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魏胡人墓志录文的华夏祖源叙述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北魏时期,大量胡人通过“假借”华夏祖源的墓志书写方式,将家族历史融入华夏民族范畴,形成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汉化鲜明的祖源叙述文本。通过分析这类文本,可知北魏胡人普遍秉持华夷共祖观念,主动认同华夏祖源和华夏文化。这是秦汉魏晋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古时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体现。同时,胡人对华夏祖源的认同有一个由浅入深、逐步发展、漫长复杂的过程。华夷共祖观念进一步推动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隋唐时期“大一统”繁荣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心理基础,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历史文化根基,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统一性,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上具有突出的典范意义。

清前期国家翻译实践概略

国家翻译实践是使命型的翻译活动,服务于国家的战略利益和治理目的。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政权无不通过国家翻译构建政治文化认同,融入中华文明。明清鼎革之后,清廷面临着统治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为解决这一问题,清朝统治者发起大规模的国家翻译实践,以构建统治中国的合法性。本研究考察清前期四朝的国内语际型国家翻译实践活动,发现其对于清廷维护政治稳定,推动民族融合,确立政权合法性,构建多民族大一统的“中国”认同,具有积极作用。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夏商周王制时代的“中国”认同

夏商周三代王朝的相继出现,均是在原有邦国基础上,获得天下诸邦政治与文化认同的产物。诸多同姓和异姓邦国对夏朝的政治、文化认同,是夏朝成为王朝大国的根本内在机制;有商一代的“中国”认同,始终与内外服制度的推行互为表里,相辅相成;西周时期宗法分封制度的推行,从而使西周王朝超越夏商而达到王制国家的全盛,而此间的“中国”认同,也获得了同步发展。

隋代王通的“中国”观及其时代特色

王通"中国"观的主要内容继承了五帝三王以来地理、政区、汉族、汉族/中原文化、王朝(政权)等传统涵义,其"中国"观言论中,指称王朝(政权)所占比重最大。王通所称呼的"中国",不仅有两汉、魏晋等汉族王朝,还包括魏晋以来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政权)。王通称呼前秦和北魏政权为"中国"是对传统"中国"观的新发展:它是魏晋以来中国王朝频繁更替、民族关系空前活跃的产物,是王通顺应华/夷关系新变化,以平等、客观的态度对待北方少数民族及其王朝(政权)的表现,是对儒家严华/夷之防观念的巨大冲击,在"中国"观问题讨论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王通的"中国"观的时代局限性表现在他对汉族的衣冠礼仪"中国"的明显倾向性和思想深处仍然存在的华/夷之别的观念。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金人的“中国”历史认同--以《大金德运图说》为中心的讨论

金人编成的《大金德运图说》一书,充分反映了金人对“中国”历史的认同观念。书中收录的德运承袭图,认同从神话传说人物伏羲至宋辽金时期的中国历史发展谱系,并将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分裂时期的中国正统分成两个分支,在两个分支旁边标注有南燕、后燕、北燕、姚秦、赫连夏等少数民族政权,不仅将“五德终始”学说的单线性发展模式改为复线性发展模式,认同汉族和少数民族都可以称正统,并且认为正统和非正统都是“中国”,充分反映了金人对整个“中国”历史的认同意识。由于“五德终始”学说的单线性中国历史发展模式受到了复线性中国历史发展实际的挑战,所以,金人在关于金朝的德运讨论中,出现了“继唐”“继宋”“继辽”等观点的分歧,这不仅从侧面反映出金人对唐代历史、宋代历史和辽代历史均有认同意识,也促使“五德终始”学说这一单线性中国历史发展模式的理论逐步走向终结。

“渐慕华风”至“尊晋勤王”——论慕容廆时期前燕的中华认同

以慕容姓氏的由来、至慕容廆朝鲜卑慕容部居地的变更与慕容廆汉化改革三方面考察慕容廆执政时期对中原王朝与中华文化的认同,可见其经历了由"渐慕华风"至"尊晋勤王"的转变,这无疑成为前燕兀然崛起的加速器,不但使前燕国祚得以存续85年,对慕容鲜卑的影响也更为深远,使慕容鲜卑继"前燕"灭国后,又先后建立了以"燕"为国号的"后燕"、"西燕"、"南燕",加之冯跋建立的"北燕",如果算上吐谷浑,则慕容鲜卑先后建立过6个地方政权,成为十六国时期建立政权最多的部族。

