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推动南海区域经济合作的策略研究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国家战略。在党的二十大精神引领下,文章运用系统分析、政策分析等方法,主要分析了海南自贸港建设推动南海区域经济合作的新机遇、挑战与对策。研究结论表明,党的二十大关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方针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推动南海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新机遇,但自贸港建设与区域合作也面临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对此,文章提出海南自贸港建设要面向东南亚推动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博鳌亚洲论坛加强区域交流,构建“南海经济合作圈”,以特色产业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南海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打造海南自贸港—东盟互联互通,推进建设“两个总部基地”。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反恐合作的态势、问题及对策

近年来,国际恐怖主义形势愈发严峻。伊斯兰国(IS)势力不断崛起,恐怖主义问题严重威胁着我国一些地区以及毗邻的东南亚国家。东南亚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成为IS恐怖势力渗透的重点目标,新疆极端分子经东南亚偷渡出境的问题给复杂的地区形势增加了不稳定的因素,东南亚成为中国国际反恐合作一个愈加值得重视的方向。本文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反恐合作的态势出发,研究目前反恐合作存在的问题,并就未来加强反恐合作给出对策建议。

中国与东南亚反洗钱多边合作机制构建

"一带一路"倡议聚焦中国与东南亚命运共同体设制,其中的反洗钱多边合作机制构建具有典型意义。反洗钱涉及防控各类跨境犯罪非法所得及收益的清洗,对命运共同体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安全影响深远。理论和实证层面研究皆显示了中国与东南亚反洗钱合作的必要、紧迫和可行,但也面临政治、经济、民族宗教、法律、执法合作等层面的具体障碍。反思现有双多边合作机制,中国与东南亚的反洗钱合作需要深化和创新。结合中国与东南亚的实际情况,从理念基石、组织框架、法律保障、执法合力、借鉴范式、区域金融监管着手构建"小多边"、"中多边"、"大多边"多种形式的反洗钱合作机制,因地制宜,逐步合规,最终形成以中国为主导的行之有效的"1+11"的大多边合作,共同防控跨境犯罪,合力构建行稳致远的命运共同体。

疫情后的中日韩FTA谈判新机遇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快速蔓延-给中日韩三国经济及三国间的经贸关系带来了巨大冲击。如何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至最低并尽快使经济得以恢复,是三国政府面临的共同课题。除了采取必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外,加强国际合作,特别是强化东亚区域合作,无疑是最正确的选择。在疫情施虐的“危”中,我们也看到了区域合作的“机”,即疫情也为加速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创造了机遇。在未来中日韩FTA谈判中设立“早期收获”清单至关重要。相信“早期收获”的达成,必将为促进三国间的经贸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创造更多机遇,从而有力推进疫后经济的复苏。

构建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反恐合作机制研究

近年来,活跃在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边境地区的恐怖主义势力与武装组织呈现了超民族、超国家、超地域的新特点,也出现了跨境犯罪、武装贩毒、人口走私与网络传教的新动向,针对中国的活动时有发生。如果"东突"分裂势力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的恐怖主义势力与武装组织合流,必将给中国西部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带来极大威胁。目前,中国与大多数东南亚、南亚国家缺乏反恐合作机制,与上述国家建立反恐合作机制应尽早提上日程。

推进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友好合作关系的新思路

中华民族与南亚、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且建立了唇齿相依的民族情感,为今后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奠定了基础。因此,要维系和提升这种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就必须以新的战略视角把握宗教因素的影响;构建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及推动东亚经济的区域整合;科学定位南亚各国关系,推动中印关系向良性互动方向发展;进而提升中华民族自身的整体活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南海行为准则”阻却声索国再提强制仲裁的可能性

南海声索国援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五部分再提强制仲裁的隐忧始终存在。“南海行为准则”作为管控危机与建立信心信任的工具,能否以及如何排除这一潜在危机,是我国始终关心的重要问题。“准则”可以明示排除各国援引《公约》强制仲裁程序,也可以基于国家自行选择争端解决方式、作为导致有拘束力裁决的区域性协议、通过发表排除性声明、以国家同意与自由意志默示排除。“准则”可能援引《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争端解决机制遵守国家同意与善意原则的要求。在对策方面,我国应当避免将南海仲裁案裁决结果反映在“准则”中;明示或默示排除诉诸强制仲裁,为启动强制程序制造阻碍;综合利用多重手段解决争端,为应诉提前做好法律与外交准备。

地缘政治视角下的菲律宾—柬埔寨关系(1945—2021年)

菲律宾—柬埔寨关系深受中美两国影响。冷战时期的菲柬关系缘起于美国牵头组建的东南亚条约组织,但因为相关国家阵营不同和战乱而发展曲折缓慢。后冷战时期的菲柬关系不断取得进展,但因南海问题的立场分歧而紧张。2016年杜特尔特上台后,菲律宾政府将外交重心从争取南海主权转向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菲柬政治交往显著加强,两国在经济领域的竞合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菲柬两国在国际市场上主要是竞争关系,在国内市场则有较大的合作空间。虽然COVID-19疫情给两国经贸合作增加了不确定性,但是总体上双边贸易稳定发展,双向投资亦保持良好势头。

非正式合作机制建设与中国南亚外交的新取向

双边外交一直是中国南亚外交的主要方式。新冠疫情暴发和美国从阿富汗全面撤军为中国引入非正式合作制度工具和谋求从双边到多边的地区外交升级提供了机遇,以新时代南亚地区合作框架建设为重点、政治信任为前提、“一带一路”倡议与非传统安全合作互嵌、和平解决争端和发展安全为主导规范、地区公共产品新平台为补充的非正式合作制度网络初步建立。这标志着中国南亚外交正出现两大新取向:一是增添安全新内涵,统筹安全与发展之间关系,发挥毗邻大国的独特作用;二是补充地区新层次,建立地区合作新框架,培育多边共识和引导地区认同。疫情、大国博弈与阿富汗变局是导致中国南亚外交升级的主要外部动力,而适应“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议程变化和传统秩序观的价值回归则是内生动力来源。中国南亚外交的多边实践为中国在后疫情时代应对更加复杂的国际和地区环境奠定了良好开局。

“困境即使命”:构建中国-东盟-美国包容性地区秩序?

突破近代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制约困境,实现共同的振兴与发展,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共同使命。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和东盟在突破困境的道路上实现长足发展,并致力于更高层级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当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发展面临新的系统性时代困境,包括全球性挑战突出、美国对华体系性战略竞争加剧、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仍需优化升级等诸多因素。在复杂竞合关系背景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突破这一困境的新使命,就是尝试构建中国-东盟—美国包容性地区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