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与家庭债务: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微观证据

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微观角度探讨家庭人口结构对家庭借贷需求及其债务规模的影响。结果显示:(1)老年人口抚养比与家庭借贷需求正相关,即老年人口抚养比的上升将促进家庭债务的累积。(2)少儿人口抚养比与家庭借贷需求负相关,少儿人口的增加反而将抑制家庭借贷市场的发展。(3)小型化的家庭更趋于借贷。(4)人口结构的变动主要借助收入分配这一机制作用于家庭借贷需求。

社会网络与教育代际流动——基于CFPS的实证分析

保障教育机会公平是提高社会流动性,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20年数据,从社会网络规模和强度两个维度综合测度社会网络,研究社会网络对教育代际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网络显著促进了教育代际流动,且该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高人力资本家庭及女性子代群体中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降低父亲学历较低家庭受信贷约束的概率,以及提高此类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是社会网络改善教育代际流动性水平的重要机制。因此,建议进一步发挥非正式制度在改善代际流动性方面的作用,营造更加平等的教育环境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数字经济对消费升级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消费升级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基于CFPS数据讨论了数字经济和消费升级二者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有利于家庭消费升级;中西部地区、城镇地区和低收入家庭,数字经济对消费升级的推动作用更大;数字经济可通过增收效应和创新效应推动消费升级;在数字经济推动消费升级的过程中,居民受教育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可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最后针对研究结论,从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提升政府数字化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理念与实践

为了让研究者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有更多了解,本文从四个方面介绍其背景和特色。在设计理念上,CFPS以个人和家庭为研究主体,以多层次问卷和跟踪性调查为研究视角,充分考虑了社会现象的异质性、复杂性和时间性;在调查实施上,CFPS采用城乡一体的多阶段、内隐分层和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抽样方法保证样本的代表性,借助先进的调查技术提高访问质量,设计了兼顾研究需要和可操作性的追访原则;在问卷内容上,CFPS不仅涵盖内容广,而且在整合城乡问卷,收集家庭关系、人口流动、事件史、认知能力和少儿发展等相关数据上也均有长处;在数据上,本文以经济不平等、婚姻变迁、认知能力三个方面的数据研究为例,展示了CFPS的追踪设计和特色内容为社会科学研究带来的潜力。

守望如何相助——中国家庭互助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日渐完善的背景下,家庭间的互助行为正悄然发生变化。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和对中国家庭互助行为的存续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表明,家庭互助行为在当前依然广泛而深刻地存在;家庭的社会网络规模越大,与亲友联结越深,家族文化越深厚,家庭互助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社会救助收入、家庭负债情况与家庭互助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家庭收入、家庭政治资本、养老保险收入及社会捐赠支出等与家庭互助支出形成正向关系。另外,新组建的年轻家庭及老年家庭较其他类型家庭更有可能获得来自家庭网络内部的接济。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共同遭遇自然灾害时,即使是联系紧密的家庭之间,也可能因个体家庭的"自身难保"而使得原有的"互助格局"濒临瓦解,它进一步凸显了社会保障在灾害风险化解方面的重要性。在与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互动中,传统的家庭互助发挥着重要的经济保障和福利提升的作用,公共政策应给予保护和支持。

如何在社会调查中更好地测量中国人的宗教信仰?

由于西方社会排他性强的聚会性宗教占主导地位,而中国排他性弱的混合宗教更为兴盛,故中国的社会调查运用宗派本位的西方宗教测量工具会遇到遗漏或错分信仰群体等问题。对此,本文从信仰归属、宗教实践、宗教组织成员资格三个维度及这三个维度之间的逻辑关系上提出中西宗教之差别对问卷调查的影响。通过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中尝试神灵本位的信仰测量方案,以及将其分别与该调查前后两轮追踪调查的问卷设计和数据相比较,本文检验及展现了既有测量工具在采集中国人宗教信仰数据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宗教信仰社会测量的建议。

中国民众的医疗获得感及其影响因素

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年的调查数据,利用广义多层线性模型,从个体层面的客观获得、主观感知与群体层面的客观获得,探究中国民众的医疗获得感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个体层面,就医机构类型、医疗支出、医疗成效以及主观感知中的医患信任、主观社会地位对医疗获得感均有正向预测的作用,且个体层面的客观获得能够带来医疗获得感;省级层面的优质医疗资源的丰富性可带来医疗获得感的提升,但整体医疗投入对民众获得感的作用并不显著。

财富异质性视角下房价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选用2016年、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有房家庭进行匹配,构造两期面板数据模型,从微观层面就房价上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并从异质性视角探讨房屋资产的财富效应。结果表明,房价对有房家庭消费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即房屋的财富效应存在。在消费结构异质性方面,房价上涨显著促进家庭衣着类、居住类和医疗保健类消费的增长,而对其他类别的消费影响不明显。在家庭异质性方面,房屋的财富效应在东部地区家庭、城镇家庭、未婚家庭、无老人家庭和房屋资产占总资产中低比例家庭表现得更加明显。

