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系统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法治建构的应然逻辑

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目标,需要以法治保障作为核心论题。整体系统观作为一种聚合于传统文化、政治思想及哲学理论等诸多学科的全景化研究视角,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科学机理与法治建构原理予以有机统合,与黄河流域生态法治的秩序期待和构造逻辑相契合。以此为分析工具,整体系统观视域下的黄河流域生态法治向度应基于法理基础的铺陈与“良法善治”的建构两个理路展开。之于前者,黄河流域生态法治建构的法理基础以时间、理念与规范三个场域为基本构成,以纵向时间的回溯与预见、权力主义与专业主义的整合、公私法的交融为进阶呈现;之于后者,理想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法治构造应依照以下进路展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这部综合性立法为基础,对下位法进行补位与修订,建构层次分明、逻辑严谨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从提升流域治理效能的目标定位出发,以立法确立的流域协调机制为统筹,实现“环境权利—环境权力”二元架构均衡配置基础上法律实施机制的协同作用;以适度环境司法能动主义为价值遵循,塑造预防性价值为主、救济性功能为辅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障体系;建立“三位一体”守法机制,推动形成党政领导干部带头守法、企业模范尊法、社会公众全民崇法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守法体系。

中国式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法治逻辑

从管理走向治理的历史性转变,不仅意味着多元主体共享治理权限,更意味着法治思维与方式的引入。全面依法治国时代的到来,使得国家和社会生活逐渐走向法治化,国家和社会治理都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革命。法治中国命题的提出,为中国式教育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契机。在公民对公平优质受教育权的诉求日趋强烈以及教育领域争议案件持续增多的背景下,教育治理逐渐发展成为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的重要场域。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成为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为破除教育治理中长期存在的诸多体制机制壁垒,破解法律制度困境,中国式教育治理的现代化必须根植于法治逻辑。从长远来看,我国应聚焦教育法典编纂与教育法的体系化、教育争议的实质性化解、教育治理效能提升以及学校法人治理结构变革等教育法治建设的基本议题,促进教育治理迈向实质法治与人权保障的新境界。

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法理观照:理论逻辑及其展开

新时代美好生活作为一个复合型的法政治学概念,是党和国家对人民群众所向往的更高层次幸福生活的回应。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和制度建构,新时代美好生活样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等多维度的美好生活样态之实现,必须以法律为有效保障手段。因此,在对新时代美好生活制度建构的过程中,透过习近平法治思想,可引申出新时代美好生活应当蕴含着“以人为本”“良法善治”与“公平正义”的法理意蕴。这三者在新时代美好生活样态的建构中存在着承前启后的内在逻辑关系,故厘清这三者在新时代美好生活范式建构中的逻辑地位,对人民群众所向往的新时代美好生活之实现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全球公共产品视角下的全球海洋治理困境:表现、成因与应对

全球海洋治理在持续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多重困境。在全球公共产品的视角下,全球海洋治理困境集中体现为全球海洋公共产品的总量供给不足、分布结构失衡及使用不尽合理等三个方面。这些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全球海洋治理的主体、客体、目标和规制之间未能形成高效协调的运转机制。应对这些困境的根本之策在于国际社会的广泛合作,共同承担起供给、监督和管理全球海洋公共产品的责任。中国作为一个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海洋大国,应当扮演好供给者、协调者和完善者的角色,为消除全球海洋治理困境贡献出中国力量。

礼法传统与良法善治

中华法系是以儒家思想为灵魂的礼法法系,中国传统法文化是一种礼法文化,中华礼法传统中蕴含着"良法善治"和现代法治的文化营养。我国法学和法制正面临着革命性的转型,建设"法治中国"应当借鉴礼法传统智慧。

论善治指标在足球改革中的应用

中国足球改革强调实现对足球领域的科学治理,这是现代治理观念在足球领域的应用。现代治理理论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合作、权力中心的多元化以及规则治理,由此形成了善治理论及具体的指标。在足球改革中,善治的具体指标,如可获得性、透明、责任、反腐败、竞争、效率和法治等,可以成为分析和评价足球改革效果的工具,形成一套宏观的指标体系。中国足球改革如能按照善治的指标要求进行,将会在足球治理方面取得很大进步,并促进足球竞技水平的提高。

大湄公河合作开发与综合治理——兼论国际水法理论的发展

大湄公河资源开发包括水电、航运、矿产、渔业和旅游等多个领域,各流域国单方面开发势必加剧开发的负外部性,使这个流域国的共有资源沦为公共劣品。国际水法理论为化解流域国之间的分歧与冲突,协调彼此利益,进而合作开发与综合治理大湄公河提供了谈判协商的基础。本文认为,各流域国应寻求利益共享和利益共赢机制,达成有约束力的"一揽子"开发治理的框架协议,形成开发治理的内驱动力。积极推动大湄公河合作开发与综合治理,不仅有益于中国与湄公河国家友好关系的发展,也是中国睦邻外交内容的丰富与手段的创新。

