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elopment of China's Public Health as an Essential Element of Human Rights

September 2017 Contents Preface Ensuring People’s Right to Health Based on China’s Conditions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Health Environment and Conditions Public Health Service Capability Improving Steadily Great Improvement in the Quality of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 Improvement of the National Medical Security System

On China's Protection of Citizens' Right to Be Informed and Construction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Publicity System

I. The Unfolding Situa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to Be Informed in China and Early Construction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Publicity System The origin of the thought,known as China＇s protection of right to be informed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publicity system

港澳参与国家治理实践的三重向度及特质演变

港澳参与国家治理实践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以大历史观看,港澳参与国家治理实践与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相伴而生,但迄今尚未引起学界足够关注。从公共参与的视角率先对“谁来参与”“参与什么”和“如何参与”这三个基础性问题进行探讨,对于廓清港澳参与国家治理实践的理论内涵具有重要意义。“谁来参与”明确了包括港澳的公众个人、社会团体、行政机关等的多方参与主体;“参与什么”涵盖了港澳在全球事务、全国事务、跨境事务和地方事务中的参与内容;“如何参与”则体现为港澳参与政治生活、经济建设、社会民生和行政管理等功能领域的具体方式。港澳参与国家治理实践的内在特质,体现出由个体行动者的自觉参与向组织行动者的法制化参与逐步拓展、由“外”向“内”对国家治理的多层级事务体系渐次融入、由单一参与向包容性参与渐进迭变的历史演进轨迹。在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政策环境下,港澳参与国家治理实践的内涵和样态值得持续观察和深入研究。

西南地区包容性公共卫生体系优化研究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南地区“社会网络与居民健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收集西南地区五级(省、市、县/区、乡镇/街道、村)卫生部门相关资料,采用问卷调查、专家咨询、实证研究等方法,定量与定性相结合进行分析研究,对西南地区包容性公共卫生服务政策均等化与普适性、服务能力、服务项目开展情况展开调查分析,阐述西南地区包容性公共卫生服务全民健康治理的发展现状,剖析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策略,为相关部门决策提供参考。

全球公共产品视角下的全球海洋治理困境:表现、成因与应对

全球海洋治理在持续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多重困境。在全球公共产品的视角下,全球海洋治理困境集中体现为全球海洋公共产品的总量供给不足、分布结构失衡及使用不尽合理等三个方面。这些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全球海洋治理的主体、客体、目标和规制之间未能形成高效协调的运转机制。应对这些困境的根本之策在于国际社会的广泛合作,共同承担起供给、监督和管理全球海洋公共产品的责任。中国作为一个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海洋大国,应当扮演好供给者、协调者和完善者的角色,为消除全球海洋治理困境贡献出中国力量。

中美大学公共卫生高等教育人力资源对比研究

通过中美大学公共卫生高等人力资源调查显示,美国研究型大学高级专业人员占研究人员总数的比例高于中国大学,因此,丰富的高级专业人才是国际著名研究型大学奠定其国际学术地位的关键因素,中国大学公共卫生教育要想提升国际竞争力就必须要改变人才分布不匀衡的现状,提高高级专业人才的比例。

从环境权到国家环境保护义务和环境公益诉讼

综合性的环境法律应以规范政府环境行为为主,从确认公众(主要是自然人)的环境权出发,规定国家的环境保护义务和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应明确"传统环境侵权责任、传统环境民事诉讼、传统行政诉讼"与"新型环境侵权责任、新型环境公益民事诉讼、新型环境公益行政诉讼"的联系与区别,明确"环境利益"、"环境损害"和"环境损害责任"的概念。环境权是维护公众环境利益的法律基础和依据;损害作为公众共用物的环境,就是侵犯公众的环境利益,就是侵犯公众的环境权;环境公益诉讼是因侵犯环境权而引起的诉讼,是对受到侵犯的环境权进行救济的主要途径;公民为了维护其环境权而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就是为了保护作为公众共用物的环境而提起诉讼。

健康中国背景下公共卫生与医疗服务协同发展和治理研究

历经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考验,我国公共卫生与医疗服务两大体系亟须加强协同发展与治理。目前两个体系之间存在信息传输不畅、重医疗服务而轻公共卫生、裂痕明显且缺乏长效联动机制,以及分立体制导致协调难等突出问题。究其根源,主要由于专业理论突破难、治理理念更新慢,性质不同、激励约束机制有异,对财政的依赖程度不同、社会效应有显著差别,以及涉及面广、机构众多、协调成本高等原因。为了有效防控疾病、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可以有选择性地重点突破:增加对医疗机构的公共卫生投入,推进二者融合发展;加大向医疗机构购买公共卫生服务的力度;加快两个体系补短板、堵漏洞进程;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创新与探索,建立健全协同运行机制。

