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养老:内涵、特征与发展

中国式养老是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特色养老体系,既有其他人口老龄化先行国家的共性,更有基于中国国情的特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之下,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中国式养老是基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实现老年群体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的养老目标和进程,具有人民至上、家庭本位、体系完整、多元参与、层次多样、联结发展的特征。当前,中国式养老一方面在银发经济、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和智慧养老等方面蕴含诸多发展机遇,但另一方面,在养老保障和服务等方面仍面临巨大挑战。未来需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之下,从制度安排、养老保障、服务建设、产业发展、健康促进、家庭赋能和个体参与不同层面发力,促进中国式养老的高质量发展。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应对老龄化城乡倒置的挑战

纵观全球,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具有普遍性和阶段性特征。对中国而言,随着由乡入城人口的地域流动,老龄化城乡倒置格局不断演变,呈现出“农村先老、农村快老、农村更老、农村高老、农村弱老”的特征,给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带来诸多挑战。以人口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积极应对老龄化城乡倒置问题,需从建设人才队伍、提升人口素质、优化人口布局、提高老年人生产生活质量等方面着手,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推进城乡全面深度融合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内在逻辑与治理进路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背景,人口高质量发展则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人口要素的支撑。结合人口高质量发展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行动目标,在厘清二者辩证关系的基础上,需从激活老年群体价值潜力,完善终身教育体系,统筹“一老一小”服务,面向老龄社会需求优化人力资源分布等方面着手,找准共同进路,把握机遇挑战,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夯实高质量的人口要素基础,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参与数字经济对老年人数字信任的影响机制——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实证研究

中国社会的巨变改变了老年人信任形成的时空环境,因此,重塑信任不能忽视全新时空秩序下新型经济形态带来的影响。基于2021—2022年开展的实地调查数据,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运用倾向值匹配方法评估了数字经济参与对老年人数字信任的因果效应,进而揭示了老年人数字信任建构的作用路径与内在机制。研究发现:(1)相较于非因果模型的乐观估计,参与数字经济对老年人数字信任产生的实质积极效用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缩水”;(2)中介模型显示出老年人数字信任建构双通道的“此消彼长”,即“人与物”通道在数字经济参与和数字信任关系间发挥消极中介效应,而“人与人”通道在数字经济参与和数字信任关系间发挥积极效应;(3)进一步比较两个中介效应强弱,可以发现,“人与人”通道的积极效应程度显著大于“人与物”通道;(4)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参与对老年人数字信任的影响效应在不同性别、户籍与年龄的老年人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因此,重构信任需要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对破解信任困境的理论关照,并重视“人+物”双通道指向的信任构建可为路径,构建有助于老年人的数字经济融入政策体系。

超大规模人口国家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几乎不会有人否认“超大规模人口国家”视角对于理解中国问题的特殊意义。“超大规模人口国家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构成了中国学术界一个十分重要而又亟待破解的学术命题。超大规模人口不仅影响土地利用、农业技术应用以及农村人力资源配置,而且与粮食安全、农村基本经营组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及文化建设、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存有内在逻辑关系。超大规模人口对农业农村现代化既带来了各种挑战,又放大了各种机遇。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人口:问题、挑战及应对——与城市、镇的比较分析

乡村人口问题给中国式现代化带来五大挑战: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可能造成乡村产业发展劳动力资源不足,教育水平与城市的差距扩大可能导致乡村高质量发展人才短缺,男性婚姻挤压日渐突出可能引发乡村婚姻与家庭建设问题,老龄化进程加快可能加剧乡村养老困境,文化建设人才不足可能影响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应对这些挑战,可从以下方面着手:有序引导外出农民工回流、稳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提高乡村人口教育水平、盘活用好现有人才,促进乡村性别平等、提升婚姻家庭幸福感,扩大乡村养老服务供给、提升养老服务质量,动员多方资源、推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其政策启示是:中国式现代化任重道远,其短板是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探索和创新乡村的省域实践,也需要关注镇这一区域层级。

