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书写与文化表达:民国《夏河县志》的编纂与边政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外来者张其昀、夏河县长李永瑞和甘籍学者朱允明先后修成《夏河县志》,记载了地方社会概貌。在体例和内容上,它们与传统的典范方志和民国政府官方修志"典范"各显差异,留下了或深或浅的时代转型的印痕,凸显了文本的边缘性。但它们建构出了具象化的"地域",反映了夏河位处边疆地区的属性,强调了民国时期的国家权力和政治意识深入边疆社会的时代特征,彰显了方志书写者富含关心和建设边疆的现实关怀。《夏河县志》的地方书写流露了夏河成为"华夏之域"和一直是"边疆地区"的双重表达,蕴藏了文本书写存在的矛盾和张力。

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研究之旨趣与路径

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蕴含了近代中国政学两界应对边疆危机的学术奋斗,也蕴含了近代国人构筑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艰辛实践。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研究,是晚清民国时人“边疆研究”所涉相关机构、制度、人物、刊物、学科及其应用等事实、思想、影响的总和。需要从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研究中获取前人对边疆建设、边政改良和中华民族整体性建设的卓越见解。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研究应抓住学人和学术两个重要环节,把握近代边疆学术服务边政之主旨,以对近代中国的边疆研究及其应用做出科学评估。

二十五史中的海外民族史志与中国的文化边疆、政治边疆

在二十五史中,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开创了较为系统记载海外民族历史文化的先河,使我们看到中国在海外形成的文化边疆和政治边疆。中国的文化边疆就是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所及的地方,是通过物质流动、民族民间人员的互访、民族之间官方的交往方式建构起来的,其特点是文化边疆不具有主权性质,不需要国家武装力量保护,其一旦形成具有很大的稳定性;政治边疆是通过政治集团的政治活动建立起来的,必须有政治领属关系,空间上政治边疆与主权实体边疆在地缘上是相连或者相近的,时间上政治边疆虽然很早就存在,但是在唐代和元明两代及清代中期以前特别突出,所以政治边疆具有不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