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农村教育补偿政策实施状况及其比较——中国、印度、马来西亚、尼泊尔四国案例分析

农村教育补偿政策的实施对发展中国家农村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本文介绍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印度、马来西亚、尼泊尔四国实施农村教育补偿政策的基本状况,并对四国农村教育补偿政策的相似性与相异性进行了比较分析。

“中—尼—印铁路通道”线路设计及建设可行性分析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跨国运输通道的建设成为倡议实施的关键环节之一,而我国建设复杂地质条件下跨国基础设施的经验尚不丰富。"中—尼—印铁路通道"是一条途经尼泊尔,连接中国和印度2个大国的运输通道,基于实地考察,分析该通道建设的必要性及建成后的效益,对线路进行初步规划,并总结该通道建设的难点:铁路轨道坡度大;沿线区域地质构造复杂;周边基础设施落后,施工条件恶劣;大量深长隧道以及大跨径高桥梁;环境以及气候条件复杂。同时对沿线隧道以及桥梁的建设可行性进行分析,并给出施工建议:沿线隧道采用以TBM法为主、钻爆法为辅的施工方法;桥梁建设则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区间的地质特点,采用相应的建设方法。

联通喜马拉雅 对接“一带一路”——对建设中尼印经济走廊的思考

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就孕育着中尼印经济走廊这样的次区域合作种子,而尼泊尔2015年"4·25"大地震更是催生出这样的强烈需求。尽管中尼印三国政府尚未认真磋商共建经济走廊事宜,但学界早已探讨。本文着重强调中尼印经济走廊建设能够满足六大需求的重要意义,即填补跨喜马拉雅区域发展洼地的需求、平衡推进中国与南亚互联互通的需求、对外转移中国产能的需求、稳步推进中印"更加紧密的发展合作伙伴关系"的需求、陆海对接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需求以及尝试突破南亚地缘安全困局的需求。对于中尼印三国而言,推进经济走廊建设时机已成熟。一方面,尼泊尔政治转型几近完成,为经济走廊建设提供了政治保障;另一方面,中印两国已为经济走廊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经济走廊建设将极大地发挥尼泊尔地处两大市场之间的地缘优势,盘活文化资源、世界第二丰富的水力资源以及青藏高原的独特人文旅游资源等。然而,中尼印经济走廊建设不会一蹴而就,将不得不克服诸多挑战,如来自印度传统地缘政治思维的干扰、印度市场保护主义的干扰、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干扰。鉴于此,在推进经济走廊建设的过程中,中印尼三国尤其是中国要有足够耐心与定力,要通盘考量,既要考虑尼泊尔的承受力与接受度,也要考虑印度的敏感性与承受力。在逆全球化现象日益明显、自由贸易陷入低迷、保护主义与民粹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中印两个东方大国有理由、有义务主动担当,填补因美欧等西方国家的收缩甚至退出而形成的区域合作空白,为地区发展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与资源,拟议中的中尼印经济走廊建设既能极大地带动本区域的整体发展,又能充分展示中印两国"负责任新兴大国"形象。

新发展契约视野下印度对尼泊尔的发展合作政策

作为具有印度特色的发展合作架构,新发展契约在形式上摒弃了传统援助国对受援国附加政治条件的弊病,体现了南南发展伙伴关系的精髓。印度对尼泊尔的发展合作政策就反映了这种新型发展合作关系让利性与互利性的特点,客观上有利于尼泊尔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但新发展契约并没有完全摆脱旧发展契约的窠臼。特别在南亚地区,印度提供发展合作隐含的政治条件就是发展伙伴必须服从印度的地缘战略利益。印度对尼泊尔的发展合作政策同时体现了印度南亚政策的霸权性特征,是印度企图左右尼泊尔的政策工具之一。在印度对尼泊尔的发展合作政策中,中国是最重要的第三方因素。印度应当反思新发展契约的不足,改变对中国援助尼泊尔的猜忌与排挤,转而与中国共同支持尼泊尔的可持续发展。

近代中尼关系中我国西藏因素之历史、影响与思考

尼泊尔虽是小国,但其在20世纪对中国的影响不可小觑,特别是中尼之间的我国西藏因素的历史演变值得人们注意。自古以来,中尼两国就是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的友善近邻,然而随着尼泊尔被英国控制,两国关系发展难见往昔,一些包括官吏、军人等在内的尼泊尔人在英国侵藏过程中充当了不光彩的马前卒角色。他们不仅充当英国侵藏的情报员、说客、中间人,甚至甘为英军冲锋陷阵,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尼泊尔驻拉萨代表,其骗取了驻藏大臣和西藏地方的信任,大肆为英服务。20世纪后半期,尼泊尔又扮演了在西藏事务上的一个制衡角色。小国不小,尼泊尔是中国必须争取和精心维护的战略周边国家之一。