宪政与法治是国家实现持久善治的正道

时代发展到今天,宪政信念与法治理念已经根植于现代民主社会的政治文化之中,宪政实践和法治建设之于国家实现善治的保障价值日益被人们所普遍认知;宪政、法治、民生在政治国家的有机结合与生动实践,虽会因各国发展阶段、发展层次、发展水平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就本质和信念而言,概不应因意识形态的差异而予以随意取舍;宪政、法治、民生三者在清明世界之中互为表里、互为因果、同为一体,考其三者的发育程度、实质品位和取舍存废,则大致可知国之兴废的大势;正是它们之间的逻辑运动才一而再、再而三生动实在地演绎着人类社会和政治国家命运迥异的盛世悲歌。

换位意识对法治中国建设的意义

换位意识是人际交往的黄金规则,它植根于人的自然性、社会性和政治性。换位意识内在地包含着民主、限权、人权、平等、正义等价值,对法治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换位意识的培育和践行面临障碍,法治中国建设也遭遇阻力。立足法治工作的基本格局,将换位意识融入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诸环节,将有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换位意识融入法治系统的限度是,不得损害法律权威,不得公权私用,不得私自动用暴力,不得设置过高的行为标准。

法治中国建设与实现“善治”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开始走上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在这条道路上,经历了从良法到善治的转型过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建成以后,善治就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上。善治是法治的价值导向,法治是善治的重要特征;党的领导是善治的根本保障;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善治的根本途径。

健康权三维理论与中国卫生体系良法善治——兼论《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二审稿》修改

世界上先进卫生体系的实践表明,医改成功的过程,就是卫生体系践行良法善治的过程。中国医改面临人口众多、趋于老龄化、可获得的资源有限与资源利用不公平、欠效率等突出问题,要求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资源有效满足国民对医疗卫生服务的合理期待。因此,中国卫生体系的良法善治十分必要。为此,各种医改参与者须同时有法治和善治两种思维,这是新医改下一个十年必然面临、必须解决的思想方法问题。健康权三维理论正是中国卫生体系良法善治的基础理论,对中国医改和《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立法具有重要的指引价值。

德国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研究及启示

消费者撤回权突破了合同严守原则的理论,动摇了契约制度的理论基石,从形式上看背离了传统的私法原则和精神,其本质是对实质平等和自由的回归。德国"2014消法"对消费者撤回权的修订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原来侧重保护消费者的单向度立法原则和倾向,集中体现了其消费者撤回权立法技术的日益成熟与精湛。我国《消法》修改也引入了消费者"七日无理由退货权",既是对消费者安全权和知情权的保障,又是消费者选择权和救济权的直接体现,某种程度上说,此权是消费者权利中最有利的权利,是对消费者其他权利的综合与升华。对德国消费者撤回权制度进行深入研究和比较,可以为我国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的完善与发展提供良好借鉴。

中国提供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路径分析——以中国援助西非国家抗击埃博拉疫情为例

2013-2016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的爆发和流行凸现了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面对西非国家防控埃博拉疫情突发的紧急需求,中国政府予以高度重视并积极从多个方面提供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中国医药专家全力参加埃博拉病毒诊断试剂和治疗药物等的研制,中国政府向多个西非国家提供紧急物资和资金援助,同时支持和参与以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公共卫生治理多边体系。然而,从提供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角度看,中国国内防控传染病的能力尚有待提升,中国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参与国际传染病防控行动的意愿亟需引导和鼓励,中国对国际公共卫生治理多边体系的参与度和贡献还应进一步提高。由此,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的领导力和国际声誉才会得以提高和彰显。

全球公共卫生难题及其治理路径

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促使公共卫生问题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重要议题。当前全球公共卫生面临多元治理主体权责不明、卫生公共品供需失衡、医疗技术与疾病信息的获取存在能力鸿沟和共享壁垒等难题。导致全球公共卫生难题产生的原因有,全球卫生治理与国家卫生治理的优先议程不同、"安全型"与"发展型"卫生治理模式有差异、单边和多边的治理途径有别以及逐利与公益之间难找契合点。可从多层级卫生治理主体的协调与整合、多个治理环节紧密衔接、加强卫生领域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总结地区治理经验等方面完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作为全球卫生治理的重要行为体,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为此不断提高本国的卫生治理能力,注重综合运用资源和技术等多种支持途径、提供体现地方差异和高融合度的卫生公共品,并与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推进全球公共卫生新规则和新标准的制定。

“良法善治”思想指引下卫生健康行政处罚思维模式探讨

目的:为更好地推进卫生健康行政执法法治化建设,探索"良法善治"思想指引下的全新卫生健康行政处罚思维模式,以适应新时代依法治国精神的需要。方法:通过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提出的"良法善治"治国理念进行研究,结合卫生健康执法实践中发现的问题,探索建立该思想指导下的卫生健康行政处罚思维模式。结论:提出以行政法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为基础,在法律规定范畴内,结合行政管理实际,多角度权衡,对拟做出的处罚决定进行价值预判的多元卫生健康行政处罚思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