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孔学关系考论

孔子生活在国家治理由政教一体向世俗政治转变的关键历史节点上,既是六代最后的政教古儒,又是春秋至今最早的政治新儒,故其语录既有政教杂糅的特点,也有世俗政治的倾向。弟子后学选编《论语》,不仅剔除了孔子的大量宗教语录,也未收录他政治研究、历史研究的所有长篇语录,只选取了部分短小零星的政治语录。其目的应是:其一,凸显孔子世俗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的形象,使孔学完全成为世俗政治学;其二,让通俗易懂、短小易记的《论语》成为孔学的“普及本”,理论性很强的长篇语录成为孔学的“学术本”,二者共同确立孔学作为六代之学、六艺之学的理论总结和后世政教文史哲等学科理论渊薮的历史地位。《论语》选编工作对提升孔子形象和孔学地位的重大贡献,即在于此。

《论语》中君子含义的演变

孔子把君子概念由对贵族的尊称转变为对有德之人的尊称,这种转变在当时起到了激励新兴阶层自强不息的作用。但由于这种转变既保留了君子概念中的尊贵传统,又强调了内心高贵,从而在君子概念中隐藏了外在与内在之间的矛盾。君子德性成为只有少数人才能实现的贵族道德,普通民众被贬低为小人,伪君子开始出现。

中国学者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论语》研究

本文就“论语”一名之来历及含义、《论语》的编纂者、历代注本、历史影响、时代价值、出土文献、海外传播等七个方面,对中国学者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论语》研究进行了概述,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浅析《论语》中士与道的关系

《论语》中"士志于道"是"士"鲜明的品格,这种品格亦可看作士的基本属性。士不同于一般社会成员,他们能超越自身经济地位的狭隘限制,而有坚定执着的志向。概括地讲,这种以道自任的精神表现在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襟、强烈的参政意识、严格的道德自律。而其中士与道的关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为了道,士应该不计较自己的富贵贫贱,不贪图物质生活的享乐;为了道,士应该不计较个人的境遇是否顺遂;对"士"来说,"道"重于生命。

先秦诸子文献的类型与文体变迁——以《论语》类文献为考察中心

文学史家通常将先秦诸子文献划分为语录体、对问体、专论体三种类型,认为它们沿着"语录体—对问体—专论体"方向之演进。这种归纳整体上指出先秦诸子文体的发展历程,然而新材料为先秦诸子文体的具体演进带来新的认识。《论语》载录的主要是孔子的言论及其行为,但孔子的言论、行为还散见于《论语》之外的其它文献,这些文献可视为《论语》类文献。《论语》文本的真正特征在于言、行两录,其中记行文本的分量少,记言则占据主要地位,其记言文本又包括格言体、对话体与事语体三种形态,但除事语体外很少长篇大论。《论语》类文献一方面继承《论语》格言体、对话体与事语体这些形态,但又有所发展,具体表现为:一是语录体向长篇大论演进;二是语录体向专论体演进。《论语》类文献表明先秦诸子文体的类型是复杂的,其演进路径也是多元的,所谓三阶段说的直线式演进思路显然遮蔽了诸子文体多元演进路径的真实图景。

《论语》与乡土中国的密钥

作为现实主义作品,《论语》的目标指向多诉诸往古、当下和未来这三个时间维度。其所提炼的人际关系精要及屡试不爽的有效性,已昭示出这部言论集能够超越政治时局浅表和根植社会生活深处的伦理学本质。惟此,无论千百年来世代人事如何更替,那些生成于乡土中国的基因,总会周而复始地以近似的反应复现、影响和干预相关领域的相关事务。这意味着,面对难以改变的事实,任何价值判断和改造冲动最终都显得意义有限。

文学作品翻译中的中国形象——以《论语》英译为例

形象学研究的重心是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问题。《论语》是中国儒家学说的代表,收录了大量关于中国人生活中的哲学道理,是中国形象的典型呈现。《论语》被多次翻译成西方语言,成为在翻译中展现中国形象的突出代表。由于中西方语言与文化存在着很大差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进行中国形象的描绘时也会产生偏差。《论语》中的关键词与隐喻英译就很能说明问题。

“学而优则仕”别解

以孔子授业而非"教育思想"为研究对象,以《论语》传递的信息为依据,系统分析孔子授业同弟子入仕的关联,论定授业中有关政事的议论植根于君子之教。

《论语》中孔子的形象

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思想博大精深,教育理想崇高,被孟子誉为"圣之时者"。《论语》中全面展示了其丰富多彩的性格层面和人格魅力。

民族文化身份嬗变与古代典籍核心词汇翻译--以《论语》中的“仁”为例

近几个世纪以来,古代典籍核心词汇翻译不当致使中国文化在西方经受了不同程度的误读,导致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国文化失语及文化身份嬗变。本文以《论语》的核心词"仁"的翻译为例,分析了"仁"的翻译不当导致了儒家核心思想及孔子形象在西方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扭曲、变形及误读,在此基础上指出应以异化翻译策略为指导,结合使用音译法和综合性注释法来翻译古代典籍核心词汇,以在中西文化交流中逐步建立中国文化话语体系,减少西方对中国的文化误读。

错位的对接——从《论语》鬼故事专号看现代中国的文化冲突

现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各种文化层面和不同文化源流汇聚一处的时代，《论语》的鬼故事专号是反映这一时代特色的集合点，通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摩擦，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思潮的冲突，都能在它上面找到踪影。

