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变局之变、历史启示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东升西降”的历史大势与国际体系加速转型相互叠加演进,而中国也正处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客观冷静地厘清世界百年变局的内涵要义,是准确把握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逻辑起点。中国未来发展,需要顺应时代特征、国际格局、大国关系、全球治理、世界矛盾的新变化进行战略运筹谋划。对比中国和其他国家百年发展走过的道路与取得的经验,有助于更加坚定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基本遵循和道路方向,进一步增强在新的动荡变革期把握战略机遇、驾驭战略风险的能力。

论软实力与中国外交

软实力概念是由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首先提出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传统文化与现当代外交实践、政治经济模式等分别构成了建设今天中国软实力的两大来源。对内对外,我们都应自觉地高度重视发掘、整理、发展并运用中国的软实力。在中国崛起与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以文化、政治经济体制与外交政策等为主要载体的软实力将发挥出奇制胜的核心作用。

论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历史变迁

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历史变化反映了国内结构国家与社会间互动关系的变化。笔者选取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审视和分析不同历史阶段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差异性与连续性。当下中国已经完全融入到现存的国际体系之中,应借助和平发展的大战略推进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关系,从而成为独立富强的负责任大国。

对话与对抗:媒体外交视野下的“南海仲裁案”

自2016年7月12日海牙仲裁庭公布关于菲律宾提起的"南海仲裁案"的实体问题裁决以来,有关该仲裁案的相关报道吸引了世人的眼球。事实上,自2013年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单方面向海牙仲裁庭提起仲裁以来,"南海问题"一直是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本文从媒体外交视角分析了中国和菲律宾主要英文媒体《中国日报》和《菲律宾每日询问者报》对"南海仲裁案"的报道,通过框架分析发现,"双边协商"与"多边外交"之争,"不合法"与"约束力"之争归根结底可以纳入"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争的范畴。而隐藏在媒体框架背后的是中菲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话"与"对抗"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当代中国外交历史分期问题述评

当代中国外交60多年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关于其历史分期的问题,学界存在诸多争议和分歧。概括起来,大体可以分为"二分期"、"三分期"、"四分期"、"五分期"、"六分期"五类之说,又各具优势和不足。当代中国外交应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分为前后两大阶段,每个阶段又包含三个时期。

中国共产党百年外交实践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百年历程中,对外交往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工作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探索和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联盟外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和平外交、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国共产党百年外交的历史经验表明:党和国家的外交事业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中心,牢记初心使命;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反对外来干涉和霸权主义;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世界大势,高瞻远瞩,与时俱进。

中俄体育外交的历史流变与发展路径

中国和俄罗斯都是传统体育大国,体育外交在两国外交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大背景下,以体育外交为切入点,梳理了中俄两国70余年来的体育交流史,认为中俄体育外交经历了嬗变期(1949-1991年)、成熟期(1992-2013年)和繁荣期(2014年至今)。通过分析中俄体育外交的历史流变,提出了新时代中俄体育外交的发展路径:将官方层面的体育外交落实到地方,扶持地方组织的体育文化交流活动;以冰雪运动为契机,与俄罗斯增强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加大中俄青少年交流力度,为两国青少年互鉴共进提供平台;以“一带一路”重要倡议为契机,带动两国经济发展,树立互利共赢的典范。

中国外交50年的历史回顾与21世纪外交战略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５０年来，伴随着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和对外交策略的制定，形成了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领导集体独特的外交思想和外交风格，也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三个外交时期。５０年外交的得失，为我们２１世纪外交战略的选择指出了科学的方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用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指导新世纪外交，积极推动伙伴关系外交，实施全方位外交战略。

关于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若干思考

对中国而言,冷战结束以来处理中美关系的核心议题是如何避免被美国锁定为战略对手,实现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为中国崛起提供关键性外部条件。特朗普上台执政和中美贸易战标志着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开始,中国的核心目标转为避免中美关系滑向全面对抗和新冷战。当前,拜登政府在全面调整美国内外政策,致力于重塑美国领导地位、重回多边主义传统、重拾意识形态路线,保持强硬、回归理性、实现奥巴马与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创新组合是其对华战略取向。拜登上台为中美关系走向协调稳定发展提供了机遇。中国应做好自己的事情,确保持续崛起,推动与世界关系的良性互动,为应对中美战略竞争提供坚实的国家基础;秉持底线思维,积极应对“脱钩”风险,实施“挂钩”战略;积极寻机推动中美合作的展开,通过双边合作与多边合作重塑相互认知,加深相互理解,促进相互信任;推动构建以稳健应对中美战略博弈为焦点的国际统一战线。

