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居民杠杆率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CFPS的实证分析

在居民杠杆率不断攀升与居民收入差距过大这两大问题并存的当下,为实现全面共同富裕的政策目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所提供的2010—2018年共5期微观家庭部门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就居民杠杆率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及传导机制进行深入探究,并进一步将居民家庭样本分为城镇样本与农村样本进行异质性检验。研究发现:居民杠杆率的提高会扩大居民收入差距,且城镇地区的影响效应大于农村地区;居民杠杆率通过金融资产投资、房地产投资以及生产经营活动影响居民收入差距,其中房地产投资渠道的影响效应最大,其次为家庭金融资产投资渠道,最后为生产经营活动渠道。为控制居民杠杆率的上升,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应持续控制居民杠杆率、科学追踪资金流向、引导金融资源向农村倾斜。

数字经济对消费升级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消费升级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基于CFPS数据讨论了数字经济和消费升级二者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有利于家庭消费升级;中西部地区、城镇地区和低收入家庭,数字经济对消费升级的推动作用更大;数字经济可通过增收效应和创新效应推动消费升级;在数字经济推动消费升级的过程中,居民受教育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可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最后针对研究结论,从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提升政府数字化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收入流动、社会资本与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证据

利用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农户数据,在考察收入流动与收入不平等现状的基础上,使用kakwani个体相对剥夺指数和面板数据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收入流动、社会资本对中国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可发现:随着时间的变化,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惯性率整体上呈现出下降趋势,但不同收入群体的收入流动性存在差异;收入向上流动能够显著缓解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而收入向下流动则会加剧其收入不平等。社会资本积累能够有效缓解收入流动不足引致的收入不平等,表现为社会资本水平越高农村居民就越容易实现增收,而社会资本不足容易引致收入不足,进而加剧农村居民收入不均等。在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的背景下,增强农村居民社会资本、防范弱势群体收入向下流动,成为降低收入不平等的关键。

人口结构与家庭债务: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微观证据

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微观角度探讨家庭人口结构对家庭借贷需求及其债务规模的影响。结果显示:(1)老年人口抚养比与家庭借贷需求正相关,即老年人口抚养比的上升将促进家庭债务的累积。(2)少儿人口抚养比与家庭借贷需求负相关,少儿人口的增加反而将抑制家庭借贷市场的发展。(3)小型化的家庭更趋于借贷。(4)人口结构的变动主要借助收入分配这一机制作用于家庭借贷需求。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通学行为差异分析

通学出行是儿童日常生活和家庭通勤出行中的重要活动,通学方式决策对于儿童通学的安全、便捷以及城市交通系统优化等具有重要影响.基于2020年展开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利用多项logit模型研究个体属性、家庭特征、学校属性及地理特征因素对通学方式选择行为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地理特征因素对通学方式选择的影响最大.东部地区的学生更倾向于使用机动交通方式和自行车;西部地区学生更倾向于步行;东北地区学生则更倾向于机动交通方式和校车.农村乡镇和小城市的电动车通学比例明显高于大中城市,且农村乡镇使用校车的概率也更高.全国范围内,私立学校学生使用校车的可能性是公立学校学生的3.3倍.此外,研究还发现个体属性和家庭特征也对通学行为具有影响,如肥胖儿童更加依赖校车和电动车;性别对通学方式选择没有显著作用;家庭规模越大,越愿意步行通学.从促进主动出行、改善交通公平性角度提出相关建议.

我国居民杠杆率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基于CFPS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在结构性去杠杆的大背景下,我国居民杠杆率不断攀升,随之而来的是我国居民部门"加杠杆"还是"去杠杆"的学术争议。与此同时,我国居民储蓄率虽呈现下降趋势但仍处于高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共五期的家庭微观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居民杠杆率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两者呈现出U型关系;与非住房债务相比,住房债务对我国居民杠杆率的影响更大;现阶段我国居民杠杆率处于拐点右侧,其上升会增加居民储蓄率,当下需要适度降低以防范金融风险和维持经济稳定。据此,提出了增加居民财富水平、抑制房价过快增长、控制居民住房贷款、强化居民债务监管、建立居民杠杆预警机制等对策建议。

财富异质性视角下房价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选用2016年、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有房家庭进行匹配,构造两期面板数据模型,从微观层面就房价上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并从异质性视角探讨房屋资产的财富效应。结果表明,房价对有房家庭消费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即房屋的财富效应存在。在消费结构异质性方面,房价上涨显著促进家庭衣着类、居住类和医疗保健类消费的增长,而对其他类别的消费影响不明显。在家庭异质性方面,房屋的财富效应在东部地区家庭、城镇家庭、未婚家庭、无老人家庭和房屋资产占总资产中低比例家庭表现得更加明显。

