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理论及实践

1978-2016年,世界人口规模最大的中国,其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9.64%。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巨大的经济成就,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而言,一方面得益于改革开放后秉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所做的一系列开拓性工作,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所做的一系列奠基性工作。新时代中国经济要实现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做好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方法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二是建立政府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体制机制,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三是提高消费水平,实现共同富裕;四是抓住第四次科技变革的契机,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五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之路

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之路,经历了两个30年,即艰辛探索曲折受挫的30年（1949年-1978年）和改革发展历经考验的30年（1978年底-2009年）。这60年民主政治的发展之路,波澜壮阔、特点鲜明、经验丰富、教训深刻。

当代中国生态政治发展的动力资源

当代中国生态政治发展的动力是由不同层次、不同维度和不同性质的要素或资源所构成的复合体。从生态政治系统运行中的矛盾、结构、主体、行为等不同向度上来看,当代中国生态政治发展的动力资源主要呈现为:自然生态与政治之间的矛盾是基本矛盾动力,生态经济的发展趋势是基础物质动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政治价值目标是内在精神动力,广大公民的生态政治行为是根本主体动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生态政治治理是关键主体动力,生态政治制度的改革创新是主要直接动力,国际社会的积极生态压力是重要外部动力。

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蕴涵的三重逻辑考察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创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蕴涵着深刻的历史、理论和实践逻辑。就其历史逻辑而言,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源自“两个大局”历史交汇的时代背景;就其理论逻辑而言,可以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环节的政治经济学视角阐释新发展格局的内涵机理;就其实践逻辑而言,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具有重要战略价值,通过加快构建国内循环体系与国外循环体系,可以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生产力、竞争力,体现社会治理能力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历史、理论与实践逻辑的统一,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创新方案。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学习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精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系统性、时代性、创新性和为民性等多重特性,它的确立对于推进党执政的科学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维护社会公正,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等皆有重大意义。当前,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必须积极强化宣传教育,在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国家政治体制、文化管理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等方面做出积极努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理论与实践探索

为梳理和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理论与实践探索,分别解答中国共产党"如何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中国经济建设"和"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两大问题,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经济理论分为4个阶段:(1)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以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探索出中国革命道路,通过土地革命等,使人民得到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解放;(2)1949~1978年,中国共产党以计划经济理论为依据,大力发展工业化,加快步伐恢复经济、维护国防安全,通过协调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发展,保障人民安全,并逐步改善人民生活;(3)1978~2012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全新概念,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制度、分配制度等,通过改革开放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和飞速发展,逐步摆脱短缺经济的状态,使人民收入大幅提高;(4)2012年至今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发展动力、目标、方式的变革,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将改善人民生活和经济发展看作统一的整体,致力于在发展中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共产党的百年经济理论以坚持理论与现实相结合为基本原则,逐渐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根本原则,带领全体人民共建全面小康社会。

2012年菲律宾政治、经济与外交形势回顾

2012年的菲律宾,国内政局总体而言比2011年平顺很多,尤其是菲政府与国内分裂势力之一的"摩伊解"的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双方就在南部建立"邦萨摩洛"达成框架协定,以取代现有的棉兰老岛穆斯林自治区,但政局动荡,稳定之路依然任重道远;经济比较繁荣,GDP年增长率达到6.6%,遥遥领先于东南亚其他国家;外交方面,菲律宾延续了过去联美、联日来抗中的路线。

对“经右政左”的辨驳——兼议经济与政治背离的危险

当前一种颇具代表性的错误观点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是"经右政左"路线,即在经济上推行市场经济和发展民营经济,在政治上维持以坚持共产党领导为核心的"威权主义",但经济上的变革必然促使上层建筑的变化,因而上层建筑的"一党统治"很难继续维持下去。这一观点的迷惑性在于它的模糊思维,一旦我们厘清了"市场经济""民营经济""威权主义"等概念,澄清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及其在现实中的表现,彻底区分了共产党与西方政党的不同性质,就会发现,"经右政左"及其推论忽略了许多关键因素,因而根本站不住脚。当然,目前中国经济与政治背离的危险也确实存在,中国共产党唯有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保持先锋队性质,才能在经济变革中稳固执政。

