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案件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实证研究--以贪污贿赂和渎职犯罪为视角

通过对136份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监察案件刑事裁判文书分析后发现,申请人申请排除的主要是被调查人供述,申请排除被调查人供述的主要原因是被刑讯逼供或采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取证,审判机关在监察案件中对“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认定总体上比较严苛,决定排除非法证据的比例较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监察案件中的适用,存在着非法证据认定标准被不当提升、非法证据排除调查程序启动困难、非法证据排除的庭审程序流于形式等问题。为确保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监察案件中的有效适用,应当继续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完善监察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并合理设定辩方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要求的内涵。

论非法电子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路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诉讼中至关重要的证据规则之一,在司法中的适用直接关系到诉讼程序及诉讼结果的公正性。电子证据作为法定证据类型,应当属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然而,目前我国非法电子证据排除存在缺少明确法律规定、缺少非法电子证据认定及排除标准、电子证据合法性审查效果欠佳等问题。为解决以上问题,进一步完善非法电子证据排除规则,需要以立法形式将电子证据纳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范围,针对不同类型的电子证据设置不同的排除标准,并发布指导性案例以引导刑事司法实践。

论非法电子数据之排除--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视角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合法性欠缺的电子数据难以被排除,其根源在于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对于非法电子数据的排除采取一种非常保守的态度,电子数据很难构成“非法证据”,一般只构成“瑕疵证据”并适用裁量排除。对电子数据的获取,司法解释未区分任意侦查与强制侦查,且有以技术手段模糊强制措施的不良倾向,这导致了排除的困难。电子数据不应成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应参照实物证据设置两个层次的证据排除。对于严重违反程序以及侵犯基本权利所获取的电子数据,不允许补正和合理解释,应予以绝对排除;对于违反一般程序和技术规范所获取的瑕疵电子数据,应当适用裁量排除,并分别建立文书审查和技术审查这两种不同的裁量方式。

诉讼文化视角下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虚置化的思考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面临着程序启动困难、公诉机关选择性宣读证据、排除标准界定模糊、法院不愿否认通过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效力等阻碍。立足本土诉讼文化视角可发现,职权主义诉讼以发现真相、惩罚犯罪为最高价值目标,难以唤起司法工作人员和普罗大众对程序正义的关注。传统的司法理念与流水线的诉讼构造,导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本土化落实举步维艰。因而,有必要从界限明确、实践完善、文化适应等三个面向,纾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虚置化隐忧。

审判阶段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实证考察

从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半年多的情况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行有成功之处,如排除了一定数量的非法证据、庭前会议中检察机关主动撤回争议证据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行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如一定数量的法官对规则认知不足、部分法官对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有畏难和抵触情绪以及部分案件的审理存在不规范的情况等。通过调研,还发现了两大深层次问题,即法院公正司法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待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的落实有诸多障碍,因而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论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未来--以内部结构和运行环境为切入点

中国学者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系统研究和本土化改造,推动了该规则在中国的初步确立。然而当前司法实践中的诸多案例表明,这种本土化努力的结晶不仅受到了该规则内部结构问题的困扰,更为严重的是诸多外部运行环境因素的限制致使规则的实施效果不尽人意。新《刑事诉讼法》和新《刑事诉讼法解释》虽然修正了该规则的部分内部结构问题,但未来如果不对司法证明模式、司法体制和社会民众理念等外部运行环境因素进行相应地改革,那么舶来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将很难在中国生根发芽。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举证责任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举证责任制度的缺位已成为阻碍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的关键性障碍之一。本文在考察不同国家和地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举证责任的立法及其原因的基础上 ,主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证明责任应由控方承担 ,并提出了若干完善我国侦查取证程序的建议 ,这对于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举证责任制度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与实效——兼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进路

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从司法解释上升为立法规范并不能自动解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效性问题。而且,通过分析2013年做出的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请求的判决书,我们发现,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将非法证据排除与供述的真实性问题捆绑在一起,不愿意仅仅因为取证手段违法而排除证据。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至少有两点:在司法体制方面,法院因缺乏独立性而无力承担督导侦查违法的重任;在立法方面,立法用语的弹性以及回溯性证明的难度,致使排除规则过分依赖法院的自由裁量。因此,为了保证排除规则的实效性,我们建议通过以下技术化改造,增强排除规则适用的确定性:将直接面向事实的事后制裁规则转变为一种面向程序的事前预防规则。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本土化构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产生之日起就倍受争议,但由于它具有重要的价值,因而在许多国家和国际条约中得到确认。在我国全面确立这一规则存在一些现实困难,所以应结合国情,确立对非法言词证据绝对排除的原则,对非法实物证据采取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立场。

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最新发展

《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细化、扩充了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初步确立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对重大程序性违法获取的供述如何处理予以明确。与此同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对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问题予以完善,一些规定具有突破意义。《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是实体性规则存在不足,对一些争议问题没有规定,一些规定仍然较为模糊,实践中可能会存在争议。《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的修订是有必要的,具有重要意义。未来修订规则时,应当反思规则修订的具体方法。

