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决定行权方式的全面规范化——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68条为制度支点

全国人大决定行权方式的全面规范化是宪法全面实施的内在要求,因而其具有显著意义。202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68条特别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有关规定。该适用规则成为全国人大决定行权方式全面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制度支点。全国人大决定行权方式的规范化命题蕴含三个子议题:一是规范类型上,全国人大决定行权方式包含抽象规范性决定、具体规范性决定和政策性决定三种规范类型;二是效力原则上,效力分层原则、程序判断效力原则构成了全国人大决定行权方式复合效力原则的核心;三是拣选标准上,“形式与内容的合比例性”构成了全国人大拣选决定行使方式的总理据,经立法程序决定之拣选标准的本质是立法便宜主义的政策考量,非经立法程序决定的拣选标准首先要考虑法律保留原则。

浅析中共六大有关土地问题决议及其影响

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农民土地问题,中共六大专门成立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针对富农问题、农村阶级划分、土地政纲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和分析,总结了中共五大以来土地政策的经验教训,详细分析了中国土地问题的主要特点。以此,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运动决议案》《政治决议案》等一系列涉及农村土地问题的决议并颁布实施:包括三大土地决议案的发布,以及《兴国土地法》中将“没收全部土地”修正为“仅没收公共土地和地主阶层的田产”。中共六大有关土地问题决议的影响:决议提出将农民武装、农村苏维埃政权以及土地革命相融合的观点,为实施土地革命提供了稳固的支撑;正确规定了没收土地的范围,纠正了过去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倾向;正确分析了中国土地制度和农村阶级矛盾,指明了农村斗争的方向。

劳动党八大后朝鲜安全战略的变化

21世纪20年代以来,朝鲜随着外部形势的变化以及国家军事路线和国防技术的发展,安全战略进一步呈现自主性和内生性趋势。单一的外部视角不足以全面把握朝鲜安全战略变化趋势。劳动党八大后,朝鲜努力打造自身安全形势新常态,在国防建设上,实现从拥有核武力威慑,到打造核战争遏制力和核反击体系;在军事路线上,构建更加积极主动的军事斗争原则和新军事战略。朝鲜开始形成升级不对称威慑的安全战略,增加重新设置对话条件、谈判议题和管控局势的能力。持续了30多年的朝核议题和进程有可能发生变化,国际社会需要探索新的朝鲜半岛无核化思路。

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理论逻辑与实证检验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以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支撑,在构建乡村振兴测度体系的基础上,实证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内在联系,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推进乡村振兴,这种正向作用在内生性检验与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同时异质性特征检验下,数字普惠金融在高消费以及高人力资本地区的积极效应更为强烈;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发挥机械化普及效应、创业激励效应以及收入增长效应促进乡村振兴发展;第三,在外部基础条件与约束条件作用下,传统金融发展强化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积极效应,而金融监管则起到抑制作用。

地方人大常委会重大事项议决权的法理分析

重大事项议决权是地方人大常委会的一项法定职权。地方人大常委会的这一职权具有从属性、抽象性、综合性。行使重大事项议决权要坚持自主创制性和民主参与性,同时还要注意到实体和程序的结合性。地方人大常委会应就重大事项不议决与议决不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或政治责任。地方人大常委会重大事项议决责任的问责主体有原选区选民和原选举单位两类;问责方式主要是罢免。

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中的“西藏问题”新探--基于《国会记录》的文本分析

自1987年以来,美国国会提出并通过了一系列"涉藏议案"。这些议案的基本目标是将美国对华政策与"西藏问题"挂钩。作为美国对华人权外交的组成部分,这些"涉藏议案"对中美关系产生了消极的负面影响,它不仅使美国对中国所谓"西藏人权问题"的干涉长期存在,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达赖集团在国外的分裂活动。

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民生问题的理论与实践

论述了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关注民生问题的动因;从以科学发展观为解决民生问题的指导思想,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任务为奋斗目标,以解决民生问题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全面推进社会建设四个方面,分析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民生问题,为解决民生问题提出的一系列改善民生的措施并践行着"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

“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命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构成了十六大报告的主线和灵魂。阐释十六大报告中的有关内容,研究新的发展阶段的实际问题,是当今务必之急。

