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研究中国宝卷的进程与启迪

中国宝卷研究作为说唱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愈来愈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重视。日本学者在郑振铎先生发表《佛曲叙录》之后,开始重视中国宝卷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本文从"日本二战前后的宝卷搜集、整理和研究""八九十年代日本对中国宝卷的调查、研究与整理"和"当今日本的中国宝卷整理和研究"三个方面对日本研究中国宝卷的情况进行了回顾和总结,以期给国内的宝卷研究新的启示和帮助。

日本农协的发展经验对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启示

合作社与股份公司有很大的不同,合作社是社员出资,由社员来管理,社员享受合作社提供的服务的非营利组织。日本农协和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虽然有不同之处,但都是在遵守合作社原则的基础上依法成立、发展起来的农民组织,其发展、壮大的经验对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有很好的借鉴意义。随着中国地区间农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如何增加农民收入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日本以青森县农协(农业协同组合的略称)为代表的农协发挥其优势增加农民收入,缓和地区间农民经济差距的经验,给予中国诸多启示。

日本海外日语教育策略及其启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进入高度增长期,随之日本企业转移到海外,需要大量当地劳动力,一度兴起日语热。针对大量海外日语学习者,日本政府制定策略,日本企业予以资助,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设立在海外的各个分支机构,有条不紊地展开海外日语教育,派遣教师,编写教材,设置各种日语等级考试等,为海外日资企业储备人才,扩大了日本文化影响。我们从中得到启示,面对国外5 000万汉语学习者,国家汉办可在国外设立孔子学院研究中心,派我国专家针对当地语言编写汉语教材,研究教学理论,针对汉语学习者的目的开发汉语水平考试种类等,完善对外汉语教学,达到与国外文化交流的目的。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宝卷研究

在郑振铎先生发表《佛曲叙录》之后,日本开始重视中国宝卷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东亚研究所在侵华期间派遣大量的人员到中国进行文献搜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收藏的44种中国宝卷就是该研究所的搜集。这44种宝卷为海内外的宝卷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传统文化中的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对维护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增强文化认同感和凝聚力有着重要的意义。重审这些特殊时期流失在海外的文化遗产,对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能力,提高国家话语权,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一些思考和启迪。

18世纪中国文学对日传播实证研究

18世纪的日本实行锁国政策和贸易限制,中国文学对日传播途径简单,但传播内容繁多,传播效果深远。从传播途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受众四个方面考察18世纪中国小说、诗话和戏曲对日传播的基本情况,评价中国文学对日传播的效果和影响,包括在日本引起的汉籍收藏现象,总结了18世纪中国文学对日传播的特点和启示意义。

中国茶文化早期在日本传播的路径与启示

中唐时期中国茶文化经由日本遣唐僧和遣唐使之手传入日本,并且得到了嵯峨天皇的大力支持,终于扎根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中国茶文化早期在日本的传播主要是通过三条路径,即茶文化典籍的外译、日本僧侣的推崇、中国茶诗的传入与日本茶诗的创作。中国茶文化通过这三条路径的成功传播,启示当今中国茶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应注重茶文化精品的外译与宣传、加大政府对茶产业的支持力度以及运用当下与时俱进的传播媒介。

日本“工业4.0”与职业教育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德国推出"工业4.0"概念后,拉开了全球"第四次工业革命"竞赛的序曲,世界各国纷纷提出本国的"工业4.0"发展目标。通过日本"工业4.0"与职业教育之间的关系,探究日本专门大学、产学官、IOT等产教结合方式,以此为我国职业教育和"中国制造2025"提供借鉴。

救亡与启蒙的二重奏——以留日学生刊物《浙江潮》为个案的考察

20世纪初,留日学生心系民族危亡、祖国命运,他们怀着爱国主义激情, 努力输入异域文明,介绍新知识、新理论、新学术于国人,自觉承担“过渡时代所必负之责任”。可以说,在留学日本这个大舞台上,留学生们演奏的是一曲威武雄壮的救亡与启蒙的二重奏。从根本上说,这一基调,是20世纪初中国的社会现实向关心祖国前途、民族命运的海外学子所提出的紧迫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