试析尼中建交过程中的印度因素

中国和尼泊尔于1955年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建交过程却一波三折。在此过程中,印度的影响非常突出。1947年印度迈向独立的进程促使尼泊尔的拉纳政权试图与国民党时期的中国恢复邦交,但国民党的垮台终结了这一前景;新中国的崛起尤其是西藏的解放令尼印两国心生恐惧,尼印双方的"特殊关系"以及印度的阻挠令尼中关系的恢复止步不前;当中印之间就西藏地方的通商和交通等问题签订协议后,尼泊尔在尼赫鲁的默许下最终得以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中、印、尼佛教文化交流的特点及影响——来自三国学者的观点

中国学界过去对印度佛教研究较多,对尼泊尔佛教研究不多;对中印、中尼佛教交流研究较多,而对中、印、尼三国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的研究则不多。2019年11月25日,由中国友谊促进会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共同举办的"加强佛教文化交流,促进民心相融相通——中印尼佛教文化研讨会"在成都召开。来自印度德里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所、贝纳勒斯印度教大学、新那烂陀佛教大学、加尔各答城市学院和尼泊尔的特里布文大学、莲花学院、蓝毗尼佛教大学以及中国的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四川大学、上海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三个国家18个单位的5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此次会议围绕中、印、尼三国"佛教源流与影响"、"佛教传承与艺术"以及"佛教融合与发展"三个议题展开交流,讨论的内容丰富、信息量大,为三国的友好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三国学者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中、印、尼佛教交流的历史起源、特点、影响、问题和建议五个方面。

东印度公司初涉尼泊尔—中国西藏贸易路线问题

东印度公司最初将中国西藏视为一个可以通往中国内地市场的贸易后门,而尼泊尔是接触这个后门的最佳选择,所以,18世纪下半期东印度公司通过派兵和遣使的方式试图控制尼泊尔路线。与此同时,黑斯廷斯对不丹与库赤·贝哈尔纷争的介入,既开辟了不丹贸易路线的前景,又收获了与中国西藏第一次交往的惊喜,但这并没有打乱东印度公司对尼泊尔贸易路线的执着,然而廓尔喀之役打碎了英国的算盘。这一时期的尼泊尔贸易路线问题不再拘囿于地缘因素,而是更多地体现出政治算计:廓尔喀的最理想目标是凭借相对优势的中转身份完全垄断穿越喜马拉雅的贸易财富,而东印度公司认为必须控制廓尔喀这个中转才能打开通向中国内陆市场的西藏之门。

中—尼—印跨喜马拉雅铁路通道探讨

中国和印度两国的经济目前正处于高速发展期,双边贸易和人员交流也逐年迅速增加。一方面,虽然两国接壤,但是客运和货运主要依靠航空和海运,难以满足未来运输需求及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邻国尼泊尔迫切需要1条连通外界的通道,以发展本国经济。本文利用引力模型预测了2050年之前中国与印度的双边贸易额,并根据历年货运量与贸易额的关系、旅客人数及人均GDP的关系及相应分担率,推算了中国—尼泊尔—印度铁路的货运量及客运量,从而分析了修建铁路通道的必要性;根据可能的铁路线路,通过工程类比估计了铁路的建设成本和回报期;最后,分析了铁路建设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中国-印度-尼泊尔三边主义:超越地缘政治的倡议

中印关系被广泛认作是一种地缘政治上的力量均势关系或是亚洲两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之间的对抗关系。在这一背景下,作者从尼泊尔的角度阐述中国、印度和尼泊尔之间的三边合作设想,探讨中印之间竞争与合作的主要变化趋势,认为这些变化趋势在某些领域可能会向它们的邻居尼泊尔提供持续获益的机会。当代尼泊尔外交政策思路中最有趣的一点就是尼泊尔努力在三边框架范围内扮演促成中印协作关系的催化剂角色,从而使尼泊尔自身的地理位置成为一种优势,并使尼泊尔自身获得体面的中等区域国家的地位。从理论上讲,这一想法可以使尼泊尔从冲突一线的前哨转变为国际枢纽的角色。

构建“中尼印经济走廊”面临的困难、挑战及对策思考

本文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含义与战术内容,提出了推进"中尼印经济走廊"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以及西藏在构建"中尼印经济走廊"中的地位及存在的短板,最后在西藏和国家两个主体层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尼泊尔社会经济走出困局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地处南亚内陆的尼泊尔,是世界范围内江河水利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它同时还拥有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从而使该国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然而,由于受到历史、地理、文化与宗教、国内政治与外交等多重复杂因素的交互影响,使尼泊尔长期处于相对封闭和经济低速发展状态,成为产业结构落后、贫困人口比例较高的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但是,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尼印经济走廊"为尼泊尔走出社会经济发展困境、提高人民福祉、不断增强抵御外部干扰的能力等,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一带一路”:中国与尼泊尔合作的挑战与路径