医疗保险对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基于CFPS四期数据

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2014、2016和2018年的四期数据对相对贫困的医疗保险缓解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证实,医疗保险能有效缓解居民的相对贫困。在设定家庭人均收入中位数的40%、50%和60%三条相对贫困线下,参加医疗保险能使居民陷入相对贫困的概率分别下降3.9%、4.6%和4.8%。医疗保险缓解相对贫困效应呈异质性特征,东部地区弱于中、西部地区,农村强于城市,中老年群体强于青年群体。机制分析发现,居民通过参加医疗保险来改善健康状况、增加非医疗消费支出,从而降低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而居民良好的受教育状况能进一步强化医疗保险对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为充分发挥医疗保险缓解居民相对贫困的效应,须进一步加大公共财政对医疗保险的支持力度,加快实施医疗保险基金全国统筹机制,积极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和医疗保险制度“适老化”改革。

数字金融双重属性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基于多维减贫视角

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双重背景下,充分发挥数字金融的减贫作用是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工作重点。论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的面板数据,借鉴A-F方法构建多维贫困状态指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农村家庭多维贫困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发展显著减少了农村家庭陷入多维贫困状态的概率,促进了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机制分析发现,缓解信贷约束和信息约束是其重要渠道,数字金融兼具数字普惠和金融普惠的双重属性。进一步而言,从地区宏观禀赋看,数字金融在传统金融可及性较低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状况较好的地区多维减贫效应更明显;从家庭微观禀赋看,数字金融的多维减贫效应在户主较年轻和户主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中更明显。论文的政策启示是: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应积极推进数字金融发展,更好发挥其对农村家庭的多维减贫效应,同时重点关注传统金融可及性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较薄弱地区,加强对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和低学历群体的培训教育,增强数字金融普惠深度。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理念与实践

为了让研究者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有更多了解,本文从四个方面介绍其背景和特色。在设计理念上,CFPS以个人和家庭为研究主体,以多层次问卷和跟踪性调查为研究视角,充分考虑了社会现象的异质性、复杂性和时间性;在调查实施上,CFPS采用城乡一体的多阶段、内隐分层和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抽样方法保证样本的代表性,借助先进的调查技术提高访问质量,设计了兼顾研究需要和可操作性的追访原则;在问卷内容上,CFPS不仅涵盖内容广,而且在整合城乡问卷,收集家庭关系、人口流动、事件史、认知能力和少儿发展等相关数据上也均有长处;在数据上,本文以经济不平等、婚姻变迁、认知能力三个方面的数据研究为例,展示了CFPS的追踪设计和特色内容为社会科学研究带来的潜力。

如何在社会调查中更好地测量中国人的宗教信仰?

由于西方社会排他性强的聚会性宗教占主导地位,而中国排他性弱的混合宗教更为兴盛,故中国的社会调查运用宗派本位的西方宗教测量工具会遇到遗漏或错分信仰群体等问题。对此,本文从信仰归属、宗教实践、宗教组织成员资格三个维度及这三个维度之间的逻辑关系上提出中西宗教之差别对问卷调查的影响。通过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中尝试神灵本位的信仰测量方案,以及将其分别与该调查前后两轮追踪调查的问卷设计和数据相比较,本文检验及展现了既有测量工具在采集中国人宗教信仰数据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宗教信仰社会测量的建议。

守望如何相助——中国家庭互助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日渐完善的背景下,家庭间的互助行为正悄然发生变化。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和对中国家庭互助行为的存续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表明,家庭互助行为在当前依然广泛而深刻地存在;家庭的社会网络规模越大,与亲友联结越深,家族文化越深厚,家庭互助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社会救助收入、家庭负债情况与家庭互助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家庭收入、家庭政治资本、养老保险收入及社会捐赠支出等与家庭互助支出形成正向关系。另外,新组建的年轻家庭及老年家庭较其他类型家庭更有可能获得来自家庭网络内部的接济。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共同遭遇自然灾害时,即使是联系紧密的家庭之间,也可能因个体家庭的"自身难保"而使得原有的"互助格局"濒临瓦解,它进一步凸显了社会保障在灾害风险化解方面的重要性。在与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互动中,传统的家庭互助发挥着重要的经济保障和福利提升的作用,公共政策应给予保护和支持。

