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官修方书探讨宋代香佩疗法特点

宋代为方剂学和香文化皆蓬勃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香佩疗法在当时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梳理宋代三大官修方书中的香佩方剂发现,宋时香佩疗法用药多样,除了常用矿物药和骨类药之外,本土香药与外来香药皆有大量使用;用法灵活,有膏、丹、丸、散等多种剂型,可佩戴于头、手、颈、胸等身体各部位,但总体以丸剂佩于上肢者为多;用途广泛,以辟疫驱邪治疗传染性疾病为主,内外妇儿各科杂症也有涉及,为后世香佩疗法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元朝治滇实践

元朝统治云南的一个多世纪里,通过发展农业、兴办儒学、建立驿传、实行民族安抚政策等方式积极开展对云南的边疆治理。这些举措的实施不仅使“云南之人由是益富庶”,还推动了云南与内地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进而促进了自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因此,梳理总结元朝在云南边疆治理的举措,对今天加强边疆建设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中医学史上的学派争鸣——以金元“王道”与“霸道”为例

中医发展历史中,出现了繁多的学派.至金元时代,医学学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金元四大家.而四大家又因思想不同而分为"霸道"与"王道",分析这两个派别的异同,探讨医学派别之争对医学发展的有益启示.

关于《大元本草》的史料

史书中提到过有《大元本草》一书，但具体情况一无所知。新近发现的元末丞相许有壬所写《大元本草序》记载了有关这部书的一些珍贵资料。由序文得知元代编写了两部《大元本草》：一部编于元初，但未完成；一部为元末大夫朱辕编撰，书稿上是太医院，后不知所终。许序即为朱书而作，序中提到了朱书的结构和一些特点。

航海贸易与“中国根”——菝葜类中草药在欧洲的传播和重定义

俗称“中国根”的一类中草药在16世纪介绍到欧洲,市场需求维持约二百年。为了认识这些草药的来源植物、外销原因及在欧洲古典医学中的应用,本文从记载有中国根的4种16世纪欧洲古籍的成书背景和刊行源流出发,介绍了它们在传布药物知识方面的有效作用;结合同时期引入欧洲的其他治疗梅毒的植物药的情况以及当时的疾病流行背景和医学实践,分析了中国根进入和逐渐退出欧洲药材市场的原因;基于欧洲古籍出现的中国根图像、中国本草记载和中国国内中医学、生物学的有关研究成果,讨论了“中国根”来源植物的种属;根据欧洲医生对中国根用法的多处具体描述和同时期中国医籍的记载,对比了16世纪的中西医生对同一疾病和同一类药物认识上的相通点与相异之处,解释此种医治新发疾病的外来新药物是如何在盖仑医学体液论的旧有理论框架中得到定义。结论认为:中国根是菝葜族若干植物和其他一些外观形态及药理作用相似的药用植物的统称;它们因梅毒的流行而进入欧洲药材市场,其间最主要的原因当是该类药物发汗利尿的显著作用,但另一因素也同等重要,即东半球的产地和低廉售价使得它们成为葡萄牙商人的理想选择。它们在欧洲取代了售价昂贵的愈创木,承袭了前者在盖仑医学体系中的使用方式。尽管医学理论迥然不同,中西医生为中国根找到的用途大致相似。中国根进入和退出欧洲药材市场更多是由商业利益而非医学考虑决定的。它在欧洲医生手中得到采用和重新定义的过程,代表了药物及其知识的流通在航海贸易时代出现的全新方式。

对中医火神派理论基础的探究

目的:火神派是指以清末名医郑钦安为开山宗师,理论上推崇阳气,擅用附子著称的一个医学流派,学术特色十分鲜明,临床效果卓著。但它的理论基础却很少有人阐释清楚过,现在有些观点如"阳主阴从,人身以火立极","正气即是阳气,阳气是生命活动的根本支配阴血精液运行"等等说法可以作为理论支持,但是仅仅这些还不足以成为一学派的理论基础,本文将探究火神派的理论基础。方法:主要从中医历史各知名大派的理论来源,本草纲目对附子特别着重的记载和类比法分析火神派代表方剂三大方面来探究火神派的理论基础。结论:为探究火神派的理论基础提供了一个新的认识角度。