“五胡乱华”和“孝文帝改革”:事件、叙述与认同——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

清末民国时期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对"五胡乱华"与"孝文帝改革"有着不同的评价。清末认为五胡乱华给中国带来了灾难,孝文帝改革是北魏衰落的根由。民国成立后,认为五胡之乱尽管给中原人民带来了灾难,但这些北方民族最终同化于汉族,促进了中国民族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后,强调这些北方民族对中华民族形成的意义和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认为各民族互相融合,形成一个新的中华民族。这一评价变化过程,是中国民族认知不断发展、不断调整叙述策略以建构民族认同的过程。

从自在到自觉——清末民国时期古建筑的文物身份觉醒和归属刍议

通过对清末民国法规文件、官方活动和代表性民间叙事里的保护对象:古迹、古物和文物的含义、所指范围是否囊括建筑及其转变原因的考察,厘清这一时期建筑的文物身份觉醒和归属的基本面貌。觉醒的关键节点应该是营造学社的成立,而归属,则于古迹、古物和文物——三条脉络间辗转演进,并剖析不同脉络背后所隐含的观念变迁,增益建筑遗产的观念史研究。建筑的文物身份觉醒和归属,其背后是当时国人自身文化身份的觉醒,同时反映了近代遗产保护话语形成过程中的诸多关键问题,如保护对象和保护范围的嬗变。这提醒我们要传承优秀传统观念,对外来话语保持审慎的态度。

自称与认同: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中国”观

十六国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在北方建立多个政权,由借用汉朝后裔之名立国到自称"中国",逐步对汉族的正统论提出挑战。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政权自称"中国",从以占据中原为准,到以文化上的代表自居,不仅反映了民族融合的发展,也使得"中国"一词超越狭隘的华夷之辨、族类之别,成为中华民族自我历史文化认同的象征。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北朝黄帝祖源记忆建构与认同

北朝黄帝祖源记忆的建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演进中多元民族互动与凝聚为一体的具体表现,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展阶段的历史见证。根据相关史籍,北朝黄帝祖源记忆经历了从个体行为到政治体主动认同,再到北魏官方法统层面的建构历程;从墓志中发现,这种记忆最初是北魏政治体的典范引领,后逐步发展成为整个北方胡汉共同体的普遍历史记忆,从而促进了四裔群体的融合与凝聚。经过长时段的胡汉“一体化”整合,北朝晚期黄帝祖源记忆已超越单纯的“攀附”内涵,成为了“天下一家”四裔各族共享的集体记忆,这种记忆更深层次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潜在的情感价值与文化凝聚力。

地缘政治与王朝秩序:8-13世纪“天下中国观”与“国家认同”演绎

中唐之后,东亚政治格局从藩镇割据走向天下政治多元化,干戈俶扰的五代十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分裂期,在宋一统'中国'的同时,草原民族势力随之渐长,成为9世纪中后期与宋对峙的'北族'政权。各族政权间的政治交际,致使传统'天下中国'观发生转变,从地理概念上升至礼教中国观。唐元畛域内的'中国'从复数变为单数,王朝继承合法性的'国家认同'理念亦呈现出其自身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成为元代实现'中华一体'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前奏。

唐代丝绸文化与入华粟特人的文化认同

唐代无论丝绸的生产水平、工艺技术还是贸易发展等都有了很大进步,形成了开放、多元、富丽、柔美的唐代丝绸文化。唐代前期对西域实现了有效的经营和管辖,粟特人沿着畅通和繁荣的西北陆路丝绸之路大量入华,在承担丝绸贸易的中间人这一西北陆路丝绸贸易最重要的角色时,粟特人在对以丝绸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的认知、接纳、践行方面有很大突破。究其实质,这就是入华粟特人对以丝绸文化为载体的中华文化的认同。

