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软性劳工条款的风险及应对——以欧韩FTA争端案为视角

从《欧韩自由贸易协定》到《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欧盟将劳工条款纳入可持续发展章节,以相对软性机制促进缔约国对劳工标准的遵守,但该模式一直被批评实效甚微。为此,欧盟意欲加强条款的执行力度,发起了欧韩劳工条款争端案,并首次启动专家组程序。该案明确了国际劳工组织核心公约争议可纳入专家组受案范围,强化了核心劳工标准的义务性约束,并推动韩国修改国内立法和批准国际劳工组织相关核心公约。为了应对《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生效后的劳工条款争端风险,中国应当加快修改立法和实践中与国际劳工组织核心公约明显不符之处,推动相关核心公约的批准进程,加大对国际劳工法律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并重视发挥“法庭之友”的作用。

《中日韩投资协定》的构建

签署双边投资协定是国家间相互保护投资的主要法律途径。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一体化协定尤其是自由贸易协定在对贸易自由化问题进行规范的同时,也对投资等问题加以规定,形成了自由贸易协定投资规则与双边投资协定并存的局面。为了加速中日韩经济一体化进程,三国决定先行签署《中日韩投资协定》,作为未来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组成部分。在这种背景下,对《中日韩投资协定》构建的基本原则、具体条款的设计、与双边投资协定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可以对正在进行的中日韩三边投资协定谈判提供可行性建议。

《中日韩自贸协定》的投资规则谈判前瞻——争议解决机制走向及中国的政策选项

包含投资专章的《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在《中日韩投资协定》的基础上,加快《中日韩自贸协定》的谈判进程,并在完成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工作后,最终打造一个“《中日韩投资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自贸协定,已成为三方的共识。鉴于《中日韩投资协定》中投资者与东道国的投资争议解决机制(ISDS)的可借鉴性,考虑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已将ISDS排除在外,作为中日韩投资专章重要组成部分的ISDS条款的谈判,宜在《中日韩投资协定》的ISDS机制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到在保护投资者利益和确保东道国规制权之间保持平衡的需要以及三国各自对待ISDS机制的态度,同时借鉴ISDS改革背景下新一代ISDS机制的共同特点。

RCEP下中日韩经济合作分析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作为国际经贸秩序中的东亚方案,是对近年来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有力回应,能为区域产业链恢复、融合、繁荣发展,全球自由贸易和世界经济的恢复性增长提供新动能。基于中日韩双边贸易、投资现状,结合RCEP中的具体条款,分析RCEP下中国、日本、韩国经贸合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研究三国经贸合作发展的路径。研究发现:RCEP下中日韩三国货物贸易结合度高,关税减让力度大,服务贸易和投资开放助推三国产业布局高度关联;但是面临历史遗留问题、美国经济霸权的消极影响等诸多政治挑战。中日韩需要抓住RCEP签署的契机,利用RCEP的政策红利,扩大在贸易、服务、投资等领域的深度合作,以经贸合作方式化解政治分歧,增强互利互信,实现经济与政治的良性互动,提升三国社会总福祉水平,推动亚太区域向经济一体化发展迈进。

关于中韩FTA下鲁韩经贸合作推进的研究

中韩两国自1992年正式建交后,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双边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论文从中韩自贸协定着手,以山东省为视角,分析山东省从中韩经贸合作中受到的影响.根据其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及原因,对于山东省在中韩自贸协定下如何推进自身发展提出合理化建议.

国际经贸协定中劳工条款的解读——以欧韩劳工分歧处理案为例

近年来,将劳工条款纳入国际经贸协定的做法日益普遍。2021年1月,欧盟经贸协定下劳工争端解决第一案即欧韩劳工分歧处理案的专家组报告公布。该报告重点探讨了《欧韩贸易协定》中劳工规则的边界以及缔约国承担的劳工保护义务,这为解读我国与欧盟缔结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中的劳工规则提供了重要参考。相较于《欧韩贸易协定》《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中的劳工保护要求更为具体细致。就此,建议我国在劳工争端解决方面,合理使用该投资协定下的分歧处理机制,并建立劳工问题的预处理程序;对于劳工保护实体规则,进一步明确协定下劳工条款的范围,与此同时不断提高自身劳工保护水平,积极向国际劳工标准靠拢。

欧盟新一代经贸协定劳工保护条款的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以“欧韩劳工权利争端案”为例

谈判签署可持续发展友好型的经贸协定已成为国际共识。《欧盟—韩国自由贸易协定》(欧韩FTA)首次设置可持续发展章节并为《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沿用,成为欧盟在经贸合作领域关注环境和劳工保护议题的典例。“欧韩劳工权利争端案”的实践表明,经贸协定项下的可持续发展劳工保护条款具有法律效力,缔约方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否则可能引起国家间争端。该案体现的劳工保护条款审查和适用规则,对我国批准和实施CAI具有启示意义。我国应认识和理解劳工保护条款的义务,重视可持续发展分歧解决机制,促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的有效联动,从而更好适应国际规则,实现高水平、深层次、制度型对外开放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