《汉语大词典》失收元曲词语考释

元曲的口语化程度非常高,是研究近代汉语词汇的绝好语料。本文考释元曲中"得命无毛"、"填注"、"细车儿"、"冲渎"、"干盐"、"共话"、"自跌自推"、"杀取"、"生发"、"交别"、"料敌"等11个词语,可补《汉语大词典》的不足。

基于文献的袁久荣系统中药学学术思想研究

运用文献研究方法,系统分析了袁久荣教授从事中药事业近60年的学术档案文献,发现系统科学思想和多学科协同创新思想始终贯穿于他所从事的科研、教学、管理和学科建设领域,从而形成了系统中药学学术思想,产生了系列创新性理论与技术成果,转化应用于实践,对于中药学术研究、保障用药安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中医药事业发展和中药现代化进程。

论元代蒙汉文化融合及其对元人文学创作的影响

元代是蒙古入主中原并实现大一统的特殊时代,其时蒙汉之间在文化上存在广泛而深入的融合,具体表现在天文地理、政治制度、礼乐习俗、文化教育、语言文字等诸多方面。从地域上看,元代蒙汉之间的文化融合整体上呈现出由北向南逐步发展的趋势,以及南北之间的不平衡。元代蒙汉文化融合熔铸了元代各民族士人的共同心血,同时,方外人士在蒙汉文化融合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文人自觉弘扬的“中州元气”,最终成为大元王朝施政的文化纲领,渐次化作那个特殊时代各民族共同的文化思想。可见,元代蒙汉以及各民族的融合体现了胜过刀枪剑戟的中华文化的强大聚合力。同时,蒙汉文化上的融合对元人文学创作以及其中所蕴“大元气象”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从黄元御对李时珍的批判看中药对中医义理的依赖

李时珍对本草学的贡献及其在本草学中地位是不容置疑的,《本草纲目》药物收集之丰富、论述之深入、态度之审慎、文采之飞扬,都是绝无仅有的。至于医家用药或拘于地域的限制,或拘于行医科别的限制,甚至或拘于知识层面的限制,用药种类没有本草著作收集的药物种类丰富,这是很自然的。黄元御简单批评《本草纲目》收集药物的丰富是偏颇的。但是《本草纲目》确实如黄元御批评的,收集的药物数量过于驳杂,另外其中一部分药物、药方没有同中医理论很好地结合,这是该书不尽完善的地方。《本草纲目》搜集到的一部分药物、药方没有同中医理论很好地结合,作者的工作还停留在纯粹搜集事实的阶段。如果这些药物不能纳入到中医的理论系统中,就仅仅是个民间药物;如果这些药方不能纳入到中医的理论系统中,就仅仅是个民间偏方、验方。

“大一统”国家治理视阈下的元朝土司制度

从四个方面对元朝治理土司地区理路作了系统梳理,认为元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实现“大一统”,兼用金代文化与中原“汉法”,将地方社会管控与“大一统”体制紧密结合,在民族地区实行因俗而治的土司制度。该制度推动国家权力从内地不断向边疆延伸,使土司地区的社会秩序变得日益稳定。元朝土司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深刻影响了土司地区社会生产、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土司社会变迁,而且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

中医“金元四大家”的建构与不同历史书写

将刘完素、张从正、李杲和朱震亨并称为“金元四大家”,这种界定与元末明初儒士宋濂密切相关,但宋濂本人对金元四大家的认识并不固定,在其为不同医家撰写序文时呈现出不同的界定。同时期或后世的不同医家和儒者对金元四大家的界定也常有争议。“金元四大家”问题的提出,是在宋元以来中医儒学化的大背景下,儒士与医者重新梳理中医传承脉络,进而确认自身脉络坐标和传承正统性的需要。金元四大家的界定,与儒者对于医者的选择性褒扬,以及不同医家对于医学传承正统性脉络的不同认识相关,并不完全是医术的考量。

