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 Negotiations and China's Policies

Of late,Chins’s joining in the WTO has again claimed the focus of attention at home and abroad.What is most talked about at home is

全球气温控制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巴黎协定》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2015年12月12日巴黎气候大会通过《巴黎协定》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全球气温控制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非能源行业企业,能源行业企业的投资效率在设置2℃的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上限之后显著提高,并且主要表现为投资不足问题的缓解。这一现象在全球气温控制后公司生产经营活力提高、资金支持更多和社会责任表现更好的样本中更加显著。当企业受到更加严格的环境监管时,全球气温控制对能源行业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更加显著;能源行业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确实来自全球气温控制而非来自能源公司原本对环保问题的关注;地区升温污染物排放水平较高时,能源公司更需要通过提高投资效率来增加环保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能源行业企业提高投资效率可以显著增加公司的环保投资总额。本文直接检验了全球气温控制是否促进企业提高投资效率,进而促进它们增加环保投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含义。

外资立法的投资便利化创新之路

历经WTO成员方多年努力,由中国倡导并助推,终于实现了历史性突破——非贸易领域的投资便利化协定应运而生。这不仅预示着国际投资法的聚焦已从投资自由、投资促进、投资保护等传统领域,转向投资便利化这一新型议题,投资便利化正在成为全球治理的一种新趋势,还标志着中国在多边机制尝试设置议题、推进议题、提供公共产品、抵御任何脱钩断链的重大突破。在此背景下,中国签署的双边投资条约作为外资立法的延伸,其升级的动力机制已经形成,理应在透明度、简化程序、投资争端预防机制等方面形成合力。与此同时,国内立法作为履约机制的重要载体,更应注重国内行政程序简化的自身改革,加快电子政务的创新力度,与双边投资条约形成“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区和制度创新试验田,海南开创国际投资“单一窗口”,期冀先行先试、以地方立法“星星之火”,为各地投资便利化形成“燎原之势”。

论国家对海底电缆和海底管道的投资保障义务与中国因应

作为通讯和能源传输领域的基础设施,海底电缆和海底管道的重要性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由于私人投资者控制着绝大部分海底电缆和管道,因此国际投资法对海底电缆和管道保障具有无法替代的现实作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亦为投资保障的落实提供了部分国际法层面的依据。然而因海底电缆和管道自身的独特跨界属性,以及国际法和各国国内法就海底电缆和管道法律制度供给的短缺,使得海底电缆和管道能否获得国际投资协定(IIAs)的保障,以及东道国对海底电缆和管道肩负哪些具体保障义务,均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中国应重视国际投资法与海底电缆和管道保障的其他法律规则之间的联动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在现有国际投资协定、国际法和各国国内法与规则中就海底电缆和管道作出针对性的法律制度设计,以实现对海底电缆和管道的有效保障。

矿业权制度的本质是吸引社会投资

近年来,融资难已是普遍现象,矿业融资则更是因其高风险、周期长而寸步难行。矿业融资难关键不在于没有融资渠道,而在于理论不清晰无法开展融资。为解决矿业融资中的理论争议,本文分析了矿业权双重属性。本文认为矿业权制度资源属性决定了其战略意义,财产属性决定了其促进与资本结合的经济属性,而其财产属性应当隐含吸引社会投资的基本意向。风险投资与矿业结合,以矿业对赌的形式出现,便是实现矿业权经济属性的绝佳路径。

制度型开放背景下国际国内外资征收与补偿规则的冲突与协调

我国国内法与国际规则的协调是制度型开放的应有之义和实现路径。这种“协调”并非盲目趋同,而是必须植根于本土,认识到国内法对国际法的基础性作用,以及国际法对国内法改革不可替代的推动效果。征收与补偿规则是国际投资争端中最常被投资者援引的条款之一,但国际国内征收与补偿规则存在规范冲突与适用差异。一方面,国内法中的征收制度未能囊括间接征收类型;另一方面,表述类似的补偿标准在国际法与国内法中的适用结果往往存在较大差异。为了协调国际国内征收与补偿规则的冲突与差异,我国应适当扩张国内法中的征收概念,在宪法性规范对国际条约的国内适用问题作出规定前,国内法院可参照“一致性解释”规则适用国际投资协定裁判案件。

