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宋代中外朝贡关系与朝贡制度

朝贡制度是古代中外交往的主要模式之一。宋代中外朝贡关系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 :一是其政治性、军事性 ,尤以韩中朝贡关系为甚 ;二是随着市舶贸易的发展 ,统治者不断控制朝贡贸易的规模 ,朝贡贸易遂经历了由盛入衰的转变。与此同时 ,宋代的朝贡制度亦有所发展变化。

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研究刍议

本文认为,以重大事件为中心的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研究,和以帝国主义侵华为话语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研究,在当代带有严重的视域局限性。基于参与现代和对话现代的需要,它们可以归并到中国传统对外关系体系之中。而开展对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研究,不仅要考察朝贡体制在历朝的演变轨迹,还应关注封贡关系行为与对外政策、涉外思想三者之间的互动。

五服制与先秦朝贡制度的起源

朝贡制度是古代中外交往的主要模式,其源头可溯至先秦时代。夏、商两朝与被征服部落之间已有朝贡关系存在,及西周初年实行五服制,正式将朝贡制度用于处理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从《周礼》的记载来看,周朝设有各种机构,分掌朝贡事务。先秦朝贡制度具有原始性、非对等性、礼仪性和典范性等主要特征。

略论朝贡制度的虚幻:以古代中国与东南亚的朝贡关系为例

很多东西方学者所认为的中国与东南亚之间长期存在的“朝贡贸易与宗藩关系”,实际上并不具备“朝贡”和“宗藩”的实质。将到中国者统称为朝贡者,基本上是中国统治者以及历代史官、文人的一厢情愿。中国朝廷通常没有也不打算利用这种表面上的、自我安慰式的“朝贡宗藩”关系来干预东南亚地区事务。实行“朝贡体制”数百年的明清两朝,其海外政策基本上是不作为的自我封闭政策,并没有获得对东南亚的实际政治影响力。

多河流顶托情况下水库下游水位计算方法探讨

因受下游岷江、横江涨水顶托的影响,向家坝水库出库流量与下游水位的关系较为复杂,对水文计算结果和水库调度决策产生了直接影响。以2014年7月～2015年9月向家坝水库下游水位、出库流量、横江水文站和高场水文站流量为研究数据,利用顶托法和BP神经网络模型对横江、岷江的顶托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BP神经网络法检验期最大误差0.32 m,平均误差0.11 m;顶托法最大误差0.74 m,平均误差0.40 m;顶托量大于1m时,BP神经网络法平均误差0.09 m,顶托法平均误差0.42 m。BP神经网络模型计算精度较高,尤其是在顶托量较大时计算结果较好,可用于生产实际。

汉唐中外朝贡制度述论

朝贡制度是古代中外交往的主要模式之一。汉唐时期 ,随着中外朝贡关系的扩大 ,朝贡制度逐渐有了比较固定的内涵 ,贡、封之间 ,已有定例可循。与此同时 。

清朝与缅甸、暹罗封贡关系比较研究

缅甸、暹罗同处东南亚,同为朝贡国,但清朝与两国的封贡关系在建立、制度规定、发展演变、结束等方面有较大的差别。清朝与暹罗、缅甸封贡关系的差异性,说明清朝朝贡制度本身具有很强的国别和地区差异性。清朝与两国封贡关系的发展演变,则说明清朝朝贡制度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

论明代中前期中朝使臣的走私贸易

在明代,中朝两国的宗藩关系是东北亚地区最牢固的国际关系。在两国间频繁的政治与经贸往来中,朝鲜的贡使与明朝的"天使"一直发挥着相对独特的作用。一方面,他们作为代表各自国家的使者通聘对方国家,完成政治或经贸往来上的任务,对促进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无论是李朝还是明朝的使臣,他们在完成自己使命的同时,大多借出使之机私带货物与对方进行贸易,对两国间正常的经贸关系又构成了一定的危害。

晚清中国用条约强化中朝宗藩关系的失败(1876—1895)

明治维新后,中日双方围绕中朝宗藩关系的存废问题,展开外交斗争。为了使中朝宗藩关系取得国际合法性,清廷主动让朝鲜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其后,又与朝鲜订立双边条约,从而使宗藩关系被纳入条约体系当中。清廷在很大程度上是模仿近代不平等条约的范式来实行“立约保藩”,导致表面的不平等转化为内在实质上的不平等。由于中国的实力的衰弱,无力反击日本的军事攻击,最终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彻底放弃中朝宗藩关系。

元代的中朝朝贡关系

元朝与高丽的朝贡关系在中国历代朝贡关系史上别具特色，其主要特征就是以确认君臣主从关系为核心，对经济利益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朝贡的礼仪象征性则大为降低。元朝与高丽的朝贡制度对中朝文化产生了诸多影响。

勿吉与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

公元5世纪后期,勿吉逐渐强大,与中原政权之间的接触和交往日渐出现和增多。北魏孝文帝时遣使入贡,此后与中原各政权逐渐形成了长期的朝贡关系,直至北齐末年。其间勿吉向中原王朝朝贡多达31次,来贡较为频繁,但其朝贡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并未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朝贡关系。中原王朝的民族政策和政治军事影响力,加上边境贸易的吸引,是勿吉与中原王朝保持这种朝贡关系的基本动因。

晚清中国在巨文岛事件中的外交斡旋(1885-1886)