隋唐时期西北地区入华粟特人的“中华”文化认同

隋唐时期,一方面由于军事、政治、经济实力的强盛,丝绸之路发展十分迅速。另一方面,在两朝统治者的大力经营下,西北陆路丝绸之路基本畅通。与此同时,粟特故地则政局动荡,粟特人面临重大危机。大量粟特人在上述两方面原因的综合作用下,穿过丝绸之路,大量进入西北地区。西北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多民族交流融合的重要区域。从文化生态上讲,有巨大的包容性与开放多元的特征。进入西北地区的中亚粟特人面对中西文化差异和生活方式的不同,主动积极地进行心理调试与文化适应,中华文化的强大魅力也深深吸引着这些来自中亚的外国人,他们逐渐或主动积极,或被动消极地开启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历程。

明代朝鲜使臣赴京路线的沿革与变迁

明代中朝封贡关系确立后,双方使臣往来渐成定制,每年朝鲜使臣会按时到北京进行朝贡,史称"赴京使臣"。朝鲜使臣赴京的路线,明朝政府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并要求定例遵行,不可轻易更改。由于时势变化,有明一代,朝鲜曾多次提出更改路线,都被明朝拒绝,其中原因与沿袭传统有关,也和当时东北亚时局变化密切关联。

一山一宁的身份认同与日本建构的“中国”

一山一宁以中国(元代)信使的身份赴日诏谕,然而日本"终未通元",并坚信一山来自"万人杰"的"宋地"。由一山政治身份的失效可知,当时日本视角下的"中国"面目与"中国"概念正在发生微妙的转变。基于此,本文从一山的身份叙述(元僧/宋僧)出发,重新检视日本的"中国"建构的问题,以及与之对应的日本上层社会文化背景与动机,并指出文化想象中的"中国"充满了日本上层社会眼中的他性。日本在一山身上找寻汉文明,这是基于先行的汉文学"意识"而得以存在的。它追溯的不是现实中的"中国",而是某种先验的"中国"概念。可以说,这种追溯与建构的过程是日本特意形塑自己处于东亚位置的另一种视角。

清代、民国时期西藏穆斯林群体的国家认同

通过历史资料与访谈资料说明,清代、民国时期,卡契与甲卡契两个西藏穆斯林群体具有明显不同的国家认同,卡契认同于印度、尼泊尔与英国政府,甲卡契认同于内地中央政府。卡契保持自身"印度式的"生活方式,为谋求自身与宗主国英国的利益,时常扮演中间人的角色,并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选择外国国籍离开了西藏。甲卡契通过与藏族的通婚全面彻底地融入藏族社会,对内地与内地文化仍保留深厚的家国情怀,主动完整地传承了宗教信仰和对中央政府的国家认同。

北朝炎黄文化认同与中华意识

十六国北朝边裔民族进入中原,与汉人杂居、交融,也渐形成中华意识。北朝在政治上自诩炎黄以降的中华王朝正统,在文化上吸纳并发展以炎黄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化。北朝君主、贵族和士大夫将炎黄时代视为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开端,形成炎黄历史认同、炎黄祭祀文化和炎黄政治文化。炎黄文化成为北朝胡汉人群共享的文化,反映了中华意识的形成和扩大。北朝炎黄文化认同与中华意识的形成和扩大,亦促进了各民族的交融,为日后多民族大一统之唐朝建立奠定了基石。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认同探赜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认同是在先秦、秦汉时期“中国”认同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却又有着这一时期的独特之处。十六国时期,入主中原的五胡视自己为“炎黄子孙”,袭用“中原”即“中国”“九州”即“中国”的理念,开始自称“中国”。由此出现了少数民族政权从承认东晋“正统”,到纷纷自称“中国”“中国正统”的现象。至北魏统一北方,自称“中国”“中国正统”,宋齐梁陈割据南方,北魏二分为东魏、西魏,继之者北齐、北周占据北方,隋灭陈,终结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分裂割据“中国”认同多样化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