投资协定“国家安全”条款的范式优化及其适用

“国家安全”问题已经成为牵动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调整演变的一大变量,主权国家对国家安全的焦虑逐渐弥漫。国际投资协定“国家安全”条款随之兴起且其解释和适用边界日益模糊,发生了功能异化,带来国家违约成本降低、投资便利化自由化进程受阻等风险。为确保“国家安全”条款始终作为国际投资法制的“法方法条款”发挥其“安全阀”功能,亟需基于统筹投资促进和国家利益保护平衡的视角对其进行范式优化。对此,可以选择赋予“国家安全”条款自决的属性并且与东道国国内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建立联系,做到主客观援引条件并重。同时,在条文中明确对东道国附加善意履行要求和适当补偿义务,进一步增强主权国家和私人投资者对该条款的实践预期。此种优化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国家安全”泛化,以增强国际法治和国内法治双向互动的方式统筹发展和安全、开放和安全。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软性劳工条款的风险及应对——以欧韩FTA争端案为视角

从《欧韩自由贸易协定》到《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欧盟将劳工条款纳入可持续发展章节,以相对软性机制促进缔约国对劳工标准的遵守,但该模式一直被批评实效甚微。为此,欧盟意欲加强条款的执行力度,发起了欧韩劳工条款争端案,并首次启动专家组程序。该案明确了国际劳工组织核心公约争议可纳入专家组受案范围,强化了核心劳工标准的义务性约束,并推动韩国修改国内立法和批准国际劳工组织相关核心公约。为了应对《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生效后的劳工条款争端风险,中国应当加快修改立法和实践中与国际劳工组织核心公约明显不符之处,推动相关核心公约的批准进程,加大对国际劳工法律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并重视发挥“法庭之友”的作用。

上海合作组织投资便利化的法律问题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明确提出开启投资便利化谈判议程,之后成员国多次在元首宣言中强调了这一主题,《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从组织法角度推动投资便利化进程,签署备忘录和议定书作为软法共同促进投资便利化。目前国际社会尚未形成统一的投资便利化定义,上海合作组织把投资便利化定义为成员国采取的一系列旨在吸引外国投资,并在投资周期的全部阶段使其管理有效性和效率达到最大化,保障透明度、程序简化和可预测性的所有行动或做法,以及满足上海合作组织自贸区一体化的上述措施。负面清单不透明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投资准入阶段便利化最为突出的障碍,国际投资“单一窗口”尚未推广,国家安全审查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尚有不足。成员国应进行双边投资条约修订或谈判,包括在序言中统一可持续性发展表述,推行国际投资“单一窗口”条款,增设程序简化条款;制定《上海合作组织自贸区协定》,为建成上海合作组织自贸区提供法律保障;发挥中国立法的引领作用,修订《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完善在透明度和可预测性背景下的国家安全审查部门规章。

跨境公司双向直接投资的发展困境及对策——基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视角

阐述了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视角下跨境公司双向直接投资的发展状况;从投资影响和策略角度剖析跨境公司双向直接投资仍存在劳动密集型资金出逃、市场要素流通不全面、常规投资风险规避较难等一系列问题;提出通过完善我国双向投资制度、实施差异化投资政策以及调整区域产业链等以吸引跨境公司投资更多的领域,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向先进的产业水平迈进。

中国双边投资协定的演进与发展:总体特征与质量测度

双边投资协定(BITs)是调节与规范跨国资本流动的国际制度,在保护外商投资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探究中国双边投资协定的演进逻辑有利于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中国双边投资协定的发展分为谨慎探索、趋向自由与平衡发展三个阶段,主要特征表现为:签订时间较早,内容相对陈旧;缔约国集中在欧洲和亚洲,地区差异性明显;协议异质性显著。文章在计算中国主要双边投资协定质量指数的基础上归纳了中国双边投资协定质量特征,进一步提出了高质量推动中国双边投资协定发展的建议,包括:签订高标准的双边投资协定,为企业海外投资保驾护航;提高双边投资协定内容的灵活性,面向不同国家制定差异化策略;推动企业积极利用双边投资协定,提高风险防范能力;推进高质量双边投资协定签署与生效,促进商签更多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ISDS机制:欧盟方案与中国选择

2020年年末,中国和欧盟完成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谈判进程,但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ISDS)机制还有待后续谈判。欧盟的ISDS机制立场已经十分清晰,即以具有公法化属性的常设性、两审制的投资法庭机制替代传统的国际投资仲裁,旨在保障欧盟及其成员国的规制权与推动ISDS机制的欧洲化改造,最终提升欧盟在国际投资治理领域的话语权。有别于欧盟,中国在ISDS机制上的基本立场应更加侧重于对本国投资者在欧盟投资利益的保护,因此在ISDS机制的具体设计上不宜照搬欧盟的投资法庭机制,一方面应对其部分组成事项进行优化,另一方面也应适当保留国际投资仲裁的部分要素。

