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的欧盟—东盟FTA研究

本文简要论述了欧盟—东盟FTA的提出过程,分析了其提出的背景与动因、谈判的主要内容与特点,以及欧盟—东盟FTA存在的障碍与风险。

日韩对东盟的FTA战略及我国的对策

近年来,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迅速,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分别制定了各自的战略来应对一体化带来的挑战。目前,东盟已分别同中国、日本和韩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文章指出,面对日韩对东盟的FTA战略,我国应该从扩大彼此间贸易、鼓励企业走出去、做好贸易平衡、加强双边的资金和技术合作等方面来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

东盟FTA战略的新进展及影响

当前,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成功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标志着东盟的FTA战略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自此,东盟建成了包括所有周边主要国家在内的FTA/EPA网络,巩固了其在亚洲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话语权不断增强,在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东盟FTA战略的不断推进,对于东盟自身和中国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韩国—东盟FTA对中国农产品出口韩国的影响分析

对中国与东盟农产品出口韩国的产品相似性指数及国别比较优势指数进行测算的结果表明,双方相似性较高,竞争也较激烈。但对中国与东盟农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在韩国—东盟FTA全面生效前后的变化进行比较分析的结果表明,韩国—东盟FTA对中国农产品出口韩国的影响很小。其原因有二:一是韩国—东盟FTA中韩国的农产品开放度较低;二是东盟供给能力有限,即使享受FTA特惠税率而拥有明显的价格优势,其出口也很难完全替代中国。

韩国—东盟FTA建立的背景与内容解析

韩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议(FTA)起步较晚,直到2005年12月才达成《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排在中国、日本与印度之后。但韩国积极推进FTA战略,在中、日、印3国之前与东盟完成了FTA所需协议文本的签署,使得韩国—东盟FTA与中国—东盟FTA同时于2010年1月1日建成。本文对韩国与东盟签订FTA的背景及内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解析。

自由贸易区(FTA):推动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新引擎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国际贸易自由化的趋势不断加强,自由贸易区不仅成为各国实现世界贸易组织"全球贸易及投资自由化"宗旨的间接手段,而且成为各国实行对外开放、推动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的直接手段。目前我国的对外贸易形势越发严峻,国内外一系列影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不利因素,其长期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对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构成了现有和潜在的威胁,不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健康和持续发展。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不仅有利于扩大我国的进出口,还有利于增进投资、实现市场多元化,同时提升我国对外开放的水平,是推动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新引擎。

东盟对外FTA战略的有效性:基于商品竞争性与互补性的分析

以东盟与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印度、日本5个代表性经济体的双边贸易为对象,通过贸易密集度指数、修正后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相对贸易竞争指数和贸易互补性指数的详细测算,分析比较这些经济体与东盟可贸易品的竞争优势及互补程度,以此对当前东盟对外自由贸易区战略作出科学评价,也为今后本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树立参照。

企业利用FTA出口的影响因素分析

当前,以FTA为代表的区域贸易协定正逐渐成为各国开展经济战略合作与竞争的重要手段,但是现实中我国企业对FTA的利用率并不高。为了探寻其中的原因,首先从FTA使用成本和收益的角度建立了一个分析影响企业FTA利用率的理论模型,探讨了企业FTA策略选择背后的作用机制。其次,基于2017年中国—东盟FTA的问卷调查数据,利用有序probit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企业获取FTA信息的难易程度、申请原产地证书的时间等FTA使用成本是影响中国企业FTA利用率的重要因素;利用FTA出口则有助于企业增加出口量,使其出口产品更具价格优势,并有助于企业加入全球/区域生产网络和产品供应链。最后,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相对于生产型企业,获取FTA信息困难程度的降低、企业申请原产地证书时间的缩短等更有利于提高外贸型企业的FTA利用率;大规模企业对FTA的利用率受FTA使用所得收益的影响较大,而小规模企业对FTA的利用率则对FTA使用成本更为敏感。为了提高企业对FTA的利用率,政府应当扩大对FTA相关政策的宣传,提高企业的认知水平,同时简化各种审批手续,努力缩短原产地证书申请所需时间。

FTA的发展和中国的策略选择——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例

随着世界自由贸易的蓬勃发展,中国对外贸易的总量发展迅猛,但相对发达国家来说,在整体竞争力上仍然偏弱。中国每年都在广西南宁举办中国-东盟贸易博览会,以促进与会国的经贸发展。因此,研究和帮助中国解决面临的自由贸易问题显得尤其重要。通过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现状和问题,研究中国面对FTA的策略选择。