跨境取证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

随着跨境刑事案件的不断增多,为了有效惩罚犯罪,一国或法域的部分刑事取证活动必须在另一国家或法域进行,本国法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域外效力问题日渐凸显。传统观点认为,域外取证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之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适用于执法者在域外进行的刑事取证活动。这一观点忽略了本国法律适用的整体性和涉外刑事审判的公正性问题。应当以公正审判为基础,承认在一定情形下,我国刑事诉讼法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域外效力。

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想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预防违法、保障人权、确保司法公正的作用,但目前我国立法尚未确立该规则,只在一些法律解释中有所涉及,因此,在我国有必要完善该规则。如何完善?在排除模式上,宜选择排除加例外的模式;在完善措施上,应从观念更新、立法完善并建立相关配套制度予以保障等几方面着手。

两大法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比较研究

排除非法证据是保障被告人人权,维护司法公正的一项重要原则。由于法律文化传统的不同以及特定时期控制犯罪与保护人权的需要,不同法系之间以及同一法系不同国家之间有关这一问题的诉讼理论和具体对策往往存在着许多差异。对两大法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历史及有关法律规定进行了比较和研究,目的在于为确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供借鉴。

我国证据裁量排除模式的基本构造

我国证据裁量排除模式呈现出"行为—基准—例外"的基本构造。取证行为不符合法定程序应指不符合法律设定的取证程序,在法律条文文意和目的射程范围内的制定规则也应是法定程序的组成部分。在判定行为具有违法性后应进入第二层的基准判断,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是立法设定的宏观裁量基准,对其判断宜综合考量以下微观基准:违反程序的情节和频率,违反程序的后果,违反程序时的主观意图,违反程序与取得证据之间的因果联系,违法行为所侵犯的权益种类和轻重,证据的价值。依照裁量基准应当排除非法证据的,检控方可主张存在排除例外。补正与合理解释不是证据排除规则的裁量基准,而是需要主张者进行证明的排除规则的例外。我国裁量排除可遵循三步判断模式:先进行违法行为主观方面的判断,再进行违法行为客观方面的判断,最后权衡追诉利益和预防将来违法取证之效果,决定是否排除系争证据。

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证据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来受到学界和实务界的高度重视。然而我国立法、司法的相关规定还不是很完善,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在价值权衡的基础上,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理论及实践尤为迫切和必要。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理意涵

立足于审判为中心的主体立场看问题,合法性是证据的必要属性,非法证据不是证据,区分证据概念和证据资格、证据的证明力和证据的证明能力,是一种理论上似是而非实践上有害的做法。合法性相对于证据相关性和真实性的优位,体现了人类社会生活秩序作为人伦秩序的伦理性要求。合法性优位是案件事实裁判中证据认定操作的基本要求,其制度设定和操作的适度,则不仅体现程序正义,也不必然背离证据的相关性和真实性要求而有悖于实事求是原则和实体正义。如此释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理意涵,就使得该规则对于中国司法的发展具有了确然的意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新规定的功能期待及其实现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承载着人们对弥补刑事诉讼法规范的缺陷、提高刑事案件的办理质量、保障刑事案件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等的功能期待。该规定的出台不仅标志着我国刑事案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初步形成,还促进了刑事司法的公众认同。然而,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预期功能的实现既有赖于我国社会治理机制的根本转变,即实现以安全维护价值为取向的社会治理机制向以权利保障价值为取向的社会治理机制转换,也有赖于在制度上切实保障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能够独立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

论违法证据排除法则在我国的适用

本文提出了应在我国初步确立违法证据排除法则。作者认为，确定排除法则不仅是我国实事求是证据制度、刑诉法公正与效率价值取向和证据合法性的刑诉理论的要求，也是我国宪法的必然要求。它可以弥补现行刑诉法有关违法搜查、扣押获取证据的否定性法律后果规定之空白，有利于维护刑诉法的尊严。文章还探讨了违法搜查、扣押获取证据的各种否定性法律后果。

价值平衡:基于公民宪法性权利保护视域下的非法证据排除

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任务,由于我国长期以来"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观念,导致刑事诉讼进程中对于公民合法权利的保护缺乏足够认识。随着新刑诉法的修改实施,尊重和保障人权得以凸显,其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为最突出的体现,其目的旨在保证侦查取证手段的开展以公民宪法性权利不受侵犯为前提,从而实现限制权力恣意、保障人权的最优价值平衡。因此,非法证据排除应基于公民宪法权利保护的视角重新审视,进一步明确界定其内涵、判断标准及价值目标,并在此基础之上完善相关配套措施与程序构架,从而为这一舶来品探寻出一条符合我国当前国情的"本土化"发展路径。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下我国侦查工作面临的挑战及我们的对策

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修改通过的刑事诉讼法标志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确立。该规则使侦查机关的侦查模式、侦查成本、侦查讯问及侦查人员的人权保护意识、取证理念等面临多重挑战。为此,要加强对侦查人员人权保护意识、诉讼意识等培训;切实转变侦查办案模式;建立非法证据防范机制;加强侦查投入,提高侦查取证技术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