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ssia and China Signed a Statement on a Joint GNSS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Service

At the recent, 4th meeting of the Chinese-Russian Committee on Impor- tant Projects of Strategic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Satellite Navigation held in St. Petersburg, Russia. The China Academy of Aerospace Electronics Technology and FSUE TsNIIMASS, the main research institute of Roscosmos State Corporation signed a statement on a new joint GNSS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service.

WTO的未来:诸边协定是提振多边贸易体制的有效路径

随着全球矛盾的加剧,世界贸易组织(WTO)各成员对统一规则的接受程度在分化,通过开放的诸边谈判达成更多共识,是中国等WTO成员为解决WTO谈判僵局所采取的创新举措。联合声明倡议(JSIs)以创新的方式使谈判功能现代化,使WTO更具相关性和弹性,有助于恢复WTO在世界贸易中的中心地位。如果联合声明倡议采取开放式的诸边模式,则不违背WTO的多边基础,不违反《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在一般国际法上具有合法性。在无需对WTO规则进行修订的情况下,将联合声明倡议成果添加到WTO法律框架中的不同路径有:修改承诺表、纳入《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附件4“诸边协定”和制定软法。在当前的国际贸易环境下,提振多边主义的有效途径是通过诸边方式达成诸边协定,并使其逐步多边化直至适用于所有WTO成员。中国应把握好方向,制定好策略,对标联合声明倡议谈判成果,促进WTO谈判模式改革向着更加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

论证券虚假陈述赔偿中审计人责任的认定与限定

会计师事务所在证券信息披露中具有专家审验、信用背书以及独立性等特质,应依法合规履行审计人职责,否则将在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中承担责任。证券虚假陈述中审计人责任的认定与合理限定,是司法裁判中的关键性问题,不仅决定审计人最终承担的民事赔偿数额,还关涉投资者保护与审计行业发展的价值平衡。基于目前审判实践,我国对审计人赔偿责任的认定由完全连带责任向比例连带责任转变,体现了过责相当的裁判理念,极具法律适用价值。然而,依据现有审计人责任的法理基础、法律规定及问责实务,仍存在明确责任认定标准及其合理限度、统一裁判适用的空间。在厘清审计人勤勉尽责义务、反思与重构比例连带责任的具体路径指引下,应探索既符合实质正义价值追求又契合现代金融运行逻辑的责任认定标准与合理限度。

中介机构证券虚假陈述纠纷中“比例连带责任”的适用问题研究

“比例连带责任”作为证券虚假陈述案件中的新型裁判模式,在立法上涉及如何合理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与相关司法解释之间的冲突问题,在司法上存在如何正确认定中介机构过错及原因力大小的问题。对于前者,要在规则层面寻找比例连带责任适用的正当性,需要回归侵权责任的理论脉络,重新审视证券虚假陈述领域内的“共同侵权”,发掘比例连带责任的法理基础;对于后者,要在个案中准确认定中介机构的责任范围,则需要以中介机构注意义务的履行状况作为判断过错程度的重要标准,以中介机构在证券发行中的职业定位、专业范围、重要程度等内容衡量原因力的大小。

证券虚假陈述中介机构的民事责任认定方式的研究

证券虚假陈述关乎证券市场各主体的切身利益以及正常、稳定的交易秩序,需要进行严格的法律规制。证券虚假陈述被定性为侵权行为,适用侵权行为理论。比例连带责任的侵权责任形态突破既往全额连带责任的局限,要求相关责任主体在一定比例范围内承担责任。比例连带责任的适用缺乏正当性与理论基础的支撑,侵权法中半叠加的分别侵权理论与比例连带责任形态相契合。中介机构的主观过错和原因力大小应分别作为主客观层次的考量因素,以确定外部责任比例,并解决内部追偿问题。

当代中俄关系的演进、支柱和趋势

苏联解体30多年来,中俄关系连升四级:友好关系(1992—1994年)、建设性伙伴关系(1994—1996年)、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6—2014年)和加强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4年至今)。两国在地缘政治、政治与经济领域的长期合作,构成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发展的三大战略支柱。双方信守共同理念,其中包括国家间关系非意识形态化、平等互利合作,以及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等,因而能够求同存异,长期合作。两国积极对话和协调,以解决或缓解美国分化中俄、俄罗斯以防范之心对待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存在和中俄需要与时俱进地增信释疑等问题。未来,中俄两国将延续睦邻友好与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模式,进一步深化全方位合作,推动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基于指针标注的金融事件联合抽取模型

针对金融领域事件抽取存在的元素重叠、语句歧义以及级联错误传播问题,提出一种基于指针标注的金融事件联合抽取模型,首先利用PERT预训练模型提取语义信息;再融入事件类型信息进行语义增强,SATT-BILSTM模型加强特征提取,指针标注解决元素重叠;最后为了增强模型的鲁棒性和泛化性,在模型训练的过程中加入了对抗训练。文中提出的模型在FewFC测试集上进行对比实验,结果表明,抽取效果更佳。

世界贸易组织下开放式诸边协定的合法性及与多边体系的衔接

多哈回合“一揽子承诺”的谈判方式及世界贸易组织“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导致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在诸多方面不能满足全球经济发展的需求,呈现出严重的滞后性和更新阻却性。作为与多边谈判、区域谈判相对应的制定国际贸易规则的方式之一,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声明倡议”开放式诸边谈判成为纾解当前困境的优选路径。然而,近年来以“联合声明倡议”为代表的开放式诸边协定的合法性遭到质疑,其与世界贸易组织法体系的衔接面临挑战。为应对以上问题,建议可考虑完善便利诸边协定的原则,灵活适用决策机制,明晰“关键多数”的界定标准。我国在坚持世界贸易组织多边体系的基础上,对“联合声明倡议”开放式诸边谈判的推进持积极态度,应继续深入参与诸边议题新纪律的讨论,在规则供给中关注发展问题以促进世界贸易组织更具包容性与一致性的发展。

