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30年的中国比较文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三十年往往被视作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薄弱时期,乐黛云、王向远、徐志啸、徐扬尚等将其定义为中国比较文学的“沉潜期”“滞缓期”甚至“沉寂期”。“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创造许多心灵的朋友”,在这个特殊时期,依旧有部分学者以赤子之心在孤独中负重前行,为中国比较文学的赓续做出了贡献,创造了一个个独特的世界。因此,在所谓“沉潜期”内进行的研究即使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也不应被忽略。譬如处于“沉潜期”的中国比较文学,整体而言缺少系统论著,但在中印以至东方各国文学文化关系这一研究领域,以季羡林、吴晓铃、常任侠为代表的学者及其论著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一缺陷有所弥补;而虽然处于不同的地理位置、受到不同的政治制度影响,港台地区的学者们极力将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复兴发展,积极将中国比较文学纳入与国际比较文学的对话与互动;本时期内中俄文学文化的交流也值得重视,尤其鲁迅与俄苏文学的专题研究产出了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同时在翻译领域,傅雷和钱锺书等人在翻译研究方法论上的创新成为这一时期比较文学一抹惊艳的亮色。这一个个独特的世界,值得我们今天在推进国际比较文学方法论体系建设的工作中予以好好发掘与借鉴。

目的论视角下广西壮族民俗文化外宣翻译策略研究

壮族的风俗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广西壮族的民俗文化不仅丰富多彩,而且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广西壮族民俗文化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其进行外宣翻译是在我国“讲好中国故事”背景下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举措,对树立积极正面的中国多民族国家形象有着重要意义。然而广西壮族民俗文化外宣翻译仍存在较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外传播的效果,也不利于广西故事“走出去”。鉴于此,该文以广西壮族为例,分析壮族民俗文化外宣文本的特征,并以目的论为指导,以传递信息、促进对外交流为最终目的,采用适合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翻译策略进行外宣翻译,为广西壮族民俗文化外宣文本英译提供借鉴。

道安译论的文化传播内涵及现实意义

文章对国内译界就道安译论认识偏差的成因进行分析,探究其译论中所蕴含的佛教文化传播内涵及文化传播和具体翻译策略间的互动关系,同时探索道安译论对当今中国文学外译和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文化翻译观指导下的《宿州民间文学》英译方法

文学是组成文化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民间文学又是文学中一条重要分支,因此民间文学的英译是国际间文化交流的一种有效方式,对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起着及其重要的作用,有利于各族人民更全面透彻地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翻译《宿州民间文学》的过程中,译者以文化翻译观为理论指导,参考了相关平行文本,采用了直译、意译、音译等翻译方法,既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源语词的文化信息,又增加了译文的可读性,以期为其他译者在进行此类文本翻译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道不离器,译论兼备——澳大利亚汉学家杜博妮教授访谈录

本文记录了对澳大利亚著名汉学家、翻译家杜博妮教授(Bonnie S.Mc Dougall)的专访。在访谈中,杜博妮教授结合自己从事汉英文学翻译工作51年的经历,分享了她对自身翻译实践的看法,以及对汉英文学翻译理论的思考,包括对译者主体性的看法、译者要"信任读者"的观点,以及不同文学体裁的翻译要点,并且强调了中国翻译活动的特殊性。最后,杜博妮教授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问题,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民族文学翻译的主要理论及文化翻译特征研究

民族文学翻译理论兴起的基础是多样的、复杂的,既有形式主义美学和文学语言哲学和传统的翻译理论,其不仅包含了美学和文学层面上的形式主义、语言哲学与传统意义上的翻译理论,又包含了民族学、人类学等跨领域学科研究,此外还有哲学领域的现象学、阐释学以及现代化理念。对民族文学翻译可借鉴的主要理论进行阐述,进一步解释民族文学所体现的翻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