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0世纪中国文化在塞尔维亚的传播

在全球史观视野下,文化交流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重新审视和演绎中国与东欧国家的文化交流史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本文从塞尔维亚出版和发表的有关中国研究的专著、论文、报刊文章以及翻译的相关研究文献着手,考证并梳理自18世纪至20世纪末南斯拉夫解体这三百年里各不同历史阶段,中国文化在塞尔维亚传播的轨迹以及塞尔维亚中国研究的发展历程。此外还着重介绍在塞尔维亚和中国文化关系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出版物。

东南亚中资企业的慈善和文化责任与东道国员工对华认知

跨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塑造着企业形象,不仅会影响当地员工对企业的认知,并可能将这种认知进一步泛化到企业母国。文章使用“海外中国企业与员工综合调查(OCEES)”数据库,以东南亚中资企业当地员工为样本,利用线性回归模型来分析企业社会责任中的慈善责任与文化责任对当地员工对华认知上的影响。中资企业在东南亚国家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时,仅仅通过对当地社区进行慈善捐赠并不能显著促进当地员工对中国的积极认知,也不能显著提升他们对中国影响力的正面评价,需要企业充分了解和尊重当地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即履行文化责任来拉近双方文化距离,才能让当地员工对中国有更加正面的认知,也更加正面地理解中国的影响力。

东南亚来华留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提升策略

鉴于东南亚与中国文化间的多样性与相似性共存,留学生在跨文化交际中面临价值观差异、非语言交际误解及文化定势与偏见等挑战。为此,提出相应的策略,包括加强跨文化教育与培训,提升留学生的文化敏感性和适应性;促进语言沟通能力,减少沟通障碍;建立多元文化交流平台,增进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及社会的互动与理解;以及鼓励留学生主动参与社会实践,深化对中国文化的体验与认同。通过这些策略的实施,期望能有效提升东南亚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促进双方在学术、生活及文化层面的深度交流与融合。

中国东南亚研究面临的学术挑战

本文探寻了中国东南亚研究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发展轨迹,回顾了主要从事东南亚研究的学术机构之现状。通过对中国东南亚研究重要刊物的载文分析,指出其研究重心和兴趣的转变。文末,作者还点明了中国东南亚研究所面临的学术挑战。

1765年洪大容的中国京师行与1764年朝鲜通信使

在朝鲜与清朝的文化交流史上,1765年洪大容的中国之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重启了两国知识分子的交流,推动了朝鲜学术文化的进步,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洪大容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展现了"天涯知己"般的深厚友情。除燕行使外,朝鲜还有一条通往日本江户的通信使路线,1764年元重举就曾以此身份出使日本。如果将同时代燕行使与通信使的记录叠合观察,可以看到中、日、韩三国各自学术、文化及精神的相位。此外,从洪、元与中、日知识分子的交往经历,可以发现18世纪中、日存在相似的"情"的世界,而朝鲜则无。日本"古学"与清朝考证学都将"情"置于积极主张的地位,这造成了中、日两国与信奉朱子学、宋学的朝鲜在精神世界上的差异。

论东南亚古代铜鼓文化及其在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上的意义

古代铜鼓是中国西南和东南亚广大地区的一种代表性文物 ,它广泛渗入东南亚史前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铜鼓文化。古代铜鼓文化是东南亚史前时期文化的集大成者 ,在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是东南亚本土文化和固有文化的代表 ,而且还是东南亚吸收和融合其他外来文化的基础 ,至今在东南亚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和偏远地区仍可见其踪迹。

论中国对东南亚的文化外交

在当前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语境下,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作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正日益获得人们的重视;文化与外交的联姻可以说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作为拥有灿烂的古代文明和悠久历史、并与东南亚临近的文化大国,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外交拥有其独特优势。

20世纪以前的南洋华侨在中外饮食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本文主要探讨了20世纪前南洋华侨在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之间的食料、食品以及饮食习俗等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一方面,华侨通过在南洋地区的生产活动,把中国的传统饮食传播到南洋地区;另一方面,华侨把大量南洋饮食物品传人中国。在中国与南洋地区的饮食文化交流中,南洋华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饮食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中国与东南亚共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研究——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制度构建机遇

自古以来,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就非常频繁。两千多年的文化交流,中国与东南亚形成了许多共享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遗产有的经过数代人的创新,焕发出惊人活力;有的缺乏创新形式,面临消亡危机。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制度构建机遇,成立专门保护组织,将华侨华人和其他认可的人认定为共享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通过创新共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宣传形式,构建自我监督机制、纠纷解决机制和协调规范机制,形成系统的共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有利于中国与东南亚共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

“丝绸之路”与“书籍之路”——试论东亚文化交流的独特模式

"丝绸之路"最初是西方人针对东西方贸易路线提出的术语,不能无节制地套用于世界其他区域间的文化交流。若从东方人的立场对古代东亚(尤其是中日)文化交流史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东亚文化交流无论在内容、形式,还是在意义、影响等方面,均有别于"丝绸之路",故应倡导"书籍之路"的概念。如果说丝绸是中华物质文明的象征,那么,书籍则是中华精神文明的结晶;一般而言,物质文明缺乏自我再生能力,而精神文明则可影响人们的心灵,并超越时空,惠及后代。日本的遣隋唐使均以购求书籍为重任,这便是中日两国虽然人员往来极少,但日本继承中国文化甚多之原因所在。