中日韩三国北极事务公共外交比较研究

在北极治理日益全球化、多元化的背景之下,同为近北极国家以及北极利益攸关方的中日韩三国,对北极事务都保持着积极的关注和参与。北极公共外交作为三国参与北极事务的重要方式,有利于扩大三国在北极治理议题中的“朋友圈”,提升北极事务中的国际话语权。鉴于此,文章采用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从国家层面、科技合作、人文交流三个层面对中日韩三个国家的北极事务公共外交的现状进行分析,比较三国北极公共外交中的共性与差异,从中借鉴日韩北极公共外交的成功经验,以期为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北极事务公共外交,拓展北极活动的参与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中国外交中的南海“航行自由”话语研究

"航行自由"本是国际海洋法的一项基本准则,然而近年来"航行自由"却成为美国精心包装下用以渲染南海地区"中国威胁"并借机在周边海域实施军事寻衅的政治话语,沦为美国借以防范中国海上力量崛起、实现海洋霸权护持的舆论工具。美国对南海"航行自由"的恶意炒作,不仅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及南海地区安全造成损害,由此凸显的中美关于南海"航行自由"的论争也成为影响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症结。在美国幕后台前都推动南海局势升温的过程中,中国在现实困境的倒逼下逐步形成了对"航行自由"话语较系统的认知理解,对从西方传来的"航行自由"话语经历了由谨慎怀疑到逐渐接纳的态度转变,在话语使用上也从被动反应开始向主动应对的姿态变化,体现出中国政府在话语表达上走向自信与成熟。中美关于南海"航行自由"的论争表面上是话语的比拼,其背后是海权和利益的角逐,中国应保持和加强与美国在各个层次上的战略对话以管控双方分歧,就"航行自由"话语拓展共识和寻求合作。中国或可考虑通过对"航行自由"话语内涵的再建构推动南海地区海上安全合作机制构建并体现大国胸怀。

公共外交情势下的中国英语探析

中国英语,是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中国特点的英语。英语的国际化和本土化产生了中国英语,日益重要的公共外交推进了中国英语的发展。从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等方面分析适应公共外交时代需要的三种中国英语的类型及翻译要求,并展望中国英语的发展趋势。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势巨变与历史使命提升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也进入新的历史征程。面对变幻莫测的国际局势,中国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这要求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发挥新的建设性影响,承担新的历史使命。中国外交面临三个历史使命的提升,要在引领、带动和融通三个方面发挥更加突出的独特作用:以引领来提升影响力,以带动来扩大影响力,以融通来破解围堵。在此基础上,中国将推动世界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不断前行。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中韩诗赋外交的历史记忆与当代价值

自古以来,诗赋外交都是汉字文化圈各国之间一种独特的交流方式和外交手段。作为诗赋外交典范之一的中韩两国,将具有汉文化内涵与区域历史文化特征的诗赋作为沟通的媒介,深植于两国交往交流的岁月长河之中且扮演了重要角色,经久未衰、绵延至今。通过整理并归纳中韩诗赋外交的历史传统及当代应用可知,新时代的诗赋外交既可为深化国家间的文化交流与相互理解搭建平台,也可为强化国家间的开放合作与共同繁荣提供经验,不断丰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建国70年传统工艺美术类外交赠予国礼工艺品种流变管窥

国礼作为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在对外交往中相互尊重和沟通的物质载体及精神象征,它既能体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特征,又能反映出国家的综合发展水平。通过对中国当代国礼文化源流及建国70年传统工艺美术类外交赠予国礼工艺品种的梳理与流变分析,提出外交赠予国礼价值思考,以期为业界学者提供借鉴思路。