城市群建设视域下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的多维探析——基于重庆主城都市区的调查

现代化城市群建设引领区域高水平协同共建,对周边各族群众产生典型的“磁吸效应”。城市中各民族流动人口数量上升既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也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创造现实空间。文章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背景下,以重庆主城都市区为例,依据三种社区生活模式,对嵌入式社区环境、渐进式文化交流以及互助式社团生活展开深入探讨。引导城市中各族群众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不断提升城市民族工作现代化水平,实现各民族共建共治共享,在人口流动融居中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不断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基础。

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跨学科专家笔谈

2024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印发,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以“银发经济”为主题的专项政策,成为新时代推动银发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发展银发经济,创造适合老年人的多样化、个性化就业岗位”,为实现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基础性方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人口少子化、老龄化和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人口发展新形势相交织,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和增长动力转换等经济发展新要求相叠加,推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统筹人口新形势和经济新要求的时代课题,这决定了银发经济不仅涉及人口发展领域,更涉及经济发展领域,需要从跨学科视角进行全面解读。有鉴于此,《人口与经济》特别约请我国银发经济学术、政策和实践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就“实现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议题展开跨学科研讨,准确把握大力发展银发经济的环境基础和资源禀赋,科学认识银发经济的概念、特点和规模,旨在以银发经济为牵引不断深化经济领域的适老化改革,及时出台助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政策,全方位更新和扩展对银发经济的认知,探寻老龄社会下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性和全局性解决方案。

以新型城镇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自“新型城镇化”首次提出以来,概念内涵不断丰富,并逐步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如何以新型城镇化助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已成为亟待回答的时代命题。研究从4个角度分析了新型城镇化的时代内涵,即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景观城镇化,并探究了新型城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新型城镇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路径,为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要求提供了一些启示。

人口与法律: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路径

人口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至关重要的因素。超大规模人口状况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始终高度重视、认真对待的国情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将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深刻地表述为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中国特色的第一个显著特征,强调要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保持历史耐心,循序渐进,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史的进程表明,人口问题与法律发展密切相关。法律对人口状况发挥着重要的调控功能,并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深刻影响着以人口状况为基础的社会发展及其现代化的进程。新时代新征程,在法治轨道上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发展准则,把握人的现代化这一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脉络,探寻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方式,重塑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法治格局,进而为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确立可行的法治路径。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景象与支撑、约束与破解

不同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人口规模巨大的前提下,通过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需要以自主、庞大、完整的产业体系,完善的城市体系,完备的基础设施体系,健全的公共服务体系以及人口高质量发展作为支撑。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不仅会面临人口规模巨大和生育率过低带来的种种挑战,同时还会受到资源和能源存量不足、生态环境承载力有限等方面的制约。对此,要大力推进人口的高质量发展,提高资源利用率、保障能源供给,加强污染防治、提升生态环境承载力,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营造友好国际环境。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内涵、挑战与对策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一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努力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具有深刻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实践与时代变革。巨大的人口规模一方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巨大的国内市场等优势,但另一方面也使其面临着资源环境压力大、人口总的素质较低、人口老龄化、人口少子化、数字化时代发展矛盾问题多等挑战。面对挑战,需要坚持贯彻系统观念,全面提升人口总体素质,大力推动老年产业发展,积极构建生育政策支持体系,同时通过政策、教育等方式科学引导巨大规模人口全面融入数字化时代,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打造合理有效的人口条件。

构建人口发展支持与服务新格局的新思考

健全人口发展支持与服务体系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当前我国人口迎来负增长叠加少子老龄化的重要转折,面临重要战略机遇期。研究提出要客观看待人口发展新常态,从人口问题的发展与安全属性、市场动能潜力、社会治理抓手等角度创新认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作用。着力构建有为政府、做强有效市场、培育友好社会,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实现。

民族地区中国式现代化:现实基础、核心理念与实践进路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是符合中国国情和人民意愿的现代化道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有利于进一步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民族地区的发展特点与现状,把握民族地区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在共同繁荣发展中加快民族地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步伐,不断凝心聚力、奋发进取,进而在中国历史新航程中开辟辉煌未来,不断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机制分析与实践路径