“空巢青年”的健康状况与生活状态研究

"空巢青年"现象近来受到热议,关于"空巢青年"健康状况与生活状态的观点不一。文章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多元回归估计与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检验了"空巢青年"与普通青年的健康状况与生活状态的差异。研究发现,"空巢青年"与普通青年的躯体健康状况并无明显不同,但在精神健康与生活状态方面,"空巢青年"的抑郁程度更高,生活满意度与幸福感更低;群组比较结果表明,男性、低学历和低收入的"空巢青年"与普通青年的精神健康和生活状态的差距更大;此外,文章还发现,除"空巢青年"在一定程度上比普通青年的孤独情绪略高外,个人预期与现状间的落差以及个人追求与父母期望间的矛盾也是"空巢青年"精神健康与生活状态低于普通青年的重要原因。

家庭经济资本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的微观数据,通过建立计量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显示家庭收入等经济资本变量对个人教育获得具有影响:人均家庭收入、现金及存款总额和工资性收入越高,个人最高学历会越高,但经营性收入对个体的教育获得有负向作用;家庭纯收入和家庭消费性支出也与个人最高学历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家庭收入对个人最高学历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性别、城乡和区域差异;男性大于女性,城市高于农村,中东部多于西部。

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的广东省居民消费平滑研究

文章运用2008年和2009年广东省659户的住户调查数据对广东省居民的消费平滑程度进行考察,研究发现:两种效用函数形式下的全消费保险模型假设均不能拒绝,广东省居民特异性消费风险完全被分散,居民消费的改变与村庄平均消费的变动一一对应,居民收入的提高对居民消费无显著影响。考虑金融发展变量的消费保险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广东省居民的风险分担有显著作用,且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将削弱居民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政府满意度、公共服务投入对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政府满意度、公共服务投入是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运用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数据,分析政府满意度、公共服务投入对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政府满意度、公共服务投入对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政府满意度的提高及公共服务投入的增加会缩小收入差距,从而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但是公共服务投入在一定程度上会替代政府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消费不平等对社会信任的影响:社会地位的中介作用

为研究社会地位在消费不平等与社会信任水平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的数据分析后发现,居民个人和家庭社会地位的中介效应显著,消费差距通过降低社会地位进而影响社会信任水平。在消费差距大的地区,居民普遍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较低,消费差距显著降低了家庭的社会地位水平;高社会地位的人有着更高的社会信任水平,低社会地位的人有着较低的社会信任水平,从而降低了社会整体的社会信任水平。

“互联网+”驱动下数字经济的增收效应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立足于数字经济深刻影响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事实,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研究"互联网+"驱动下数字经济的增收效应。研究表明,"互联网+"驱动下的数字经济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该结论在运用Heckman模型、处理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等实证策略纠正潜在内生性问题及通过一系列检验后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城市家庭,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家庭的增收效果更显著;中间收入阶层是数字经济的最大受益者,对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影响相对较小。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互联网+"驱动下的数字经济通过提升互联网作为信息渠道的重要程度进而增加收入的渠道显著存在。门槛回归分析表明,随着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对家庭收入的正向作用呈现出先降后升的U型特征;现阶段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增收效应大于数字产业化的增收效应。因此,应加强现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充分发挥"互联网+"驱动下数字经济的增收作用。

数字基础设施、家庭多维减贫与共同富裕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充分发挥数字基础设施的多维减贫效应已成为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但已有文献少有探讨数字基础设施对家庭多维贫困的影响,更缺乏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的面板数据,借鉴A-F方法构建多维贫困状态指标,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家庭多维贫困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降低了家庭陷入多维贫困的概率,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机制检验发现,弥合数字鸿沟和促进非农就业是数字基础设施缓解多维贫困的重要渠道。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多维减贫效应对户主为农业户口、中青年和受教育年限较低的家庭效果更好。建议我国应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其多维减贫效应,进而协同推进数字中国和共同富裕。

自评健康评价标准会随时间变化吗?

自评健康是大型问卷调查中的常用变量。有些研究者会依据自评健康的变化来判断受访者的健康变化情况,但这类分析的前提是健康评价标准在不同时间点保持稳定。本文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中情境题面板数据的特殊设计,来分析人们的健康评价标准在两年间是否会发生变化。结果表明,对于健康状况较好的情境人物,大部分年龄组的评价标准在两年间没有明显变化;但对于健康状况较差的情境人物,所有年龄组评价标准呈现下降趋势。固定效应模型结果表明,在45岁-70岁的人群中,日常活动障碍的出现会导致健康评价标准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