外交、对外政策还是对外关系——论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学科困境

中国外交、中国对外政策和中国对外关系是当前学界研究当代中国外交时常用的三个概念。它们在研究中经常被互换或交叉使用,反映了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作为国际政治学的不同分支学科,它们的研究目的都是为揭示和解释某种规律,但三者具有不同的研究对象或侧重点,在研究设计中提出问题的角度和回答问题的路径也有所不同。在学界不断呼吁提高国际关系研究门槛和专业化水准的背景下,厘清相关概念,明确它们各自的研究对象,设计不同的研究议程,探求不同的内部规律,在学理上有利于提高学科的专业化程度,增强研究者的专业意识,深化该学科的研究程度;在实践上有利于纠正因缺乏专业知识而产生的关于外交的模糊认识,为中国外交营造健康和理性的国内舆论环境。推进和发展这些学科,一方面需要国际视野,把中国外交、中国对外政策和中国对外关系放在具有普遍意义的外交学、对外政策学和对外关系学的学科大背景下,从普遍的理论中汲取营养;另一方面也需要坚持本体意识,扎根中国实践,通过对中国实践的深入研究为这些领域的普遍理论构建贡献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图式演绎、叙事重构与冷战后美国对华价值观外交

针对当前美国对华价值观外交实践,认知理论指出,美国决策者认知倾向的转变促使其在对抗的二元模式下重塑了对华政策框架,导致对华各领域交往均呈现不同程度的“意识形态化”特征,中美价值观矛盾迅速激化。在后冷战时期,秉持一贯价值理念的美国历任决策者将价值观因素纳入对华决策过程,并对双边关系走向和互动模式产生差异化影响,这依赖于“图式演绎”机制在决策者认知层面发挥的导向作用:基于对既往相关政策图式的借鉴,决策者得以在有限的决策空间内完成对当前情势应对方案的选择、在话语层面形成相应的政策叙事,并将其确立为指导具体政策行动的原则。作者借鉴图式理论和公共政策学叙事分析方法论,搭建起图式—叙事—政策分析框架检视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政策过程,尝试为价值观外交政策趋向的演化提供一以贯之的解释。研究发现,基于对“冷战图式”的演绎,不同美国决策者的主观认知决定了价值观因素对中美关系作用的方式、时机、场景及限度,其差异通过政策叙事的不断重构得以连贯呈现,并持续塑造着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互动模式。在双边关系复杂变化的当下,强化认知研究有助于加深对中美认知域博弈态势的把握,并为应对美国对华竞争、管控竞争风险带来启示。

类比、认知与毛泽东的对外政策

人的认识过程经常受到认知能力有限、决策环境不确定以及信息过量等问题的制约。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经常借用类比从历史中寻找启发,帮助认知环境和制定政策。作者依据《毛泽东外交文选》中的文献,对毛泽东运用的历史类比进行梳理和分析,发现毛泽东运用类比的方式与西方领导人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借助类比的分析和解释框架,可以看出毛泽东所援引的类比不仅具有宣示和说明政策的作用,而且也充分表明毛泽东分析形势、把握环境、形成政策的认知思维过程。类比的方式虽然有不足之处,但可以揭示决策过程某些方面的细微特点,因而是研究认知和政策分析的有用工具。

领导人人格特点与中国外交研究

为探寻中国外交研究的新视角,作者将政治心理学中的人格类型理论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相结合,以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人格特点为例,探讨中国领导人的人格特点差异与新中国外交变化和转型的关系,分析人格理论与中国外交研究结合的可能性和意义。结论表明,对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来说,人格类型理论为中国外交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工具,为中国外交研究提供了进行比较研究的国际视野,克服其他理论视角对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的一些盲点,更好地解释新中国历史上中国对时代主题、对世界的基本态度、对主要大国政策以及对地区政策调整和变化的动因,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对外政策的中国特色。将人格理论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相结合也适应对外政策分析理论建设的趋势,有助于为对外政策分析理论建设贡献中国元素和中国经验,发展一种超越西方外交实践的更为广泛的对外政策分析理论。作者在结论部分提出一种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的综合性分析框架。这种框架将领导人作为研究核心,同时也不忽视其他影响因素的作用。

中国特色议会外交刍议

中国特色议会外交是中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对外交往,还包括省级地方人大的对外交往;不仅包括人大系统联合有关方面开展的针对外国议会的交往,还包括针对国际组织的活动,甚至包括针对某些国家元首和政府领导人交往等外事活动。研究当代中国特色议会外交,要认识它与政府外交的高度统一性、立法机关在其中的主体性以及议会交往的多样性和弹性。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议会外交要处理好议会外交与政府外交、议会外交与政协外交以及全国人大外事与地方人大外事等之间的关系。从发展的角度看,议会外交正在成为贯彻中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新的增长点,成为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信心平台,也日益成为中国管理国际危机和参与国际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