新中国70年政治经济学的变迁

回顾和总结新中国70年政治经济学的变迁十分必要。这种变迁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以曲折的方式逐步确立的过程,大体经历了大小不等但有一定质的区别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处于支配地位的时期,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尚处于酝酿和雏形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反省和初步变革的阶段。第一步是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发地向市场经济理论过渡;第二步是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形式到内容均发生变革的时期,并为建立新的经济体制做了理论上的准备。第三个阶段是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的时期。这种根本性转变正在呼唤创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在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从列宁晚年之问到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当代市场经济理论可以区分为1.0、2.0和3.0三个类型,这一类型区分是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加以定位的前提。为了发展作为市场经济3.0理论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概念的重构。列宁晚年提出,十月革命的爆发,是以世界历史的偶然性为前提的,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又必须服从必然性即生产力的根本进步。将这种必然性和偶然性有机地结合,是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概念重构的前提。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市场经济是完成这一任务的必由之路,从而继承和超越了列宁。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点的概括,即"政治的经济化"和"经济的政治化",则指向市场经济3.0理论的本质特征。从市场经济3.0和1.0理论的差别着眼,可以建立一个批判地考察当代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坐标系。

从“第二次结合”到“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新中国70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路标”论略

新中国70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展现了从开创到形成和发展、再到创新和拓展,最后进入“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探索的“历史路标”。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为对象和根据,以“第二次结合”为思想原则和学理依循,突出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经济运行及其关系的整体研究。在理论逻辑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本质问题,也是贯穿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全过程的理论主线;以计划与市场关系为核心问题,在经济体制改革持续推进中,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主题;新发展理念具有的“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作用,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导。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是新中国70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发展的要求,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旨向。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现实背景、理论渊源及其时代价值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严谨的理论逻辑,是完整而深刻的学理体系。其丰富的理论思想系统性地回答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理论问题,彰显深刻的时代价值。基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变化、国际关系出现新变化等现实背景,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理论逻辑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根基,秉承于中华传统文化,对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进行创新,吸收借鉴了人类先进文明成果;在时代价值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科学的行动指南,并且为全球经济发展困境提供中国方案。

建构性市场、政府内竞争与中国高铁的自主创新——基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阐释

本文试图在围绕高铁自主创新的演化和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汲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资源,对高铁经验中体现的国家和市场间关系提出一个补充性阐释,并将高铁自主创新作为“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的例证。本文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制度变迁为前提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以及国家协调和建构市场的规律,刻画了国家的经济行为。建构性市场在高铁行业的形成和发展是上述规律的具体表现。这一建构性市场的特点包括:国家不仅是市场的建构者,而且作为特殊的当事人,在市场内部持续地发挥领航和协调分工的作用;国家将某种符合其发展战略——最终是符合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使用价值目标引入市场,一方面与企业追求的价值目标相结合,另一方面使前者最终居于相对主导地位。在高铁自主创新过程中,建构性市场和与之关联的政府内竞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领导制度(党的领导)和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机制,也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中介。

反思中国经济学教学 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2016年3月2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主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和《政治经济学评论》编辑部协办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2015)》发布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张宇、邱海平、薛宇峰、朱安东、王生升、李帮喜等专家学者在会上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发言。我们整理了部分专家学者在此次论坛上的发言,以飨读者。

新中国70年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演进与实践发展

新中国70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丰富发展相互共生、良性互动.回首过往,新中国70年改革和发展的伟大实践不断发展和丰富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不但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谱写出改天换地的壮丽史诗,走出了一条繁荣富强的现代化之路,而且也彰显了来自中国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探索涌现出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和丰硕成果。现在来看,新中国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成功实践更加凸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成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提炼和总结六大经济实践经验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没有遵循西方各类经济学说开出的"药方",而是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独特发展道路,充分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践是理论之源",独特的成功经济实践完全可以提炼、升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过提炼和总结中国经济实践经验,加以一般化和规律化的理论体系。它必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贡献理论智慧,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为当下我国应对新常态的挑战提供理论指导。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至少应提炼和总结六大经济实践经验:一是正确处理发展生产力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二是正确处理人民的工具价值与人民的目的价值之间的关系;三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四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五是正确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六是正确处理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

新供给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发展方向

当前宏观经济理论已经发展到总供求模型,但宏观调控理论依然建立在60年前形成的IS-LM模型的基础上,因此,宏观调控理论严重滞后于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新供给经济学就是以总供求模型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宏观调控理论,它在宏观调控中同时考虑并综合运用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供给管理在短期和长期宏观调控中均可使用,供给管理的政策工具包括促进技术进步、制度创新、调节要素成本、调节税收、鼓励产品创新等。新供给经济学的理论源泉包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制度经济学以及供给学派。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经济学讲话的历史意义

2016年3月2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主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和《政治经济学评论》编辑部协办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2015)》发布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张宇、邱海平、薛宇峰、朱安东、王生升、李帮喜等专家学者在会上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发言。我们整理了部分专家学者在此次论坛上的发言,以飨读者。

解读“一带一路”战略的政治经济学视角

2016年3月2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主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和《政治经济学评论》编辑部协办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2015)》发布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张宇、邱海平、薛宇峰、朱安东、王生升、李帮喜等专家学者在会上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发言。我们整理了部分专家学者在此次论坛上的发言,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