人大常委会决定重大建设项目问题探讨

重大建设项目是重大事项的内容之一,应当由人大及常委会作出决定。实践中,由人大常委会决定的重大建设项目是非常少的。其原因在于人大常委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没理顺。人大常委会与政府对重大建设项目均有决定权。现从二者决定权的性质、行使的侧重点不同探讨人大常委会如何决定重大建设项目问题。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探讨我国老龄产业发展问题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平均寿命的延长,我国正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银发浪潮"。如何适应未来人口发展趋势,大力发展老龄产业,是值得各级人民政府、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重视和思考的问题。针对目前老龄产业发展面临的困难与问题,本文提出五点建议,即提高对老龄产业的认识,抓好相关法规政策落实;因地制宜制定优惠政策、多方参与发展老龄产业;加强部门间的协调与配合,形成发展老龄产业的合力;切实转变营销服务观念,不断拓展老年消费市场;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促进老龄产业又好又快发展。

中共七大对“共产主义问题”的基本认识及其启示

出于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建立联合政府的战略考量和大局需要,中共七大提出而又没有重点强调"共产主义问题"。但在七大的预备会议上,正式会议的书面报告、口头报告和结论中,毛泽东精辟阐述了共产主义代表着党的性质和形象,民主主义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阶段,在一定条件下广泛发展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等基本观点。现在看来,这些认知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对新时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三农”新政

本文从解决“三农”问题的指导思想、“多予、少取”政策开始启动、公共财政的阳光开始雨露农村大地、建立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被提到日程等 4个方面 ,对中共十六大以来的“三农”政策进行了阐述和分析。

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处理民族问题的理论创新与实践

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民族问题、怎样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民族问题"的主线,自觉地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落实。在理论创新方面,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在实践落实方面,围绕促进民族地区科学发展、谋求民族地区社会和谐两大任务,开创了民族工作新局面。

论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与监督权的规制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是如何在人民代表大会体制下实现权力的有效制约,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议行合一"恰恰与权力制约存在悖论,人大的权力行使缺乏有效的监督,使得人大在权力行使过程中出现缺位、错位、越位甚至权力寻租现象,这在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和监督权两方面体现得尤为严重。从人大权力的规范与运行的角度分析制度层面存在的缺陷,进而在制度上和立法上进一步完善、细化人大的权力与运行,以期通过改革进一步完善现有体制,使其实现理论上、观念上、客观上切实并有效代表民意的真正权力机关。

关于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四个历史问题的考证

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王尽美共接受11年学校教育,先读了4年私塾,又插班读完初等小学,接着又读了2年高等小学,接受了3年师范教育,并没有取得山东第一师范学校的中师毕业文凭,所以,王尽美是高小毕业;1923年前后,王尽美离开山东与尹宽、陈独秀没有任何关系;王尽美病故前对同事是有交待的,对此还需进一步挖掘。

中共四大前后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刍议

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入,最终在中共四大上形成了对农民问题的全新认识。在坚持党和无产阶级对国民革命领导权的原则下,中共四大以广东农民运动经验为基础,提出了一系列推进农民运动的新政策。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具有独立自主领导农民运动的迫切愿望,另一方面开始注意土地所有权问题,从而深刻影响了以"五卅运动"为标志性开端的国民革命高潮中的农民运动。

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战略的路径选择

进一步加快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这一系统战略工程的实施,必须坚持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坚持不懈地加快推进跨越式发展,不断夯实长治久安的物质基础。坚持促进长治久安不松懈,健全打防结合的制度措施,加强联防协调机制建设,切实提高群众的安全感,为跨越式发展提供良好的大环境。坚持标本兼治、预防为主的原则,不断增强维稳的主动性和针对性;坚持以信访为契机,扎实做好社会管理创新的各项基础工作。坚定不移地加强党的建设和基层基础工作,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坚持提高领导干部的战略思维能力,不断提升完成两大历史任务的执政本领。

地方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工作机制探索

党的十八大对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特别明确了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鉴于目前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定权基本虚置的状况,本文探讨了地方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涵义及工作机制,以期健全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制度,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

从个体理性到制度理性:地方人大环境监督制度创新研究--以C市为例

近年来,中国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权的行使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本文以G省C市人大的环境监督为切入点,分析地方人大的环境监督如何从个体理性向制度理性模式转变,并从制度合法性角度揭示这种内在转变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中共十八大以来,对环境等民生问题的监督成为了地方人大监督的重点领域并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而其制度化主要源于法律资源为主导的形式合法性。可以看出,我国的地方人大监督呈现出与西方议会监督制度不同的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