试论东亚、东盟FTA的发展进程及我国的对策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席卷全球的FTA热潮的影响,东亚、东盟地区也掀起了一股FTA热。东亚、东盟FTA热的兴起,除了有全球FTA热潮形成的一般原因外,也有来自东亚自身的特殊动力。面对东亚FTA的迅猛发展,既要看到其发展的有利因素,也要看到制约其发展的不利因素。刚刚加入WTO多边贸易体制的中国,应妥善处理WTO与FTA热之间的关系,把握机遇,迎接新的挑战。FTA是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必要补充和完善,它符合国际贸易发展的一般规律。从长远看,FTA的发展将推动WTO多边贸易体制的进程。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我国与东南亚各国政府问的经贸往来愈加频繁,企业间的商业合作也越来越多,这对于我国和东盟各国的经济发展都有着推动作用。与此同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开放也给我国农产品的出口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鉴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开放不久,各国政府针对贸易方面所签署的一系列合作协议的落实情况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但为了稳固我国农产品在东盟市场的地位,我国政府和企业宜尽早采取措施。其中,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农业合作,加大我国企业在东盟的投资,以及提升我国出口农产品的技术含量至关重要。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基于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的战略构想

随着东盟宪章及经济共同体蓝图的实施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和运行,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关系踏上新台阶。其进一步发展有赖于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战略引导。基于区域经济一体化演进趋势,提出了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战略框架。其基本思路是在合作方向与发展目标指引下,采取多样化的合作方式,多路径展开全面合作,构建一系列战略支撑,最终推动中国与东盟建成关税同盟乃至共同市场。

对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分析

东盟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对双方都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而采取的必要的保护手段。尽管自由贸易区会对双方的经济带来冲击 ,但也将进一步促进中国和东盟各自的经济发展 ,扩大双方贸易和合作规模 ,提高整体竞争能力。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中国和东盟将更好地分享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利益 ,共同迎接挑战 。

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成就、挑战与对策探析

文章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关税水平渐次降低、货物贸易发展迅猛、服务贸易稳步发展、投资协议正式实施和次区域合作不断深化。文章分析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特点及其面临的挑战,并从货物和服务贸易、非金融类投资和次区域合作等方面为深化自贸区合作提出了发展对策。

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能否促进FDI流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引资效应分析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发展中国家逐渐将吸引FDI作为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目标。本文以古诺数量竞争模型为基础构建了一个三国模型,指出区内贸易壁垒下降可以促进跳过关税型投资和重组性平台投资。通过对中国、东盟地区1992年——2004年FDI影响因素进行检验,指出市场规模、进口额、工资水平、对区内市场的开放程度等因素对FDI流入有影响。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通过影响上述因素而提高区位优势,促进区内FDI流入的整体水平,同时中国相对于东盟国家的优势可以使一体化条件下厂商增加在中国的重组性投资。

自贸区建设与中国东盟关系——一项战略评估

本文在分析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三重目的的基础上,对自贸区建成以来中国东盟双边关系的发展作了简要评估:即自贸区建设虽然加强了中国东盟双边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但在中国经济快速崛起、美国重返东亚的背景下,自贸区建设对双边关系的促进作用正在下降。因此,本文认为,后自贸区时期中国东盟关系的经营需要超越"经济利益捆绑"的综合战略。

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运作中所及法律及其效力层次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英文缩写CAFTA)是我国第一个参与的具有话语权的自由贸易区。其中涉及到的法律是多层次的:CAFTA本身的法律,多边贸易体制的法律以及成员国的法律,或第三国的法律。多边贸易体制的法律是CAFTA自由贸易区合法运作的基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条约是CAFTA运作的法律根据;而中国、东盟本身以及东盟各成员国的法律是CAFTA运做的法律补充。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与投资效应

贸易和投资的创造、转移效应是自由贸易区建立的主要经济效应。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因其自身的特点 ,贸易和投资效应的具体表现也有所不同。作者通过对中国 -东盟贸易区贸易和投资的创造、转移效应利弊分析 ,对中国

广东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

本文从广东与东盟经济合作入手,分析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给广东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提出四项应对措施。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及其意义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表明中国—东盟间的地区化开始由非正式化的“不受指引的社会和经济互动的过程”所主导的形式转向正式的依靠规则约束的制度化的形式,其理念和实践密切了双边的经济政治关系,并对东亚(10+3)合作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