作为中国的重要邻国,尼泊尔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表现出极为浓厚的兴趣,期冀能够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加强与中国全方位的合作。在地缘战略选择上,尽管尼泊尔无法改变来自印度的压倒性影响力,但希望通过与中国的合作,在某种程度上摆脱尼泊尔的窘境。客观来讲,中尼合作拥有较好的历史基础,不过面临的挑战也不容忽视,尤其是南亚地区的安全困境、合作规模及方向、尼泊尔的政治状况、"弱+弱"合作模式的瓶颈等均对中尼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构成重要影响,如何克服这些挑战是未来推进中尼合作面临的重要课题。

中尼印经济走廊建设：战略价值及建设思路

自从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逐渐形成了"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基本框架。然而,随着这一倡议的发展和推进,建设"中尼印经济走廊"的必要性逐步凸显。本文旨在探讨建设这一经济走廊的现实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建设内容和实施路径,并且对这一经济走廊的潜在风险进行了初步分析。总体而言,中尼印经济走廊具备推进的现实可能,但是要照顾到印度的感受和需求,同时对接尼泊尔和中国西藏的发展需求,以期真正能够达到中尼印三方的发展对接。

错误知觉下印度对中尼印经济走廊的融入困境分析

建设中尼印经济走廊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周边外交的重要战略举措,也是经略中尼印三边关系以构建中尼印命运共同体的可行策略。中尼印三边关系平稳向好发展是中尼印经济走廊建设的必备条件,中印关系又是中尼印三边关系的关键性变量。本文通过微观和中观相结合的错误知觉讨论发现,印度对中国的行为和意图存在高估自身影响力和被影响程度、认知失调、过度关注三种错误知觉;认知不相符、诱发定势、历史包袱是上述错误知觉产生的微观因素,非对称的权力结构等级是产生过度关注的中观因素。国际政治心理学上的解释有助于理解印度为何在中国频频释放善意信号的情况下依然坚持某种程度的不合作行为。

中印对尼泊尔地缘影响力的演变分析

尼泊尔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中国和印度包围之中,由于历史原因,其经济、政治、军事等长期受到制约。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中印近年来领土和国际政治问题的冲突与分歧,尼泊尔正在成为中印新的角力场。本文首先通过构建地缘影响力模型进行演变格局分析与趋势预测,并加入世界环境和区域环境两方面影响因素,运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结合的方法,预测中、尼、印三国未来战略行动方向。综合以上分析发现:1)2000年—2016年,中国对尼泊尔地缘影响力较于印度对于尼泊尔地缘影响力上升趋势明显,预计在2022年至2023年中、印对尼泊尔地缘影响力达到平衡。2)硬实力是中国对尼泊尔地缘影响力上升的关键因素;软实力和交流互动力是未来中国增强在尼泊尔地缘影响力的发展因素;地理环境是中国对尼泊尔地缘影响力发展的制约因素。3)未来中国将继续实施积极性合作战略,印度形成对中国遏制性防范战略,尼泊尔维持被动性中印平衡战略。

中尼印次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动因、模式与有效性

在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的背景下,地缘上接近的次区域国家因为共同需求和共同利益的驱使,联合起来提供"次区域性公共产品"。在中尼印次区域内,中印两个大国的实力和能力、三国的合作和发展意愿及地缘联系和经济相互依存的历史传统成为次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基本动因。但是,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作用之下的中尼印三边互动制约了次区域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一直以来,中尼印次区域存在中印两种相互竞争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在促进中尼印次区域发展诉求的过程中作为有限。"一带一路"倡议之下的中尼印经济走廊具有强经济性和弱地缘竞争性的特点,有利于化解中尼印三边互动的地缘复杂性。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需要成为中尼印次区域合作中区域性公共产品提供的积极推动者,分享次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主导权,推动次区域内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辐合,重构次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体系。

1959~1962年中印边界纠纷中尼泊尔的外交取向与战略选择

1959年3月,中印两国关系因西藏叛乱和边界问题而逐渐恶化,直至1962年10月中印边界发生武装冲突,最终使中印两国关系一度破裂。尼泊尔作为中国在南亚地区的友好邻国、作为印度三面包围下的重要邻国以及作为中印两个大国之间的南亚内陆小国,在此过程中积极作为,主张和平解决中印边界争端,支持中国政府关于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主张,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通过谈判与中国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同时面对印度政府的积极拉拢政策,总体上坚持了其“和平中立”的外交立场。尼泊尔在1959~1962年间的中印边界争端中的外交取向和战略选择,在使得两个大国冲突对自身带来的危害最小化的同时,也有助于亚洲乃至世界各国更好地了解中国在解决中印边界纠纷中的友好政策,有助于打破西方国家炮制的所谓“中国扩张侵略论”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死亡”的论调,对维护中尼关系的友好发展以及南亚地区和亚洲的和平与稳定产生了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