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背景下,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可以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要素支撑,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出贡献。但是,我国人口也存在着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研究如何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如何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协调,如何健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社会政策体系,研究人口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机制和路径,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培育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人口变化视域下义务教育师资配备的现实审视与应对策略

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构成要素,科学合理的师资配备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为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目标,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义务教育师资配备应注重区域、学科、学段等方面的均衡。测算结果表明:在人口变化趋势下,在教师规模上,2023—2035年义务教育需新增教师约364.13万人;在学科配备上,语数外等学科教师队伍保持基本稳定,新增教师数量较少,而音体美等学科小学阶段需新增教师约224.40万人,初中阶段需新增教师约133.02万人;在学历配备上,义务教育教师以存量提升和增量培养相结合,共需培养研究生学历教师约269.10万人,2023—2030年年均培养研究生学历教师约18.60万人,2031—2035年年均培养研究生学历教师约24.06万人;在教育经费上,师资配备年度总成本峰值约6971亿元,占财政性教育经费8.71%,具有可行性。这一测算结果为义务教育师资配备提供以下启示:坚持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调动各院校的积极性,加强音体美等学科教师培养;注重顶层设计的前瞻性,推进评价体系改革。

人口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深入思考和系统研究了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历史高度与战略高度的新理念新思想。人口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内在联系,高质量人口发展在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提升人民生活质量以及推动社会经济全面进步方面具有关键作用,中国式现代化对于人口高质量发展具有强大的引领作用,二者可以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协同推进。通过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的政策设计,确保人口发展与社会发展目标高度一致,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路径。

人口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必然要求

人口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具有理论逻辑上的统一性,两者在对人口基础地位的认知、对人口发展目标和发展路径的选择上高度一致。人口高质量发展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现实要求,对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中国人口负增长变动趋势正在促使劳动力供给从数量向质量转型,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已经发生改变,质量型人口红利已经取代数量型人口红利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主导作用,所以我们的人口高质量发展战略设计必须与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相适应,必须树立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全新理念,顺应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适应人口发展的矛盾转换,选择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恰当路径,找到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抓手。

中国式乡村社会风险治理共同体的建构机制——基于人口现代化的视角

中国社会转型期,应对复合型社会风险的关键在于建构乡村治理共同体。转变传统治理理念,创新基层治理机制对有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尤为重要。根据乡村社会风险的治理需求及共同体的理论内涵,按照“结构-关系-效能”的建构机制,构建中国式乡村社会风险治理共同体。乡村社会风险治理共同体是通过整合治理资源,激发参与热情,凝聚思想共识,引导风险认知而形成的有机系统。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情境下,从人口现代化视角出发,基于2018年在湖北省20个村和社区开展的“性别失衡社会风险及治理”微观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乡村社会风险治理共同体的建构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治理能力、公众参与、信任和风险感知是基层社会风险治理共同体建构中的关键要素,对治理绩效具有显著影响,并且公众参与、信任和风险感知在机制中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乡村社会风险治理共同体提供了一种现代化国家治理复杂性背景下的简约治理逻辑,对于提升风险治理的公共性和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

构建科学合理的人口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对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文章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特征,从人口再生产、人口素质、人口结构3个维度构建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因子分析法和熵值法的评价结果,运用模糊Borda法对中国内地31个省份2012~2021年间的人口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研究结果表明:人口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较明显的区域差异,呈现“东—中—西”递减的区域分布格局,东部区位优势明显;中西部和东部差距有缩小的趋势,但西部省份排名波动剧烈,东中部省份排名相对稳定;进一步聚类分析显示,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的人口高质量发展水平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模范地区,人口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地区、中等水平地区和一般水平地区分别有4个、10个和12个省份。基于此,提出以下政策启示:人口高质量发展模范地区应积极发挥自身引领示范作用,总结和分享其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经验,为其他地区提供借鉴和参考;高水平地区应深入挖掘区域特质,关注人口再生产、素质和结构的平衡,积极推进现代化建设;中等水平地区要努力寻找新的发展机遇,提升人口高质量发展动力,避免差距进一步扩大;一般水平地区应借鉴模范地区经验,找到自身优势,并注重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