朝鲜问题一直是甲午战争前夕东北亚地区国际斗争的焦点之一,在中日双方就中朝宗藩关系体制的存废争执不休的同时,英国和俄国也为争夺对远东的控制而进行了明争暗斗。中国清廷在英俄两国之间展开外交斡旋,中国清廷本着维护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为出发点利用英俄两国的矛盾,使两国的争端得以缓和,最终以俄国允诺不侵占朝鲜领土和英国撤出巨文岛为结束。巨文岛事件的解决是晚清中国政府利用外交斡旋手段处理大国矛盾的比较成功的特例,但也使得清廷滋长了对未来朝鲜问题再度尖锐化的麻痹,盲目自信的态度也为日后甲午战争的外交失败埋下了伏笔。

徐光启之“监护朝鲜”论探析

17世纪上半叶,崛起于东北的后金势力对明王朝构成严重威胁。萨尔浒之战后,明在与后金的军事角逐中连续败北。为恢复辽东,明廷急需与朝鲜建立掎角之势。但朝鲜光海君因国力疲弱而不堪后金的军事威胁,摇摆于明与后金之间。基于此,徐光启在万历末年和天启初年两次提出了“监护朝鲜”的方略,目的是控制朝鲜,并防止其与后金的联结。与此同时,辽东经略熊廷弼等人也提出了屯兵练兵朝鲜义州的战略。这是朝贡关系体系动荡时期明廷内部出现的对朝外交政策的一种变通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国间的彼此信任关系。

琉球地位的变迁及其复杂性

近年来琉球研究持续升温,渐渐成为学界、舆论场探讨的话题。但是对琉球群岛、琉球王国地位问题的探讨还有待深入。超越单边和双边的视角,在东亚区域的背景下考察琉球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性质和地位,辨析古代琉球、近世琉球、近现代琉球的"国家"和"区域"的特性及其复杂性,可以理清中、琉、日之间的历史渊源和相互关系。

中国为什么传统上不重视东南亚?——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思考

将'差序格局'的社会学理论拓展至古代中国外交体系的分析中,从安全、文化、经贸与地理等四大维度可以更好地解释:为什么古代中国不重视与东南亚地区的关系?从安全维度来看,中原王朝的威胁主要来自北面和西面的游牧民族,东南亚并非古代中国主要的安全威胁。从文化维度来看,东南亚除越南外,与中华文化的亲缘性较弱,受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影响更多。东南亚与古代中国在经贸维度上也有较明显的不对称性,前者对后者的依赖更深。在地理维度上,中原的农耕王朝缺乏向沿海地区拓展的积极性,而且东南亚距离古代中国的政治中心长期较远。在当前'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中国不重视东南亚的传统所带来的问题和挑战值得认真思考。应综合历史与现实情况,务实稳妥地在东南亚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从而充分发挥好东南亚在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中的重要作用。

曾纪泽有关朝鲜问题的外交活动与政策主张

曾纪泽自1878年出使欧洲以来便一直关注着朝鲜问题,曾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有关朝鲜释放法国传教士问题、巨文岛事件以及朝俄密约等问题的交涉,而他对朝鲜问题的关注尤其是从国际关系大局角度考虑朝鲜问题的认识与主张,在晚清第一代外交官队伍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到1885年奉命回国后,他在总理衙门等不同的工作岗位继续关注朝鲜问题,尤其对沙俄势力觊觎朝鲜表现出深刻的忧虑并曾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却因英年早逝而未能进一步有所作为。曾纪泽有关朝鲜问题的认识与相关政策主张,理应成为19世纪末晚清对外关系史及中朝关系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1260年前后蒙丽关系转折补论——以高丽《与张学士书》为线索

高丽史料《与张学士书》提供了观察蒙丽关系转折的新视角。1259年出使蒙古的高丽世子王倎之所以在蒙哥遽逝后选择忽必烈,缘于他在使行途中与汉地亲忽必烈人士的接触。他能够以'东藩'身份回国继位,是汉地出身的蒙廷儒臣积极推动的结果。1260年王僖出使蒙古的成功,才是蒙丽关系转折的真正节点,依靠蒙廷儒臣的居中斡旋,不仅'出陆'矛盾暂时化解,而且蒙古进一步明确了各项怀柔政策。儒臣为蒙丽新关系注入了中原传统封贡体制的元素,但忽必烈主要还是在蒙古帝国'旧'框架内理解高丽的'东藩'地位。

朝鲜亡国与20世纪初的东北亚国际关系

朝鲜亡国是20世纪初东北亚国际关系中的重大事件。朝鲜作为东北亚区域的传统国家,其被日本逐步吞并,一方面是受到东亚华夷朝贡体系逐步瓦解和西方势力入侵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日本近代以来推行大陆政策蓄谋已久的必然结果。朝鲜亡国对20世纪初的东北亚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一是标志着传统的华夷朝贡体系的彻底崩溃,二是极大刺激了日本的侵略野心,加剧了东北亚国际秩序的无序性。

从适应到征服:资本主义东亚扩张的轨迹——以英国对清代中国的殖民贸易为例

资本主义的崛起,与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密不可分。获取巨额利润始终是殖民者对外关系的终极目标与利益准则。殖民者的主观愿望和被殖民地的客观现实条件制约甚至决定着帝国主义的侵略方式与特性。以英国对清代中国的殖民贸易为例,由于中国在东亚朝贡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以及清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英国对中国的殖民与侵略经历了"被动适应——积极调适——武力征服"的历程。

东亚国际体系的历史解构与中日关系的现实重构

东亚国际体系经过了三次大调整,中日关系也随之发生根本性变迁。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内,古代东亚基本处于相对和平状态。在日本试图构建并主导的大东亚新秩序内,中日关系是以"应战—挑战"为基本模式的"被侵略—侵略"关系。美国在粉碎"大东亚"构想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主导了二战后东亚国际体系的重构,旧金山体制迄今为止仍深刻影响着中日关系并规制着东亚的国际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