“互联网+”驱动下数字经济的增收效应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立足于数字经济深刻影响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事实,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研究"互联网+"驱动下数字经济的增收效应。研究表明,"互联网+"驱动下的数字经济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该结论在运用Heckman模型、处理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等实证策略纠正潜在内生性问题及通过一系列检验后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城市家庭,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家庭的增收效果更显著;中间收入阶层是数字经济的最大受益者,对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影响相对较小。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互联网+"驱动下的数字经济通过提升互联网作为信息渠道的重要程度进而增加收入的渠道显著存在。门槛回归分析表明,随着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对家庭收入的正向作用呈现出先降后升的U型特征;现阶段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增收效应大于数字产业化的增收效应。因此,应加强现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充分发挥"互联网+"驱动下数字经济的增收作用。

医疗保险对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基于CFPS四期数据

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2014、2016和2018年的四期数据对相对贫困的医疗保险缓解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证实,医疗保险能有效缓解居民的相对贫困。在设定家庭人均收入中位数的40%、50%和60%三条相对贫困线下,参加医疗保险能使居民陷入相对贫困的概率分别下降3.9%、4.6%和4.8%。医疗保险缓解相对贫困效应呈异质性特征,东部地区弱于中、西部地区,农村强于城市,中老年群体强于青年群体。机制分析发现,居民通过参加医疗保险来改善健康状况、增加非医疗消费支出,从而降低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而居民良好的受教育状况能进一步强化医疗保险对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为充分发挥医疗保险缓解居民相对贫困的效应,须进一步加大公共财政对医疗保险的支持力度,加快实施医疗保险基金全国统筹机制,积极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和医疗保险制度“适老化”改革。

子代教育、社会网络与收入代际流动性

社会阶层分化背景下,收入代际良性流动能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采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讨子代教育和社会网络对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影响。结果显示:子代教育和社会网络均能促进收入代际向上流动,前者作用较后者更大,二者交互变量的影响显著为正。进一步研究发现:提升子代受教育水平是城乡居民、东西部地区及中低收入家庭实现收入代际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而社会网络对农村、中部地区及中等收入家庭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面向教育和社会网络,城乡居民应结合地域及自身资源,充分借力教育促进子女实现收入代际向上流动;中部地区和高收入群体要提升子代教育质量,提高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彰显度;低收入家庭亟需迈向中等收入群体,继而融合教育和社会网络力量以达到收入代际跃迁。

数字金融双重属性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基于多维减贫视角

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双重背景下,充分发挥数字金融的减贫作用是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工作重点。论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的面板数据,借鉴A-F方法构建多维贫困状态指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农村家庭多维贫困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发展显著减少了农村家庭陷入多维贫困状态的概率,促进了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机制分析发现,缓解信贷约束和信息约束是其重要渠道,数字金融兼具数字普惠和金融普惠的双重属性。进一步而言,从地区宏观禀赋看,数字金融在传统金融可及性较低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状况较好的地区多维减贫效应更明显;从家庭微观禀赋看,数字金融的多维减贫效应在户主较年轻和户主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中更明显。论文的政策启示是: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应积极推进数字金融发展,更好发挥其对农村家庭的多维减贫效应,同时重点关注传统金融可及性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较薄弱地区,加强对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和低学历群体的培训教育,增强数字金融普惠深度。

家庭代际关系是否影响家庭储蓄率?——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

高储蓄率是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被称为"中国储蓄率之谜"。为了进一步研究影响家庭储蓄率的相关因素,研究将视角聚焦到家庭个体层面,利用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分析家庭代际关系与家庭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父母视角下的家庭代际关系对家庭储蓄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与孩子的关系越好,越有可能增加孩子的经常性支出,从而影响储蓄率。从成年子女的角度来看,家庭关系与家庭储蓄率的关系并不显著,即无论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如何,都不会影响当前的家庭支出。

生计资本视角下农户生计策略变动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FPS四期追踪数据

农户的生计策略在乡村振兴进程中正在和即将发生变化。只有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变化做出正确的判断,才能够有效引导农户生计行为,破除乡村建设行动的各种阻力。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利用CFPS四期追踪数据,运用转移概率矩阵和Logit回归模型,分析农户生计策略变动及其影响因素,并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验证稳健性。结果表明,不同生计策略农户的生计资本结构存在差异,无论何种生计策略的农户,人力资本在5种资本中都最大。短期内多数农户选择维持原有生计策略,动态调整过程较慢,有土地转入的农户更倾向于选择非务工型生计策略。社会资本对农户趋务工型策略变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受教育年限和健康对生计策略变动具有正向影响。与东部地区农户相比,中西部地区农户更倾向于选择务工型生计策略。因此,应加大农村产业多样化的投入力度,促进农户策略转变速度;鼓励农民参与土地流转;建立健全农户参与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推动农户社会资本积累;扩大对农村教育与医疗的投入力度。

