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老缅泰湄公河流域联合执法的法律基础与制度建构

澜沧江—湄公河是联通中国与下游五国的黄金水道,在区域合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湄公河流域频发的犯罪活动,尤其是2011年10月发生在金三角水域的惨案,将联合执法提上了区域安全合作的议事日程。事件发生后,中老缅泰四国通过开展联合巡逻执法恢复了湄公河的国际航运,但相关制度的构建仍在探索之中。四国应依据相关国际法原则,结合该流域的现实情况,参照其他流域和国家的实践,尽快签署联合执法合作协定。

论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建设与中国应对

湄公河案件发生之后，中老缅泰四国举行了湄公河执法安全合作会议，先后通过了《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会议纪要》和《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两份重要的国际文件，正式提出建立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然而，这两份国际法律文件无论在各国的权利义务的分配，还是机构设置方面都没有详尽的规定。中国应采取相应措施促进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的建设和完善。

中老缅泰湄公河流域跨界联合执法:现实困境与解决路径

近年来,湄公河流域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愈发严重,治安形势日益恶化,迫切需要中老缅泰四国政府开展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跨界联合执法。通过考察中老缅泰在湄公河流域的跨界联合执法行动可以发现,四国当前的跨界合作仍然存在制度性文件和规范化常设机构缺失、民族、地理环境、各国支持力度,以及西方大国介入等现实困境。要实现中老缅泰湄公河跨界联合执法的长期化、机制化与法律化,就必须从主权与互利、制度与一体化,以及互信与认同三个层次出发,解决合作过程中的困境,提升四国跨界联合执法合作的能力。

区域性安全公共产品供给的“湄公河模式”——以湄公河流域联合执法安全合作机制为例

湄公河"10·5"案件发生后,中国与老挝、缅甸、泰国建立了湄公河流域联合执法安全合作机制,标志着GMS安全合作进入了实质性阶段。本文从区域性公共产品的视角,以湄公河流域联合执法安全合作机制为例,对该区域性安全公共产品"湄公河供给模式"及其特点、制约因素进行分析,提出进一步深化湄公河流域联合执法安全合作的3条路径:中国应以区域大国的责任感主动多承担"公共成本";中国应重视借助GMS等国际组织或区域组织增强湄公河联合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的亲和力;中国应着眼全球安全治理推动域外大国在这一区域性公共产品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湄公河联合执法的组织构建与制度完善

目前,湄公河流域只有中、老、缅、泰四国参与联合执法,而且执法依据、管辖权和执法船只通行权等问题都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因此,缺乏执法依据、管辖权不明与执法空间效力不完整等问题突出,应从构建区域综合执法安全合作组织、完善联合执法制度等方面加以解决。

推动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的政治因素分析

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从提出到实施,一直在政治因素推动之下。在《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协议》迟迟没有签署的情况下,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已运行近6年,这一方面说明推进制度建设的难度,另一方面也要求中国有持续的推动力。中国相继推出的"一带一路"建设和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倡议客观上要求推进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而且使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着眼点更高,更符合各国利益,更体现中国智慧。

澜湄次区域联合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化探析

澜湄次区域非传统安全威胁严重,跨国犯罪问题泛滥。2012年中老缅泰四国共同建立的湄公河联合执法安全合作机制,有力地维护了该区域的安全与稳定,并成为我国国际执法安全合作创新的典范。但到目前为止,该机制依然存在法律基础不完善、组织机构不健全、情报信息共享层次较低、争议协调与监督问责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阻碍了合作的深入开展。建议签署联合执法合作协议,明确相关执法部门职责,搭建情报数据共享平台,促进学术研讨成果交流,共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

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10周年回顾与展望

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10周年以来,不仅有效打击并遏制了跨境违法犯罪活动,持续维护了湄公河流域的安全与稳定,而且还较好地开展了救助服务和帮扶援助活动,并成功地开创了国际执法合作典型与示范。四国联合巡逻执法10周年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从实际效果分析,需要充分激发各方主动性;从具体对策而言,应该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从关键环节探究,离不开参与方的赋能赋权;从前景展望来看,仍需完善长效的协同措施。针对目前联合巡逻执法的不足及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加强警情研判和风险预警,注重犯罪预防;重视科技赋能,发挥现代科技的支撑作用;注重人文交流,调动沿线居民参与的积极性;深化合作机制,共筑联合巡逻执法共同体等,这些措施将成为今后的努力方向和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