论对外资企业约定境外机构仲裁的司法监督

中国司法实务通常以授权性条款为由限制外资企业将境内争议提交境外机构仲裁,除非双方都是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成立的外商独资企业。上述限制存在如下问题:首先,不能彻底落实,反而导致仲裁协议效力不可预见,而且,即使适用上述限制,保护的也是违反仲裁协议的当事人。其次,仲裁协议是私法协议,中国却对其错误适用“法无授权即禁止”原则。再次,外资企业约定提交境外机构仲裁的仲裁协议是否具有涉外性的认定结果与适用程序之间存在矛盾,比如个案中虽然认定不具有涉外因素,但程序上却适用当时只有涉外案件才能适用的内部申报程序。考虑到法理上仲裁协议是私法协议,且当事人对可以仲裁的事项享有处分权,而《民法典》已经确立了“法无禁止即自由”原则,以及世界范围内尽量认可仲裁协议效力的国际商事仲裁趋势,应当认可该类仲裁协议的效力。也可借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及新加坡等国做法,明确认可约定提交境外机构仲裁的情形构成涉外因素。

国际投资视域下单边制裁的合法性分析

当前单边制裁在国际投资领域被越来越频繁使用,其合法性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国际投资协定在投资准入阶段适用的范围有限,难以对东道国实施的正式制裁进行有效规制。对外国投资活动和投资存在采取单边制裁可能违反国际投资协定所规定的国民待遇、公平公正待遇、禁止征收、资金自由转移等投资保护的实体性规定。从资本输入国角度而言,投资审查机制可能被用作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实施“变相”单边制裁的工具,国际投资协定例外条款也可能为排除单边制裁的不法性提供抗辩依据。因此,由于习惯国际法规则和判例的相对缺乏,对国际投资领域单边制裁合法性的认定需结合国际投资协定相关条款进行具体分析。我国应加快构建和完善国际投资领域的安全审查和反制裁立法,以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晚近国际投资协定中的企业社会责任条款:国际趋势及中国因应

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不仅可能给东道国带来积极影响,也可能对其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晚近国际投资协定开始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纳入投资者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义务的条款,以平衡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利益关系。我国现有的国际投资协定正文中并未纳入企业社会责任条款,其中仅少数在序言中提及该义务,滞后于国际投资协定发展的新趋势。鉴于《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及我国正在申请加入的CPTPP文本中均包含较高标准的企业社会责任条款,我国应加快制定并推广中国模式的企业社会责任准则、加强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并考虑在未来修订或签署的国际投资协定中纳入企业社会责任条款。同时,我国企业也应主动承担其社会责任义务。

双边投资协定与我国对外绿地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多时点DID方法

本文基于2003-2021年我国对123个国家的绿地投资数据和双边投资协定签订情况建立模型,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验证了双边投资协定对我国对外绿地投资的促进作用,并对实验结果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内生性检验及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双边投资协定显著促进我国对外绿地投资,且促进效应具有长期性和滞后性。最后,本文根据实验结果,为制定双边投资协定以促进我国对外绿地投资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如提高与低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的协定质量,加大投资协定的宣传等。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对中欧贸易的潜在影响

近年来,中欧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双边贸易额持续增加,呈现良好发展态势。《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超越了传统的双方投资协定涵盖的范围,在市场准入和投资自由化、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有重要突破,将为中欧贸易合作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文章重点就《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对我国对欧贸易发展现状、发展空间、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了该协定将给我国对欧经贸产生的积极效应,并提出若干对欧贸易的建议。

气候治理背景下国际投资协定中的投资者气候义务条款研究

国际投资规则正在气候投资仲裁的驱动下发生深刻演变。双边投资协定是最直接作用于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与决策的国际法规范。在以利益平衡为缔约基础的发展趋势下,平衡投资协定下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义务为应有之义。可持续与负责任投资原则在国际投资法领域的引入与适用为投资者气候义务的设置提供了正当性法律依据。投资者负有气候义务在现有投资条约文本、国际软法、仲裁实践的支持下具有现实可行性。从实体义务条款和程序义务条款双向建构,投资者气候义务条款不仅应包括遵循东道国法律、落实企业社会责任和由可持续与负责任投资原则所衍生的具体义务,还应涵盖气候投资争端解决程序中的磋商、信息披露等程序性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