水量呈现南、北部大,中部小的格局,降水量的高值中心主要出现在高山地区,高达300 mm;而受西风环流影响的塔里木盆地东南面的且末-若羌一带、吐鲁番盆地和受高原区影响的柴达木盆地为极端干旱少雨区,降水量均不足100 mm.

基督教会在乌蒙山区苗族社会中举办的教育事业探析

20世纪伊始,在乌蒙山区传教的基督教会开始把西方现代教育引进乌蒙山区的苗族社会中,逐步建立起了乌蒙山区苗族社会的现代化教育体系。虽然各教会的办学方式、办学特点不尽相同,但共同点是把现代化的教育观念、思想、体系和制度带进了乌蒙山区的苗族社会中,并将乌蒙山区的彝族、傈僳族、汉族等民族卷入其中,成为这一地区现代化教育的奠基之举,也是乌蒙山区苗族社会"非典型现代化运动"1的发轫。

罗马字官话圣经译本的拼写系统:《新约全书》和《约翰福音书》拼写比较

《新约全书》和《约翰福音书》反映的是不同的拼写形式,前者所采用的是内地会系统,而后者采用的则是威妥玛系统。两书的声母、韵母和声调在拼写上有差异,说明它们源自于不同的拼写系统,如《新约全书》只有一套舌尖前声母ts、ts‘、s;而《约翰福音书》多出一套舌尖前声母tz、tz‘、ss。-h在内地会系统是入声标记;在威妥玛系统却是音值标记。内地会系统有5个调位;而威妥玛系统只有4个调位,入声派入其余四声。

“内地会三女士”在新疆的游历与传教述评

中国内地会的三位女传教士冯责珠、盖群英、冯贵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西北地区进行了泛围广大的巡回布道,其间曾四次因不同原因进入新疆游历传教。作为内地会在新疆境内活动的惟一的女教士团体,三女士交游广阔、著述丰富,是20世纪丝绸之路上特殊的旅行者和见证者,客观上成为了中西文化的桥梁。她们虽然意在传教,然其新疆之行的主要价值并不在于基督教义的传播,而在于日后所产生的独特的文化意义。

谁是入滇传教第一人?——克拉克与花国香身份辨误

克拉克(George William Clarke,1849-1919)是第一个进入云南进行传教的中国内地会传教士,他的一生包括早期在中国游历、在西南定居生活、在华北定居生活三个阶段。花国香是他在中国使用的中文名字,两个名字对应同一个人。由于参考文献来源单一性、克拉克混用两个名字的原因,学界长期对这个问题存在混淆与偏误。

戴德生在扬州教案中的态度考辨

中华内地会传教士戴德生在扬州教案中曾两次报告英国领事,在事后也积极配合英国领事进行案件调查、索赔和惩凶工作,并且专门致信英国领事感谢他们所采取的炮舰政策。正是扬州教案引发的英国公众的巨大反对,促使戴德生开始重新考量传教事业与政府权力之间的关系,逐渐疏远政治特权。相较同时期沉溺于武力护教的传教士,此举已属难能可贵。扬州教案的交涉也反映出传统史观对传教士的定性并非一无可取,晚清来华传教士与政治特权的共生关系仍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