当代中国宗教状况报告--基于CFPS(2012)调查数据

本报告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对我国当代宗教状况进行了描述。调查发现,我国只有10%的人自认为有宗教信仰。在这些人中,女性、中老年人、受教育水平低的被访者比例偏高;宗教信仰与收入之间不存在相关,但当人们的客观收入相当时,有宗教信仰的人对自身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主观评价更高,这意味着宗教信仰有助于增加人们对现状的满足感。佛教仍然是我国最有影响力的宗教,6.75%的被访者自认为信仰佛教,几乎是其他所有宗教信徒总和的两倍;另外,相较于基督徒,佛教信仰者的年轻人和高学历者比例更高,而文盲和半文盲的比例更低。数据显示,1.9%的人信仰基督教,据此推算,我国大概有2600万左右的基督徒,从信徒规模来看,基督教已成为汉人地区第二大宗教;在局部地区基督徒的绝对数量已经超过佛教徒,所以我们判断基督教在我国已形成"全国存在、局部聚居"的格局。男外,从信徒的组织化程度、信徒参与宗教活动的频率以及信徒对宗教信仰重要性的主观评价这三个指标来看,基督教甚至已经超过佛教。

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城镇化对未来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

文章在定量测度中国城乡居民年龄别消费模式的基础上,模拟分析未来人口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量化人口老龄化与城镇化的贡献率。研究发现,中国居民消费模式总体上呈现出比较显著的年龄特征,且各年龄段不同消费类别的城乡差异明显。假设城乡居民年龄别消费结构保持不变,2010~2050年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居民消费在总量层面上影响不大;在消费结构层面对不同消费类别的影响差异明显,其中对医疗保健类消费的促进作用最大;人口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消费规模的扩张。在人口变动、经济增长的不同模拟情景下,人口规模对未来中国居民消费变动的影响均远小于人口结构的影响,且人口老龄化与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的贡献率具有相对稳定性。

民族地区数字生活提升家庭幸福感了吗?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经济在赋能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数字生活也成为居民新的生活方式。那么数字生活是否提高了家庭幸福感呢?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民族地区数字生活与家庭幸福感的关系和影响机制。实证结果显示,数字生活能够显著提升民族地区家庭的幸福感。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生活不仅提高了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也丰富了家庭的精神生活,进而提升幸福感。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生活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对农业户口、信贷可得性低、使用互联网频率低的家庭效果更好。本文的政策启示是,加快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家庭数字生活水平,推进数字中国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社会调查研究的档案学意义及思考——以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为分析对象

文章基于笔者参与社会调查项目样本访问的实践经历,以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为分析对象,通过后期文献研究、学科调研,从档案来源、史志资料收集的手段、司法实践中的证据体现等角度,阐述社会调查研究的档案学意义,分析档案学与社会学、统计学等学科在跨学科领域上的密切关系,并从中获取重视实证研究、给社会建档等方面的有益启示。

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下中国成人超重肥胖情况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研究

论文基于中国25个省份内635个社区的29586个成年居民2010-2016年的纵向追踪调查数据,分别利用非线性发展模型和多层Logistic回归模型,阐释中国居民超重肥胖情况的变化趋势,同时探究其在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下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以身体质量指数衡量的中国成人超重肥胖发生风险逐年增加,其中女性、年龄、有配偶人群、日均锻炼时长负向作用于成人身体质量指数增长速率;②中国成人超重肥胖差异具有多层级性,个体层面社会经济属性、饮食习惯和行为方式,社区层面建成环境和自然环境,省域层面城市化水平,均能影响成人超重肥胖发生;③不同层级间超重肥胖影响因子具有交互作用关系,环境能通过影响个体心理状态及行为选择对个体健康结果的作用,间接作用于居民超重肥胖结果。研究结果旨在帮助中国成人居民达到更好的健康状态,以及为相关政府部门制定促进人口健康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Does Population Aging Hinder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Evidence from China

There is no consensus on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aging on education investment.To explore this question,we first build an overlapping generations(OLG)model to theoretically analyze the effect of population aging on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in China,and then test our theory by conducting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micro household data.We find the following.(1)Theoretically,the OLG model shows that population aging has a crowding-out effect on education investment.(2)Empirically,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hare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expenditures decreases by 5.27 percentage points as the ratio of old people in the household increases by 100 percentage points,which confirms the crowding-out effect of population aging on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3)The crowding-out effect is far more intense on urban households than on rural households since health care expenditures will be greater in urban areas as population aging increases.(4)A quantile regression indicates that the negative effect of population aging on the share of educational expenditure is concentrated in households with higher shares of education expenditures.We confirm the robustness of our results using regional fixed effect and instrumental variable(Ⅳ)regress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