浅谈文学作品翻译中的中国形象——以《论语》英译为例

我国的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文化事业也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在若干人文学科中,比较文学是一个刚兴起的学科,而形象学是比较文学学科中的重要概念。形象学主要是研究同一形象在不同国家的衍变,即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嬗变过程。对比不同文学作品翻译中的中国形象,可以知晓不同国家对中国思想体系的理解。本文将以《论语》的英译为例,探讨文学作品翻译中的中国形象,希望能为相关人士提供一些参考。

《论语》·道德·中国梦——当代大学生的道德责任构建

儒家经典《论语》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首倡:于自我应有"温、良、恭、俭、让"的道德风貌;于社会需秉持"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信念;于家庭需要坚守"孝、友、悌、恭"的道德准则;探寻真理,"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道德境界;通过个人道德修养的提升实现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当下,价值相对主义日渐盛行,新锐思潮前赴后继,《论语》的道德示范是培养大学生道德责任的精神利器。道德责任由道德观念、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为和道德情绪等元素构成,需要大学生在长时间的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道德元素在转化、融合的过程中,学习与教育是必要的催化剂,也是道德责任培养直接而有效的现实途径。追溯《论语》的精神内涵,以价值认同为魂、以自我反省与榜样借鉴为首、以实践为本,展开积极的自我教育是大学生道德责任培养的关键所在。同时,学校、家庭和社会联合教育力量的汇聚则为大学生道德责任培养提供了相互策应的"能量场",提升道德教育的实效性,助力中国梦的实现。《论语》、大学生的道德责任以及中国梦之间的内部文化逻辑使它们融为一体:中国梦是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论语》的道德价值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力量,大学生秉之以践行中国梦则是自身的道德责任,也是对价值纷扰的多元化文化时代做出的积极回应,三者相互促动,共同构筑了一幅生动的道德文化图景。

孔子的社会理想——天下有道

讨论孔子的社会理想,主要依据当是《论语》。从《论语》看,孔子所说的道应该是代表他心目中的社会理想。孔子的理想社会是天下有道,可以说是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但更深的关切是在人的品德,是期待一个有美德的社会。"天下有道"的社会理想如何能实现,要从人类群体的实际情况出发。孔子的想法是君子承担责任,改造社会,引导民众,而不是在糟糕的社会环境下教育民众。

儒商精神探析——从《论语与算盘》得到的启发

《论语与算盘》是日本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穷其一生的深切体会而结撰成的一本书。本文以此书为参证 ,对儒商精神的应有内涵进行探析 。

《论语》语词新释举例

经典的魅力在于能够为人们提供想像力。它的每一度变身都是想像力的的瘦削和能量的消耗;而当它的全部都转化成了现实世界的规约或话语,它就耗尽了所有能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可是它的内能又可以不断开发。像《论语》这样的重典,要保持其鲜活生命,就要用新视角、新方法继续开掘它的未穷尽的角落和新的层面,为此就要敢于超越。

论焦竑《论语》诠释的特色

作为泰州后学,在《论语》诠释过程中,焦竑承继阳明心性学说,既得其学术真谛,又拔新领异,多有创见。他不仅主张心性道合一、心性本空,而且提出了以“知性”“复性”为内涵的“尽心至命之学”,成为心学思潮的领军人物。焦竑不仅引用佛道学者之语,而且引用佛教教义、道家思想,以期通过《论语》的解读,实现三者的融合。适应考据学兴起的潮流,在解读《论语》时,焦竑也十分重视对《论语》中名物典制的考订,其中既有对前人的承袭,也有推陈出新。

《诗经》《论语》中“士”含义的变迁及意义——兼论孔子对“士”的改造

《诗经》《论语》中“士”的含义由“身份之士”转向“德行之士”。这种变迁受封建秩序解体与礼乐文化下移的影响,殷商祭祀文化中的宗教精神和西周的礼乐文化经孔子的传承和改造对士内在品格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士”出之为“仕”使没落的“士庶人”重新成为统治阶层的“士大夫”,士之品格也成为后世士大夫内圣之学的重要内容。

将错就错:宋代士大夫“原道”略说——以范仲淹的君臣关系论为中心的考察

在先秦文献中,有着大量讨论君臣关系的文字,然而,自从秦汉时代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制度确立后,君臣关系的性质发生变化。君成为天下共主皇帝,拥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绝对君权,君臣形成不平等的纵向隶属关系。在这种形势下,成为主流文化的儒家学说中的事君以忠思想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秩序被放大强调,而君臣以义合的一面以及前秦思想中与君权对抗的一面却被湮没。北宋从真宗时期逐渐形成与君主共治天下的士大夫政治。此后以范仲淹为首的士大夫则开始了全面的精神建设。范仲淹不仅提携了理学开山诸人,还将错就错,移花接木,有意识将概念错位,对原始儒家的君臣关系论进行了大幅度回归,为士大夫政治提供了理论资源。范仲淹在言行上努力向原始儒家君臣关系论回归的操作,在新的背景下对士大夫独立精神的唤醒、独立人格的塑造,其意义不仅在于朱熹所说的作成了宋朝忠义之风,还像是一种被重新激活的基因,被植入中国知识人的深层意识之中,世世代代发生着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