东亚韩国学方法之探索

在东亚的脉络中还原韩国学,以东亚视角再构筑为东亚韩国学,其宗旨与中国建设和谐世界的志向是相吻合的。中国韩国学在进入21世纪后,形成了中国学派并已积累了自己的学术历史,以特性化的研究方向与研究方法在海外韩国学领域占据了重要地位。中国韩国学的立足点无疑是中国文化。中国韩国学学者立足于中国,以中国人的美学观和价值观来研究韩国的人文科学;我们要抛开认为韩国学是产生于韩国本土、并只对本国产生影响的一种文化狭隘认识,将其置于东亚的框架之中,客观地考察其纵、横向关系,视其为对照中国文化的一面镜子,这才应是中国韩国学的东亚视角。中国的韩国学在立足中国的同时,要克服中国为文化输出国、韩国为文化接受国的观念,我们应理解韩国学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变容,并以此了解中国文化的他人视角,从反观的层面促进对中国文化的深层研究。

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铜鼓学刍论

中国—东南亚铜鼓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跨国多民族共享的区域文化,其研究是一个国际性、综合性的重要研究领域,中国学者应该与时俱进,努力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铜鼓学,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部分,亦是文化自信的体现和需要,有助于突破和超越该研究领域西方视角的局限性。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铜鼓学不仅必要和重要,而且可行,因为中国—东南亚铜鼓文化的主体自古至今在中国,中国已掌握了中国—东南亚铜鼓文化研究的主导权,具有良好的基础条件。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铜鼓学不是要自我封闭,建立一个自说自话的体系,孤芳自赏,而是要超越西方话语体系,摒弃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桎梏,因而,要坚持国际视野、人文情怀和科学精神的原则要求。

文明交流互鉴与中国--南亚东南亚命运共同体构建

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文明交流互鉴,是彼此友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绵延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丝绸之路开辟后,古代中国文明与南亚文明、东南亚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日益增多,形成了丝路相通、亲近友好的历史面貌。近现代时期,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前途和命运休戚相关,使得彼此之间的文明交流互鉴打上了患难与共的历史烙印。在当代,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各国虽然存在现实国情和发展道路的差异,但彼此之间的文明交流互鉴历久弥新,体现出命运相连、求同存异的历史大势。总体上看,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文明交流互鉴具有源远流长、历久弥新,官民并举、民间先行、取长补短、择善而从等鲜明的历史特点。从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启示来看,推动构建中国—南亚东南亚命运共同体,文缘相融是先天优势,文化认同是关键所在,文明对话是必由之路。因此,要大力弘扬丝路精神,深刻阐释构建中国—南亚东南亚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内涵。要大力挖掘历史资源,充分调动构建中国—南亚东南亚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基因。要大力开展人文交流,不断夯实构建中国—南亚东南亚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要大力推动南方丝绸之路联合申遗,积极推进构建中国—南亚东南亚命运共同体的项目合作。

中国对东南亚教育援助论析

东南亚是中国国际教育援助的重点区域之一。近年来,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国际教育援助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在华文教师和志愿者派遣、来华留学生奖学金、职业教育和人力资源培训等方面取得不俗成绩,同时也存在不少和瓶颈。在新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下,中国对东南亚的援助不能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的合作,而是要更多地寻求价值层面和精神层面的交流和认同。因而,中国对东南亚的国际教育援助具有更多发挥作用的空间和机会,作为中国经济权力资源转化为软实力的政策工具,可以对促进与东南亚国家的民心相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历史上的中阿文明交往

文明交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上中阿交往的源头可上溯至古丝绸之路,民间交往和官方交往互为促进,唐宋时代达到鼎盛,明末趋于萎缩。中阿交往涉及多种领域,既有以物质和精神活动为内容的和平交往,又有以战争和冲突为蕴含的暴力碰撞。所有这些交往都从不同层面和不同维度推动着彼此的科技与文化发展,并为人类文明做出了非凡贡献。

中国云南与东南亚南亚的经济文化交流——自远古至战国秦汉时期

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云南与东南亚在石器工业方面,旧石器均以砾石为原料制造,以石片石器为主.新石器时代云南的有段石锛、有肩石斧、有肩有段石锛对越南下龙文化(Ha Long Culture)有较多影响.春秋时期铜鼓在云南滇西至滇中起源后迅速传播到越南和泰国、印尼等东南亚国家.战国秦汉时期,已有南亚侨民居住在云南,并有来自印度的蚀花肉红石髓珠和"林伽"在滇池地区墓葬中出土.

略述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史中的几个重要方面

文化交流史是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中的重要部分。本文对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史中的几个重要方面进行了论述,以体现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丰富性与重要性。

1929年第一次南洋华侨教育会议研究:以文化认同与适应为视角

民国时期南洋华侨的文化认同与适应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本文对1929年6月由国立暨南大学组织召集的第一次南洋华侨教育会议,以文化认同与适应为视角进行初步研究,旨在探讨教育对华侨的文化、社会认同与适应的建构、贡献及意义。

一个了不起的铺路架桥者——杨生茂教授与中国美国史学科建设

杨生茂教授是中国美国史学科的创建者之一,也是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领域中一位成就斐然的学者。不论是作为学术的组织者,还是史学教育家,不论是作为微观的研究者,还是宏观的思考者,杨生茂教授的学术工作都促进了中国美国史学科的建设,增进了中国人对美国历史与文化的理解。他所提出的问题,他所研究的课题,他所尝试过的方法,他所追求的理想以及他所投身的事业,已经深深地影响了这一学科的后来人,并转化为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宝贵财富。

政治传统、宗教和殖民历史对东南亚民主政治的影响——以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为例

本文以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为例,分别讨论了政治传统、宗教和殖民历史对东南亚国家民主政治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国家虽继承了西方的民主政治形式,但文化、宗教的多样性与殖民历史对民主政治实践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只有正视这些因素并善加利用,东南亚国家才能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