中国与东南亚的公共卫生治理合作——以新冠疫情治理为例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中国与东南亚展开积极有效的抗疫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区域治理的成功范例。合作依托“双轨路径”,即中国—东盟的多边合作、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双边合作同步展开,这与东南亚既具多样性又有统一性的地区特征相符合,提高了合作成效。抗疫合作注重制度化建设,既有助于本地区整体治理能力的提升,也确保了合作的可持续性与稳定性。日益众多的民间组织参与中国与东南亚抗疫合作,丰富了中国外交实践的新路径、新方式。以提供抗疫物资与分享诊疗经验为主的合作模式,既发挥了中国的大国优势,又避免了模式输出之争。实践证明,东南亚仍然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最稳定、合作最富成效的地区。未来双方应继续深化功能性议题的合作,夯实紧密联系与相互依赖的基础,共同构建稳定与合作的地区环境。

健康中国战略下“健康优先”的生成逻辑与治理架构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健康优先”成为建设健康中国、推进健康治理的重要工具和主要归宿。不过,学界和实务界对于“健康优先”的研究依然比较薄弱,国内外尚无“健康优先”的统一定义。《“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对“健康优先”所做的简明扼要的表述,为系统阐释“健康优先”的核心要义提供了重要线索和参照。秉持“大卫生、大健康”理念,除了蕴含的基本价值判断和方向引领的作用外,“健康优先”还具有明确的实践意涵和鲜明的工具属性,必然将在中国下一步的高质量发展中释放出重要功能。坚持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有机统一,遵循人力资本的理论内核和实践历程,重点结合该纲要精神,融合政策语境和社会现实,变换历史时空和战略视野,可以解读和梳理我国“健康优先”的政策意蕴和生成脉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提出并实施的教育优先战略、人才优先战略、就业优先战略、健康优先战略,可以视为经济社会实践中对人力资本理论的深度遵循和极致化运用,既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也反映了党和国家治国理政方略的深化。“健康优先”战略无疑将成为人力资本优先发展战略“组合拳”中的后起之秀和重中之重。面向新时代卫生健康领域的主要矛盾,秉持全流程管理的理念,可以系统而全面地探求“健康优先”的治理架构。下一步应响应和借鉴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倡议,恪守“把健康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的价值取向,运用“立足国情,将促进健康的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这一实施方式和工作方法,尤其是要贯通目标设定、组织保障、政策融入、绩效考核等环节,进一步明确“健康优先”的目标导向,夯实“健康优先”的组织保障,健全“健康优先”的政策体系,创新“健康优先”的共治机制,强化“健康优先”的绩效考核,有效协同相关政策,充分释放集成效应,从而“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实现健康与经济社会良性协调发展”。

公共卫生合作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

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不断升级的疫情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形成重大挑战,灾难面前凸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公共卫生合作的指导思想,公共卫生合作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中国与东盟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开展公共卫生合作,强化"命运与共"意识,可以推动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此次共同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合作,反映显示出中国与东盟双方在公共卫生合作中存在着治理能力有待提升、资金匮乏、合作意识不强、互信不足等问题。但共克时艰的信念强化了双方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意识,有利于在共同抗疫中推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中国与东盟双方应从加强政治互信、培育区域公共产品、建立公共卫生合作机制等方面出发,加强公共卫生合作,推动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

美国政府风险沟通实践及其启示分析

针对美国政府体系与中国地方政府的风险沟通实践进行分析,对于美国政府体系风险沟通实践的研究主要从联邦(FEMA)、州(DEMA)、地方政府三个层次入手,重点分析事件通知系统、日常培训活动等项目;对于中国地方政府风险沟通实践,主要从风险沟通形式、风险沟通渠道等方面进行分析,并从政府体制、社会文化、公民素质三个方面进行中美两国社会环境差异分析。分析表明:风险情境类型方面,应针对需求紧迫的灾种与需求一般的灾种制定梯次宣教培训规划;信息获取渠道方面,应深入研究灾害风险信息流动规律,制定切合实际的宣教培训方案;培训方式方面,应将示范带动效应与整体推动相结合,提升社区、学校等基层场所的应急响应能力;风险沟通内容方面,应推进宣教培训内容体系标准化建设,切实提高宣教培训的效果。

从理念到行动:健康中国战略的公共治理逻辑分析

健康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也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健康治理作为公共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秉承公共治理协商、合作、共享和多元的理念,同时在健康领域发展自身路径,从加强初级卫生保健服务到健康促进,再到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充分体现了健康公共治理的理念变革。我国前后出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和《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不仅延续了国际健康治理理念和方针,同时切实将理念落地到专项行动,无疑是我国健康公共治理的重大变革。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多重意蕴与实现途径