近二十年汉唐药物学史研究述评

药物学史在中国医药史中尚处于边缘化地位,研究也呈内史有余而外史不足的态势,进入21世纪后此类情况有所改观。从近二十年来汉唐药物学史的相关研究来看,学界对出土医药简帛中药物、药方的社会文化解读趋向明显。药物学史的社会文化研究领域趋多且向纵深跃进。在此基础上,中国古代药物学史研究应结合当前医疗社会史的研究趋势,进一步扩展史料来源,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交叉学科视野重新考察汉唐乃至中国古代药物、药方以及医药文献,使中药成为管窥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结构变化的重要媒介和载体。

金元时期影响药物剂量因素分析

本研究通过对金元时期的医学著作的研究,探讨当时医家对药物剂量使用大小的看法,指出金元时期医家在药物的配伍使用、发病季节和地域方面发展了药物使用剂量理论。

宋徽宗对中医学的贡献

目的:探讨宋徽宗对中医学的贡献。方法:通过查阅古籍,归纳、分析宋徽宗年间中医药发展状况。结果:北宋初年,中央医官承袭唐制,设翰林医官院,掌管卫生行政。设立了官药局,是官方经营的药业机构。庆历年间设太医局,专掌医学教育。校订《证类本草》,编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圣济总录》而且宋徽宗还亲自撰写《圣济经》。结论:宋徽宗改革医官制度,兴办官药局,完善国家慈善制度,重视医学教育,主持修订并亲自编撰医书,对中医药的发展有着重大的贡献。

明末“以人补人”用药风气兴衰的研究

明嘉靖至万历年间 ,社会上出现了影响较大的“以人补人”用药风气。这股用药风气由始而盛、而衰经历了兴起、盛极、衰败的过程 ,最终出现分化、消亡。其中关于中红铅、蟠桃酒的炼制过程 ,充满了对于女性的摧残 ,在当时就引起了争论 ,医学界出现了针锋相对的两派意见。研究表明 ,“以人补人”用药风气是方士邪术掀起的用药史上的逆流。其影响超出了医学的范围 ,但在医学范围内所占的地位不高。

基于《玉楸药解》探析黄元御治疗郁证三法

《玉楸药解》为清代医家黄元御所著的中药学专著,与《长沙药解》相辅相成,该书共载药物291种,书中收录张仲景未用之药,详加批注。该书对于郁证治法有独到见解,总结有三:开郁、破郁、行郁。其中开郁药物有苍术、白豆蔻、香附、石决明;破郁药物有白檀香、槟榔、莱菔子;行郁药物有草豆蔻、缩砂仁、石菖蒲、大腹子。文章通过探析《玉楸药解》中黄元御治疗郁证治法思想,拓宽郁证用药辨证论治思路,为学者理论与临床研究提供参考内容。

洪武青花折枝花卉纹荷叶盖罐研究

首都博物馆收藏的明洪武青花折枝花卉纹盖罐1961年出土于北京地区,刚出土时被认作是元青花。1990年在景德镇市政府的基建过程中发现了明洪武时期的地层,复原了一件与首博藏品相同的洪武青花折枝花卉纹盖罐。这类盖罐呈瓜棱形,12瓣瓜棱绘画十二种花卉,通过和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花卉图案的比较,确认了其中牡丹、野菊、山茶等十一种花卉。调查发现,上海博物馆、英国不列颠博物院及日本松冈美术馆等多家博物馆中也收藏有10余件釉里红或青花折枝花卉纹盖罐,湖石折枝花的装饰样式来源于元青花。通过不同个体同类花卉的比较发现,每个盖罐的花卉种类是相同的,但同一种花卉的图样在细节上都各有差别,不完全相同。《大明会典》中提到凡烧造供用器皿,须要"定夺样制",由此可知,这个时期的官样还不是很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