美日欧WTO补贴规则改革方案及其对中国的挑战

2017年以来,美日欧三方先后六次就WTO改革发表联合声明,补贴规则改革对中国的指向性极其明显,试图以重塑WTO规则的方式对中国施压。美日欧主张的WTO补贴规则改革方案呈现出补贴主体定义外延化、禁止性补贴范围扩大化、通报规则严格化等特点。改革方案针对国有企业的所有制歧视、中央与地方通报协调难题、部分产业产能过剩、研发补贴的效率与合规冲突等对中国构成严峻挑战。面对WTO补贴制度迫切改革的难题,中国应优化补贴制度并积极参与和引领多边补贴制度改革进程。在国内补贴制度改革方面,应坚持"合理性"优先于"合规性"的基本原则,严格履行成员补贴透明度与通报义务,加快研发和农业补贴方式创新。在谈判策略方面,坚持工业补贴和农业补贴一揽子的谈判策略,恢复不可诉补贴,严格界定国有企业的正常商业行为。

多元统计在上市公司财务年报分析中的应用

文章把多元统计中的因子分析法用于分析上市公司的财务年报，从分析结果可见，这一方法是切实可行的综合分析上市公司财务年报的有效方法，并且分析结果可做为投资者参考的主要依据之一。

毛泽东“中间地带”论与 中日邦交正常化

新中国一直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毛泽东关于“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等战略思想,对于冷战时期两极格局下改善中日关系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中日复交前后中国的对日政策发生调整,无论是“以民促官”的“民间外交”,还是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的确立,始终将原则性贯穿于从《中日联合声明》到《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过程之中,成为新中国对外关系及外交实践的重要范例。

联合声明倡议诸边谈判进展及中国对策

协商一致、一揽子承诺的决策模式使得WTO谈判进展缓慢。为打破WTO发展僵局,少数成员就其共同关心的议题以联合声明倡议(joint statement initiative,JSI)的方式开启谈判,谈判达成后共同执行,并向其他成员推广。目前,WTO部分成员已就电子商务、投资便利化、服务国内规制、中小微企业和贸易与环境可持续性发展等领域发表联合声明,部分已正式开启诸边谈判。JSI诸边谈判得到了WTO众多成员的支持,以G7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中国、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对待谈判存在不同立场。JSI诸边谈判成为体现WTO活力、促进WTO开展新规则谈判的有效方式,但由于其自身在WTO框架下合法性地位尚未明晰,其理论和实践发展均面临挑战。中国是WTO诸边谈判的积极引领者、参与者,可借助此方式,积极推动中国主导议题,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挥关键作用。

中日关系中四个政治文件的特色及其意义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四个政治文件各具特色,在中日关系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日联合声明》翻开了中日关系新的一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法律基础;《中日联合宣言》指明了新时期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新《联合声明》对中日关系作了新的定位。今年恰逢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40周年,40年来的历史证明,中日双方只有共同遵守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中日关系才能健康发展。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中的“请求权放弃”问题——兼评日本最高法院2007年4月27日的两份判决

中国对日民间索赔的权利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签订之后是否仍然保有,是目前存在争论的问题。针对日本最高法院在相关判决中引证的理由,根据国际习惯法原理和已解密的相关历史资料,通过对《中日联合声明》的条款效力,及其与"日台和约"、"旧金山和约框架"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中日联合声明》并未放弃中国对日民间索赔的权利的结论。

动荡世界中的中美日安全关系辨析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阻挡中国发展的脚步,不断将中国的疫情防控政治化。日本也违背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与中国达成的政治承诺,迎合美国的对华遏制政策。2021年4月,美日两国首脑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日本发布《外交蓝皮书》,美日在安全事务上指向中国,强化同盟关系,声称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至关重要,导致中美日安全关系更加复杂。今后,如果日本继续无视中日关系大局,沿着依傍美国霸权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道路走下去,必然会打断近年来中日关系改善的进程,最终使自身的经济利益与国家安全目标双双落空。

论我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困境与对策

自1995年中国花冈劳工诉日本鹿岛株式会社发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已历经18个春秋,诉讼案达31件,除4例和解外,终审无一胜诉。日本法院晚近判决中,驳回我国民间索赔的主要理由有二:一是据《中日联合声明》中国政府已放弃民间索赔;二是已过诉讼时效。据国际法理对上述理由剖析与审定,一方面可知以上二者均背离了国际法原则,进而可助益民间对日索赔走出困境。另一方面对维护我国受害者及其遗族的合法权益,彻底解决二战赔偿问题,根本矫正日本军国主义传统,亦具重大现实意义。

国际法视角下的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

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掀开了两国关系新的一页。然而,时至今日,国内学界对这份文件的研究仍停留在表面。本文从国际法的角度,探讨了这份《声明》的法律性质,并且分析了《声明》中关于"战争状态结束"的条款,以及台湾条款和赔偿条款。本文最后得出结论:台湾问题是影响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关键因素,日本通过很多外交手段为其对台政策留下了回旋的余地。

论对日民间索偿的法律依据

对日民间索偿问题直至今日尚未解决,其中不仅涉及到中日两国的外交关系,还关系到相关的法律问题。针对日本国法院驳回中国战争受难者起诉的一些主要理由,我们可以从法律角度对个人起诉日本国的主体资格、日本国的国家豁免、诉讼时效和条约解释进行分析和论证。战争引起的受难者有维护自身权利的法律依据,日本国政府应承担对中国战争受难者的赔偿。同时,也可以通过外交保护的措施解决对日民间索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