在全球防疫大背景下,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倡议。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倡议丰富和发展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提出了应对人类卫生健康危机的中国主张与中国方案,促进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变革与发展。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倡议凸显“人民至上”的公共卫生治理观、“互利共赢”的合作观、“实践导向”的发展观;坚持在践行中打破旧观念,构建新型公共卫生治理观;改革旧体制,充分发挥世界卫生组织效能;添加新动能,不断完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中国在疫情防控和全球合作中的积极作为,充分展现出在国际关系治理中的责任担当和大国形象,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的充分肯定和赞扬。

国民政府时期省级公产清理计划与管理机构——以湖北省为中心的考察

国民政府建立后,经济建设、国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救济等事业展开的资金需求,公私产权的混乱现状,官民、民众间围绕公产争夺冲突的不断升级,共同促使湖北省府将公产清理纳入工作日程。财政机关的有力推进、民众团体的积极呼吁,促成公产管理计划的制定与专门性处理机构的组建。湖北省府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了一系列公产管理计划,并与具体公产管理机构设立、运作有机结合,使得管理工作颇有成效。然囿于计划执行仰赖具体职能机构设立与运作,公产清理机构受计划执行需求与自身工作需要而不断更迭,影响了公产清理计划的制定与贯彻。这一悖论彰显国民政府时期公产计划实地施行的复杂性及有关部门在公产管理制度与践行方面的努力程度,影响和制约着国民政府公产管理活动最终成效的获取。

国民政府时期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论略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针对当时落后的卫生事业现状,国民政府在医疗机构的设置、医事制度的建立和卫生意识的提升方面做出了努力,为推进中国卫生保障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深圳市公共卫生体系改革与实践

深圳市以“共建共享、全民健康”为战略主题,加强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公立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三位一体”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持续完善公共卫生政策法规体系,健全财政投入保障机制,做好重点区域、重点人群和重点疾病防控,全方位、全周期维护和保障市民健康。2018年,全市乙类传染病报告例数同比下降5.3%,成立了国家感染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在精神卫生、艾滋病防治、卫生应急、医防融合、医养结合等7个方面承担了国家试点任务,主要健康指标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建立完善新时代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关键是构建医防结合的卫生服务体系,改革公共卫生投入机制,建立以基层为重点的市民健康管理制度,建设智慧健康服务体系。

我国体医融合推行现状及政策问题确认研究

政策问题确认是政策过程的逻辑起点。运用文献资料、专家访谈、逻辑分析等方法,结合体医融合推行中取得的成果及遭遇的融合困境,根据政策问题确认要素,分析体医融合存在的政策问题及解决路径。研究认为:推行体医融合的良好政策环境正在逐渐形成、体医融合成为关注热点并逐步展开实践行动、体医融合推行面临着融合的困境和多重阻力。借助政策问题确认理论,体医融合政策问题确认有其必要性,其过程包括体医融合政策问题的觉察、描述和界定。特定情景引发对体医融合政策问题的觉察,体医融合政策问题的元问题是解决我国现阶段的健康危机问题,实质是实现公共健康的治理效能最大化。体医融合政策问题确认的正式问题为:缺少融合理论造成认知障碍、推行机构职能界限影响机制生成、目标群体未能做到知行合一、多元主体不能形成协同治理。体医融合政策问题确认的解决路径:通过强化对体医融合的认知内化体医融合理念、通过体医融合理念引领形成体医融合体制机制、通过体医融合体制机制推动形成多元协同治理。

习近平大健康战略思想研究

从形成脉络、框架体系与核心内涵、理论维度和时代价值等方面对习近平大健康战略思想进行归纳和分析,认为习近平大健康战略思想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刻阐述了中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价值导向、战略目标和行动方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重构公共政策体系、指导健康中国建设以及参与全球健康治理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法治视角下政府食品安全信息公开责任研究

随着公共行政的变迁,在国家、社会和市场三元结构当中产生的大量行政关系唤起了行政法发展的脚步。近年来相继出现的食品安全事件,严重威胁社会公共利益,食品交易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乃其根源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将政府统一公开食品安全信息列入调整范畴。由于硬件和软件设施尚未成熟,政府食品安全信息公开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负面效应,效率低下、政府越位、缺位的现象时有发生。2010年11月《食品安全信息公布管理办法》的颁布,意在对政府食品安全信息公开行为加以进一步规范,试图在市场交易的自由和公共利益的保障之间达到平衡。这不仅是给处于信息获取弱势地位的公民消费者以合理保护,也是追求实质平等的现代法治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